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旅途

岜沙的树。

贵州岜沙苗寨,是以枪出名的。据说,当年政府在禁猎缴枪时,岜沙人死活不肯交,颇有人在枪在的架势。最终,政府考虑到岜沙人的特殊情况,破例同意他们保留枪支,但不准打野生动物。于是,岜沙便有了“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的美誉。

不过,听一位持枪的岜沙人说,其实,早在10多年前,他们就无猎可狩了,如今以种植水稻、果树为生。特别是岜沙成为旅游点后,鸣枪无非是为了迎宾和谢客。换句话说,现在的枪,对于岜沙人而言,成了博取游客好奇心的道具,已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

但在岜沙,倒是有一样东西,仍然保持着其独特性,那就是那里的树。

提到了岜沙的树,得先说说“岜沙”这个地名。据说,岜沙苗族没自己的文字,所以“岜沙”这个名字是外界赋予的符号,在苗语中指“草木繁多的地方”。确实,也挺名副其实的。因在岜沙的各个村寨里,到处林木茂盛,古树参天,绿色葱茏,恍如一个树的世界。

假如岜沙地处深山老林,也就不足为怪了。但奇异的是,岜沙的海拔不高,只在480米—660米之间;距离县城也很近,仅仅7公里,若要套用一句楼盘广告语,“紧邻闹市,坐拥城市繁华”便是不二之选。那为什么这么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能保持如此优良的生态环境呢?

这与岜沙人对树的敬畏密不可分。经景区解说员——岜沙本地人介绍,在他们岜沙,每出生一个孩子,家里人就会为他(她)种下一棵树;当他(她)去世时,那棵树便用来制作他(她)的棺材。死者下葬后,不留坟头和墓碑,但要在坟上栽一棵树,后人就到那棵树去吊唁他(她)……他们相信,人死了灵魂会附着在树上。

所以,在岜沙是不能随便砍树的。为了确保对树木的保护,他们甚至只允许肩挑出售柴薪,禁止车辆到岜沙购买,并在村规民约中严厉规定:如果有人偷伐风水林、棺材木、建房木,除了退赃之外,还要罚三个“120”(即罚120斤米、120斤酒、120斤肉),情节严重的交司法机关处理。

在岜沙采风期间,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与其他地方相比,岜沙人的生活,还是那么贫穷,就说那些礼仪队的女孩子,大的应该不到20岁,小的估计十三四岁,可她们已经失学或辍学在家,靠着零星几场演出谋生。我甚至还碰到一位老汉,60岁出头的样子,弓着腰,伸着枯瘦的手,缠着游客乞讨。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利用遍地的树,作为发家致富的源泉。可不是吗?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为了利益,可以背叛信仰;为了利益,可以出卖灵魂;为了利益,可以坑害他人;为了利益,可以丧尽天良;为了利益,可以弄虚作假;为了利益,可以欺师灭祖;为了利益,可以祸及子孙。

然而,岜沙人没有那样做。他们坚持以树为图腾,宁可固守着贫穷,也不愿放弃那些传统,以致在村寨通向县城的公路被修通近半个世纪后,公路两旁的山坡上依然浓荫蔽日、楠竹成片、枯藤缠树、松涛怒号。难怪著名学者余秋雨在游玩之余,慨然题写了:人即树也,生命长青。

游罢岜沙,已近黄昏,作为一种仪式,岜沙人鸣枪谢客。但笔者认为,对于岜沙来说,与其强调“枪”的特色,不如提炼“树”的内涵。虽然岜沙的树,从表面上看,没有奇特之处,但它是那么神圣。至少在笔者眼里,它不再是一棵棵树,而是一份份信仰。而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里,它耸立在那里,显得如此高大,令人肃然起敬。

重建被摧毁的“圣楼”。

沿着古榕参天、垂竹倒映的都柳江,驱车进入贵州省从江县城,便望见一座耸立于宽阔广场的多角形建筑。它奇特的造型和恢弘的气势,吸引了我和同行者的目光。在县城安排好住宿,见还没到晚餐时间,我们中的某几位,出于对那座建筑的好奇,便结伴前往参观。

那座建筑,就建在广场中央,为密檐式29层重檐,八角攒尖顶木结构,双层楼冠,雕梁画栋,异常精美。笔者通过跟前的牌示了解到,它名为“从江鼓楼”,是目前中国最高的侗族鼓楼,素有侗乡“第一鼓楼”的美誉。

随后几天,我们在黔东南采风,每到一处侗寨,都可看到少则一座、多则四五座的鼓楼。这些鼓楼造型别致,底部多为四方形,楼顶呈多角形状,层数均为单数,三五层以至十五层不等,高达4~5丈,飞阁重檐,形如宝塔,巍峨壮观,是全寨最“豪华”的建筑。

听当地人说,鼓楼,在他们侗寨,被喻为“遮阴树”,村寨里若没有了它,意味着失去了凝聚力,不会发达兴旺。由于鼓楼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对它的修建便成了建寨的首要任务。于是,侗族有了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建寨,必先建鼓楼;有寨,先得有鼓楼

而据导游介绍,鼓楼有7个用途:一是侗寨的标志;二是侗族族姓的标志(如肇兴五个房族五座鼓楼);三是侗族群众休闲的场所;四是年轻人社交的场合;五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六是集会议事的重地;七是传递信息或报警的工具(登楼击鼓,故称“鼓楼”)。

这也就是说,鼓楼这种深深扎根在侗族所生存的土壤中,侗语被称之为“堂卡”或“堂瓦”的建筑,已贯注了这个民族应有的思想观念、文化意识、审美艺术、科学水平和生活习俗等内容,它不仅是全寨政治、文化、娱乐和社交的中心,更成了侗族人民希望和精神的寄托。

