浅说“儿童读经”的教育责任浅说“儿童读经”的教育责任_幼儿安全教育记录100篇
中国幼儿学外语都不是问题,读点儿中国文化经典竟然成了问题?但是,如果不想想儿童为什么要读经,不问问儿童读什么经合适,不知道儿童如何读经有益,不懂得如何教儿童读经,成人不读经只让儿童读经,这就是问题了。
儿童读经不可能是儿童自主选择,只能是成人选择,而且还是成人组织、实施教学、操纵评价的。
说到底,这是个教育事件,教育者(不限学校教师)应当对此负责任。
近年来,儿童读经引发了许多论争,本文不揣冒昧,仅就儿童读经中的几个问题,说说教育的责任。
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以天下兴亡的大事,呼唤平民百姓的责任心。
他认为,天下不同于国家,亡天下与亡国不同,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是政治家的责任;亡天下是指仁义充塞、德风败坏,是每个平民百姓都有的文化责任。
他认为,道德风气浸染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影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道德精神败坏其实是文化根基的败坏,“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那么,文化根基何以兴盛或者衰亡?在很大程度上,这依赖于文化传承的生命力,人们传承自己文化的责任心。
我们讨论的儿童读经中的“经”,是指中国文化经典,它负载着中国文化根基,也负载着中国道德精神。
儿童读经,是从娃娃开始的文化传承,也是从摇篮里开始的道德教育,教育者肩负着传承文化和启蒙道德的责任。
有学者考察世界四大古国的文字演变,发现它们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却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传承。
现在其中三个国家的古文字都消亡了,唯有中国的汉字传承到现今,依然洋溢着笔墨芬芳,显示着它坚忍的文化传承生命力。
那么,汉字记录的华夏五千年文化,文化凝成的中国文化经典,该如何传承下去?在多元文化冲突的现时代,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
儿童们天真无邪,教育者有责任为他们找到合适的路径,铺垫他们的文化根基。
教儿童读经一直拷问着教育者的责任良心:如何在读经中,“润物细无声”地滋养中国儿童们的中国心? 有教育者倡导儿童“亲近母语”,这份责任良心让人感慨,但是也让人滋生出一缕凄楚:中国儿童为什么会疏远母亲的话语?是谁蒙昧了孩子们的童心,诱导他们厌弃自己的母亲?事实上,当代中国的青少年不能写规范的汉字,不能用规范的汉语写文章,读不懂中国文化经典的越来越多了,教育者该负什么责任?有西方哲人说过,两代人不读民族的书就可以毁灭这个民族。
那么,我们有多少年轻人读过多少民族的书?时下有些年轻人写文章,以引用外语文献为时尚,究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是自欺欺人?我们不能不怀疑,他们中或许有人还没读过自家之“玉”,不能正确引用中文文献吧?我们逼迫儿童学习许多东西,唯独置他们的中国文化根基浅薄于不顾,这是否是真正的蒙昧?教儿童读经,哪怕他们一时还不能深懂,但毕竟是本根本土的血脉传承。
二 引导践行的责任。
儿童读经不能深懂,但依然可以悟得一些道理,依照道理学着做人做事,教育者应该负起引导践行的责任。
经典不只是束之高阁的典籍,它是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参天大树,读经的要义是读出它的内在精神,它的鲜活生命力,学可以致用,学可以践行。
我们引导儿童读经,不是要他们“半部论语治天下”,更不是要他们“一举成名天下知”,而是修身、养性、知书、达理的启蒙,礼、义、廉、耻、孝、悌、诚信的启蒙,让他们知道做个中国人的起码的道理。
有些乡里的前辈长者,只读过几年乡塾,但能写规范的毛笔字,能有儒雅的谈吐,懂得“里仁为美”的人际伦理,这不能不让人敬佩。
务实质不能务形式。
就经典本身来说,经典读起来音韵抑扬,阅读起来可能艰涩难懂,这是形式;但经典中蕴涵的道理,教育者必须弄清楚,这是实质,否则就会教儿童死读书。
就读经活动来说,是模仿古人读经形式,讲究古代礼仪,还是采用适合当代儿童生活的形式,讲究当下的礼仪,这是形式;陶冶儿童的中国文化人格,培养他们中国人的德性素质,这是实质。
这其中的道理,类似于孔子用“绘事后素”解释仁义与礼仪。
他说衣服上那些漂亮的花饰(绘)是因为有洁白的底色(素),讲礼仪是因为有仁义。
如今有些读经活动,把这种关系颠倒了,不问是否养育了儿童的仁义之心,只是让儿童穿古代衣服行古代礼仪,这必然异化读经的实质,甚至会产生演绎封建文化的负面影响。
