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七十年”多人谈
文改会改名与国家语委创建。
陈章太（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亟待建设，社会急需发展，人民生活急待提高。语言文字及其应用同这些方面关系密切，所以党和国家领导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主要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加强现代汉语规范化。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字改革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文字改革工作冲击和影响极大，导致文改工作停滞，机构变动，人员离散，特别是匆促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引起社会上汉字使用的极大混乱，使文改会受到社会的强烈批评，无法开展工作，国务院不得不调整文改会领导班子。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副所长，兼《中国语文》杂志副主编。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分管文改会工作，我在语言所任副所长时，因为工作关系，跟他偶有接触。在调整文改会领导班子时，他同吕叔湘先生商议，想调我去文改会工作，吕先生雖感到有些为难，但最终同意我暂调文改会。我到文改会后，负责日常工作。当时交下来的任务是：（一）筹建文改会新领导班子;（二）研究、制订新时期文改工作方针任务;（三）组建一支有较强工作能力和科研实力的骨干队伍，充分发挥文改智囊团作用。在筹建文改会新领导班子时，我们临时班子反复商议、研究，提出3个方案报请乔木同志审阅。乔木同志与中组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商议后，同意第三个方案，即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市政协主席，过去曾长期任中科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的刘导生同志到文改会任主任，陈原、陈章太、王均为副主任，陈章太兼秘书长。委员会由26人组成。1985年12月国务院发文，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国家教育委员会代管。国家语委成立后，拟扩大工作范围，将民族语文工作、外语工作、科技术语工作、人地名工作等划归国家语委管理，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1986年1月，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联合召开规模颇大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各地区都有代表和专家参加。会议制订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讨论了有关的重大问题，如宣布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宣布今后一个时期内汉字不再简化，汉字形体保持相对稳定;组建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文字改革出版社”改名“语文出版社”，扩大出版范围;《文字改革》杂志改名《语文建设》;研究拟订语言文字“七五”规划、制定“八五”规划，大力推广、积极普及普通话;积极促进各省市区及地级市成立语言文字工作机构，支持协助有关部门成立语言学会、协会等，如中国语言学会、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筹）、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等。之后，国家语委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协助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动地方制定语言文字法规;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新时期要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现代化建设，制定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强调指出开展语言文字工作，要紧密联系语言生活实际，讲求实效，为国家、社会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开展语言文字事业国际交流合作及港澳台交流合作等。
文改会改名国家语委，显示了我们国家文字改革方向的转变——从全力加强基础建设转向为改革开放加强现代化、规范化、信息化的建设。我有幸参加这一重要转型时期的文改工作和语言文字工作，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新理论、新经验，为国家、社会发展更好地服务，感到十分高兴和充实！现在我年纪大了，常感力不从心，但只要是为我大半生从事的语言文字事业，我又力所能及，我还会尽力而为！
戴庆厦（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我从事民族语文工作已有67年。70年来民族语文工作走过的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我大都经历过，都有具体而深刻的感受。这里只讲我参加哈尼文创制、推行全过程的体会，介绍一下中国是如何创造性地解决民族语文问题的。
在旧中国，少数民族普遍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有的民族虽有文字但文字不健全。民族地区普遍教育落后，文盲充斥，严重阻碍少数民族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重要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尽快摸清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情况，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为文字不健全的民族改革、改进文字。
1956年6月，全国拉开了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和为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改进文字的帷幕。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共同领导，一共组织了有700多人参加的7支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分赴全国各地工作。我被分配在第三调查队，主要做哈尼语调查和哈尼文创制工作。
哈尼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溪地区、普洱地区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哈尼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没有文字。前人的哈尼语研究成果很少。
工作队出发前，先在北京进行了3周的培训，结业时还在中央民族学院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吴玉章同志做了报告，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到会场祝贺。总理亲自来到民族语文培训班结业典礼上看望学员，半个多世纪以来成为民族语文工作的传世佳话，鼓励着民族语文工作者努力做好民族语文工作。
培训班结业后，我就到了昆明，进入哈尼语工作组。全体组员先是编写方言调查大纲，然后分赴红河州各县、思茅专区、西双版纳州有哈尼族分布的地区调查哈尼语方言。我们每到一地，都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入了解哈尼族社会、文化、生活、语言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甘苦以及对创制本族语文字的渴望和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了解了哈尼族方言、土语的特点及差异，写成了《关于哈尼语方言划分及创制哈尼文的意见》，提出了创制以哈雅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绿春大寨为标准音的哈尼文的方案。我们将方案提交到1957年3月在昆明举行的“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上讨论。我记得来自各地的30余名代表，满怀激情地对创制哈尼文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哈尼语工作组提出的解决哈尼族文字问题的意见。他们为自己能够当家做主地参加创制自己的文字的讨论而感到由衷地高兴。
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公布。为了方便哈尼族更好地学习汉语文及普通话，我们决定哈尼文的设计必须尽量与《汉语拼音方案》靠拢，但也要重视哈尼语的特点。
哈尼文设计出来后，经省委决定，我们在哈尼族聚居区的元阳县开办了有500多人参加的哈尼文培训班，学员主要是小学老师、生产队会计、秘书等。经过两周左右的学习，学员们大多能够用哈尼文拼写哈尼语。有些学员还用哈尼文写出了自己的感想用大字报贴出。之后，我们又分赴元阳、绿春、红河、金平等县开展群众性扫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各县都有部分群众脱盲，成为识字人。
为了配合群众扫盲，我们还与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哈尼族编辑一起，突击编出了一些哈尼文读物，有《哈尼文拼音读本》《哈汉对照小词汇》《哈尼族民歌选》《各族民歌选译》《怎样养牛》《怎样养猪》《云南小春增产十大措施》等。