看着这些造型古朴的鼓楼,笔者好奇地问导游:“这些鼓楼应该建了很久了吧?”导游沉思了一会,如实相告:“大多数是新建的。”笔者顿时迷惑了,忍不住问:“不是说从有侗族村寨的时候起,就有鼓楼了吗?”导游不无遗憾地说:“那些老的鼓楼,在那个年代大多数被毁掉了。”。

笔者听了,心头一颤!鼓楼,可是侗族的“圣楼”呀!不过,俄尔也就想通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凡是一切传统的东西(思想、文化、风俗、习惯),都被冠以“旧的”、“腐朽的”和“反动的”,大肆而彻底地进行“决裂”和“清除”。鼓楼,自然也就未能幸免了。

而如今,告别了那个疯狂的年代,一座座鼓楼重新拔地而起。在采风期间,因正值寒冬时节,我们每路过一座鼓楼,总见楼底聚着一群侗民,坐在宽大而结实的长凳上,围着一个圆形大火塘取暖聊天。而在榕江县宰荡村,我们还聆听了一场侗族大歌,那“呀罗耶,耶罗嗬!”的应和声,洋溢出无边的欢乐。

鼓楼是被重建了,可那些摧毁的信仰呢?

如果说,政治有好坏之分,坏政治可以腐蚀信仰的根基,那么好政治必定能促进信仰的重建。而在当前这个信仰严重缺失的时代,我们的政府是否应该积极地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和推动整个社会往良性方向发展,在每个人的心头重建一座“圣楼”,让它引导我们的精神乃至整个生命,朝着真、善、美的神圣价值尺度开放?

灵魂的指向。

在贵州黔东南采风期间,我听到了不少关于苗坟的传闻,说,苗族自从施行土葬以来,一直采用横葬式,即仰身直肢葬,头向一律朝东,葬时只封土不垒石,也不用墓门。又说,在苗族的观念中,其祖居地是在太阳升起的东方,死后只有将头枕东方,才能回归祖先的发源地,与列祖列宗一起团聚。

虽然,在采风的那几天里,我未曾看到任何一座苗坟——也许坟墓是令人忌讳之处,除了伟人、名人和烈士的,其他的都不在参观之列,但那些关于苗坟的传闻,却扎根在了我的记忆里,不时地感动着我。

记得,在来贵州采风之前,当我看到日程安排里有好几个苗寨,便对苗族的历史做了一番“功课”,了解到苗族在古代,曾是一个人口众多的部落,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因而不断受到统治阶级的征讨和清洗。他们为了避免灭族之灾,从黄河流域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多次大规模向湘、向黔、向滇迁徙,颠沛流离,逃遁于高山深谷之中。

确实,我们涉足的那几个苗寨,像雷山的西江、朗德和从江的岜沙等,那些村寨虽均以秀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闻名,但都深居高寒边远的山区,如果徒步前往,没有几天时间,根本无法抵达,就算是驱车,也要花费半天,而且道路蜿蜒曲折,行驶其间,若稍有疏忽,便会坠身峡谷深壑。

同时,那些旧时苗人为了自保其全,除了凭险而居占据易守难攻的地形,还将村寨修筑得无比险峻。当我们在那些苗寨游览时,无不发现那里的道路曲折复杂,小巷颇多又互相可通。进了寨门之后,忽儿右弯,忽儿左转,宛如进入了八卦阵。要是没有导游引路,很可能迷失方向,真可谓进去容易出来难。

而且,不仅如此,经《苗族古歌》记载,苗族原本是有自己民族的文字的,但他们的先民们为了逃避战争和朝廷的追杀与民族文化迁徙秘密等易暴露于敌人,不得不将文字焚烧、抹去。当仅有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去世后,他们民族的文字也就随之消失,徒遗留下那些绣在衣服上的符号。

毋庸置疑,诸如苗族这般灾难深重的民族,不仅在中华民族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世界2000多个民族中也是极为罕见的。难怪,澳大利亚著名民族史学家格迪斯在《山地民族》中会如此写道:“世界上有两个灾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服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

然而,纵然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沧桑,苗族人却依然没有放弃“回归”的信念。相对于汉族一般自认为炎黄子孙,他们则持续地以蚩尤为祖。而蚩尤这位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长,据传本来居住在黄河流域,由于被华夏族所败,被迫迁徙至今天的贵州和湘西、鄂西南等地区。为此,苗族人便将“尚东”作为了一种信仰

至今,他们一直保持为死者指路的习俗,指向为东方之泰山,有的还用竹片编一竹架谓之阴马,置于正堂,将死者平躺在竹架上,意为祖先的发源地在遥远的东方,死者要骑马才能走得到。而这种“尚东”的文化,除墓葬方式外,在重大节日中也有反映,如在从江岜沙,一年一度的芦笙节上,他们的芦笙舞,总是面向东方倒着走。

行笔至此,我仿佛看到:在苗族居住的大山里,一座座苗坟相继洞开,无数颗逝者的灵魂,化成了成群结队的大鸟,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飞翔……这样一幅幻化的景象,在这个“信仰的缺失,令灵魂无处安放,需要皈依的灵魂在寒夜里飘来飘去,找不到方向”的时代里,于我看来是那么壮美,以至于震撼了我整个心灵。

作者简介: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1972年出生于绍兴,现居杭州。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发表、转载作品,曾荣获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优秀短篇小说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阳光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和荣登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已出版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随笔集《行走的写作者》和长篇小说《城市蚂蚁》《逃往天堂的孩子》等8部专著。有3部小说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其中《狗小的自行车》荣获国家广电总局第8届数字电影百合奖优秀儿童片奖等3项大奖。 相关热词搜索: 旅途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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