务德行不能务教条。
有种误导是为读经而读经,把读经做成了精英教育的新特长,桎梏儿童天性的新枷锁,人们简单地训练儿童口若悬河地背诵读不懂的经典,让儿童们在人前炫耀他们的记忆力,这实在是在鞭笞教育者的平庸!这里有个责任指标:经典中的浩然之气与读经儿童的日常德行一致吗?如果不一致就是庸俗的教条。
还有种误导是教儿童“做秀”,如读《弟子规》学敬师,读《孝经》学感恩父母,这原本不错,但让儿童模仿古人行拜师礼就太迂腐,泊来洋人的母亲节、父亲节,教给儿童写几句空话感恩父母,则与中国人的孝道太不沾边。
更有甚者,让儿童回家为母亲洗一次脚,为父亲擦一次车,把照片贴在橱窗里,写上“弘扬传统美德”,这是美德吗?教育者难道不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道理吗? 三 选择合适经典的责任。
有一种办法是把零散的经典填充在现代课程框架里,在学科课程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增加儿童读经的内容。
这样选择的随意性较大,教学没有一定的规矩,儿童们只能浮光掠影地接触经典。
还有一种办法是依照古代学子读经的顺序,列出一系列经典,从中精选篇章,组合成基础性的经典精华,单独设置一门读经课程。
这样的办法不随意,也有规矩,但值得疑问的是,当代儿童读得了这种跨跃式精选的经典吗?我们是否考证过古代儿童循序渐进读经的艰难?这种艰难是否正是19、20世纪之交,我们批判读经、废除以读经为内容的考试制度的一个依据?是否也是当下人们质疑儿童读经的一个依据? 不凌节而施的选择。
儿童读经很艰难,古人因此发现了循序渐进的路径,用经典的序和儿童心理成长的序,制约“不凌节而施”的教。
但古今文化环境不同,人们对教育和教学的理解不同,儿童肩负的学习责任也不同,所以当代儿童读经,有个同必不同、不同未必不同的道理,套用古代儿童读经的“序”很可能造成“凌节而施”。
譬如,某小学根据古代“蒙学、小学、大学”的序,确立低年段(1、2年级)为蒙学阶段,学习《三字经》《千字文》;中年段(3、4年级)为小学阶段,学习古诗词、声律启蒙;高年段(5、6年级)为大学阶段,学习《论语》《大学》经典古文欣赏等。
这看上去秩序井然,但是把它放到必须统一实施国家课程、还得应对考试竞争的大环境里,就让人担忧了,低年段是否真能读得懂?高年段是否真能辨得清?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选择。
经典历尽沧桑,儿童读经应当进行去粗取精的选择,但选择还必须尊重历史,去伪存真,不能弄成故事新编。
有些牵强附会的现代解读,我们挡不住它们媚俗成人,但要拒绝它们误导儿童。
所以,选择经典宜浅显不宜艰深,当代儿童能读点儿启蒙经典已属不易。
依照古代读经的“序”来选的话,小学生读读“蒙学”经典就可以了,“大学”经典留给大学生研究生们读比较合适。
如果依照儿童心理发展的“序”来选,也可以让小学生读些古诗词、经典美文。
同时,选择经典宜启蒙不宜精专,能让儿童对古典语文有接触,对传统道德有体悟,对读经有直接兴趣,我们就已经功德无量了。
试图让当代儿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迂腐的浪漫主义想法;如果以培养“国学大师”招摇儿童读经,这不仅有悖于我们的教育目的,也不利于真正的未来“国学大师”的健康成长。
教儿童读经,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中国文化经典中就有许多精华方法,取之于经典用之于读经,不失为一种优化选择。
但值得解释的是,这里同样存在着古今文化的差异性,应用经典中的方法,不可以僵化只能活化,教育者的责任,是要领悟它的方法论思想、它的精神、它的教学之道。
譬如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启发式教学,朱熹“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的读书法,《学记》“教学相长”的学与教的关系论等,如果能悟得其中的教学之道,它们就不仅是源远流长,而且是长流长新的大智慧的方法。
批判继承传统方法。
教儿童读经,如果只是呆读死记硬背,让儿童先囫囵吞下去再慢慢消化,这在古代也是不足取的读书法,所以这从总体上说是不合适的。
可能正是这种不合适的方法,招致了读经蒙昧而非启蒙之论,读经扼杀童真童趣童心之说,论说得虽然有些杯弓蛇影的意味,但就方法而言,这多少是有些道理的。
但值得解释的是,稍有些教育常识的人就该知道,不理解的背诵在儿童生活中一直是存在的,只凭借着经典文字的抑扬顿挫有声有色,儿童们也可能会喜欢读它背诵它。
所以,我们只要不把读经弄成儿童的负担,弄得像背诵圆周率小数点后上千位那样无聊,让他们适当地背诵些经典文字并无大碍。
中国儿童背诵他们的母语经典,这至少比让他们背诵外语经典合情合理吧?小狮子模仿老狮子的吼叫固然嫌早,但比起让他们模仿豹子叫来说,这毕竟还应该算是母语启蒙。