广大哈尼族群众衷心感激党和政府为他们创制了哈尼文。他们说：“我们哈尼族世代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有在新中国，才有可能有自己的文字。”哈尼文标准音点所在地的绿春大寨，还立了一个刻有“哈尼文标准音点”的石牌，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党和政府的恩情。
事实证明，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开展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以及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改进工作，成绩巨大，有着深远的正能量影響力。中国首次对全国17个省、自治区的5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改变了过去对中国语言文字朦胧的认识状态。我们一共创制了14种少数民族拼音文字。这些举措受到全国各民族的拥护和欢迎，推动了民族大团结。
汉语言文字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起点。
陆俭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1955年10月，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举行了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会议，一个是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10月15～23日），另一个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举办的“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10月25～31日）。这两个会议做了3件大事：一是制订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二是讨论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规范的共同语，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三是建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早日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两个会议的成果很快得到了具体体现：（一）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二）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三）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上述3项内容都写进了周恩来总理1958年1月10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所做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足见中央对汉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视。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就立即抓语言文字工作呢？要知道，当时新政府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烂摊子，在四亿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了将近90%。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国家难以迅速改变贫穷的面貌，更难以实现工业、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所以，积极开展扫盲运动，大力普及文化教育，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要扫盲，要普及文化，就需要克服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那障碍是什么呢？虽然汉字跟汉语的关系极为和谐，由此确保了汉语在长期的发展中能稳定地延续，不被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并对维护汉语的一致性，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对形成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都立下了丰功伟绩;然而，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我们也必须看到：（1）汉语方言复杂多样;（2）汉字异体字繁多、笔画繁复，表音性能很低。这都有碍正常交际，更不利于广大民众的识字扫盲，对普及文化也带来一定的困难。两个会议的三大重要成果对当时的扫盲和普及文化等工作，无疑是及时雨。从此以后，普通话在全国推广，至今普及率已经超过70%，而且已法定为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简体字和汉语拼音也对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一进程中，人类社会也进入了网络化、全球化、智能化的信息时代，语言文字的重要性，特别是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的要求日益突出。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也进一步走上了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道路，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却顾所来径”，两个会议的那三大成果无疑是汉语言文字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起点。
这三大成果对汉语走向世界，也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2013年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构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需要语言铺路搭桥，需要语言作为打开沟通理解之门的钥匙，作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因此，全球范围内必将会兴起更为广泛的学习汉语的新高潮。可以预见，普通话、简体字、汉语拼音都会在推进全球范围的汉语教学中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时，我还是一个刚进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60多年来我逐渐成为一个从事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语言学工作者，并已进入耄耋之年。回头看看，那两个重要会议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汉字信息处理到自然语言处理。
冯志伟（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早在1956年，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就被列入中国科学工作的发展规划，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翻译规则的建立和自然语言的数学理论”，在国家规划的层面，正式启动中国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
电子计算机是西方人发明的，使用西文打字机键盘。而用电子计算机来处理汉字，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就要解决汉字的代码化、数字化以及汉字输入输出计算机的问题。
因此，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探索和实践。1968年研制成汉字电报译码机，7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研究课题，叫作“七四八”工程。接着，中国开始广泛应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存储器和成套的微处理机芯片，为汉字输入计算机提供了物质条件，研制成了一些新型的汉字输入设备，并配制成各种应用系统。70年代估测出汉字的熵，80年代制定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国家标准GB2312—80），采用双字节对6763个常用汉字进行了编码，实现了汉字的代码化。接着，又制定了第一辅助集（GB12345—90）、第二辅助集（GB7589—87）、第三辅助集（GB13131—91）、第四辅助集（GB7590—87）、第五辅助集（GBl3132—91）。其中，基本集和第二、第四辅助集是简体字集，第二辅助集收简体字7237个，第四辅助集收简体字7039个，三个字集一共对21034个简体字进行了编码;第一、第三、第五辅助集是繁体字集，分别对应基本集和第二、第四辅助集中的简体字。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1984年开始研制《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即ISO/IEC10646），1993年公布了该标准的第一部分（体系结构与基本多文种平面），在UCS的表意文字部分，共收汉字字符20902个。这些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研制实现了汉字的代码化、数字化，有力地保证了汉字输入研制的顺利进行。汉字输入的研制成果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