慎重借鉴现代方法。
教儿童读经,当然可以选择现代方法,但考虑到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契合,应该慎重选择,不能滥用。
有人主张儿童读经不能跪着读,不能盲目崇拜,但是还应该补充一句,儿童读经必须敬着读,不可不敬。
教儿童读经要有历史唯物的基本立场,要尊重经典本来的生命状态,尊重历史文化事实,尊敬先贤的道德智慧,否则在启蒙意义上就是失败的。
而我们主张慎重借鉴现代方法,是因为如探究法、发现法、创造性学习等,不适合用来教儿童读经,如果把儿童读经弄成大批判,就违背读经的原意了。
所以教儿童读经典,宁可选择读不懂慢慢体悟,也不能倡导存疑思维,泛滥褒贬,鼓励创新,这可能是个误区,这种读经的方法,比较适合在读高中或大学或研究生以后采用。
激活儿童积极的心理倾向,让读经与他们的直接兴趣与热爱相伴,让读经与他们的求真向善悟美的精神相融,这应该就是教儿童读经的启发式。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教儿童读经应该呵护童心童趣,适合儿童的可接受性,可接受性是读经受益的前提。
选择教儿童读经的方法,应该考虑它的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应该有青少年读经、成年人读经的未来愿景。
五 率先垂范的责任。
教育者的存在就是教育,它比教育者的言说、奖惩有更深刻的影响力。
教育者是儿童身边的镜子,教育的责任、良心、法则,就在这镜子与儿童之间,拷问、鞭策、激励着教育者。
如果说,在儿童读经中,真有一种唯一有效的途经和方法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只能是教育者的率先垂范、以身立教。
遗憾的是在如今的教育中,这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许多教育者经常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识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成人不读经只是想着法儿地琢磨儿童读经,的确有些自嘲意味,那些不厌其烦地向孩子们唠叨读经的人,竟然听不到孩子们心里的疑问:你们为什么不读经? 这是一份悬念的责任。
教育者们有多少知道《五经》《四书》,能够说起《三字经》或《千字文》像说十以内的加减法一样轻松,这让人生出一份悬念。
如果不论那些高校里专门从事中国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的学者,不论那些资深教授,还有多少人研读过《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儿童读经,的确有个“师在何方”的问题。
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正在“百家讲坛”讲《三字经》,敢问时下人文社会学科的博士硕士们,有多少人能教小学生读《三字经》?他们中有多少人读过《五经》《四书》?小学里的语文教师,《品德与生活》课教师,小学生的家长们,有多少人扪心自问无自责之忧?近年来,“从娃娃抓起”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让中国儿童们瘦弱的肩膀,担起了成人们太多的欲望,成人该负些什么责任?如果说体育运动金牌、音乐舞蹈大奖,成人们有借口不能以身作则,那么认真看书学习,成人们也不能躬亲吗?教育者率先垂范,是否是一份有悬念的责任? 这是一份宽泛的责任。
我们在近现代之交批判过读经,但那时的批判者多数国学功底深厚,有些就是国学大师,他们或许言论过激,但负得起那个时代的那份责任。
我们时下讨论儿童读经,是否该把浮躁的心态先静下来,补充些可以担责任的基础?我们倡导成人们读读《三字经》《千字文》可以吗?倡导大学生们包括硕士、博士生们读读《五经》《四书》可以吗?说句异想天开、杞人忧天的话,中国学生考试竞争(尤其是选派出国留学人员)、中国学者、中国教师的职称评定,都考一考中国文化经典可以吗?这至少可以有如下效果:教育者先获得批判或者倡导儿童读经的底线资格,成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育者;教育者先补上中国文化传承断裂几十年的亏欠,让中国文化血脉传承从源头上畅通起来;儿童读经无论是在学校里、在家庭中、在社会办学场所中,都能遇到读过经典的教育者。
【杨启亮,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
江苏南京,210097】 责任编辑/杨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