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赋、比、兴到兴、比、赋
周怡。
摘 要：钟嵘在《诗品》中将“兴”置于首位，并作出新解，同时强调三义兼备，是对传统“比显兴隐”、“重赋轻兴”的纠正，其去经学（诗教）化的立场是十分显著的。此举与其滋味说诗学主张、魏晋玄风，以及试图使诗歌摆脱政教藩篱的目的密切相关。与经学思想笼罩下的汉儒诗学相比，钟嵘“诗三义”是在传统“诗六义”语汇范畴内，受齐梁文风影响，于经学领域所进行的一次意义的突破。
钟嵘的《诗品》是魏晋时期一部诗歌理论的批评专著。在《序》言中，钟嵘改变传统诗三义赋、比、兴的顺序，把“兴”放在首位，并对其作出“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新解释，与传统儒家诗教观中的“兴”迥然不同。考察钟嵘诗学思想及其成书背景，可以发现钟嵘兴、比、赋的提出与解释是对传统“六义”的继承和突破。
钟嵘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1]《夷门广牍》、《砚北偶钞》、《历代诗话》等本子均作“故诗有三义焉”，但后代一些本子又作“故诗有六义焉”，于是有了“三义”与“六义”的争论。其中主张“六义”说的有车柱环、杨祖聿以及曹旭等人。他们认为钟嵘举“六义”而仅谈及“三义”，亦博言之耳。诗六义作为历来被沿用的传统诗法准则，钟嵘没必要进行突破，其他众多《诗品》本子作“三义”，都应当视为讹文。但因为钟嵘在下文仅仅只解释了兴、赋、比三者，所以后来部分本子又将“六义”改作为“三义”，主张“诗有三义”说，古直、王叔岷和路百占为其中代表，他们认为“诗有六义”的主张显然与“三曰”有矛盾，而且下文还提到“弘斯三义，酌而用之”。与六义明显不符。
统观《诗品》，钟嵘确实要树立自己的诗学主张，在序中已经改变了赋、比、兴的传统顺序，同时还对三者作出新的解释。既然在顺序和释义上都做出改变，那么改“六义”为“三义”也合理。并且钟嵘在著述引用时，往往根据自己表意的需要来引述，而非照搬，比如钟嵘引述《论语·阳货》时只引用了“诗可以群，可以怨。”[2]这里无疑与“三义”说有相似之处。除此之外，部分明清人所引时也多作“三义”，如王世贞、李东阳。总之，钟嵘的“诗有三义焉”与下文对兴、比、赋的阐释再到“宏斯三义”一脉相承，行文连贯，以“三”为“六”应该是后代学者的讹文，拘泥于传统“六义”说所改。
二、从赋、比、兴到兴、比、赋。
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与风、雅、颂称“六诗”。当时被视为六种平行并列的诗体。随后《毛诗序》从教化讽谏的角度提出“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3]这里与“六诗”顺序完全一致，但是只解释了风、雅、颂。郑玄对“赋比兴”的解释历代影响力最大，但最早做出解释的是郑众，郑众释为“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4]即借物来打比方和寄托意旨，偏向于艺术性的解释。而郑玄注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5]在这里，郑玄以经学家的眼光，把赋、比、兴同政教善恶联系起来，“赋”铺陈政教善恶，故美刺并用，“比”即借事物委婉地讽刺时政，“兴”是以某物含蓄地赞美时政。从政教美刺的儒家观点出发，给赋、比、兴蒙上一层政教的工具面纱。
随后挚虞也对赋、比、兴进行了界定，但几乎沿袭汉儒的解释，只是将“有感之词”来定义“兴”，稍有新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诠赋》、《比兴》两篇专文来讨论赋、比、兴。刘勰释“赋”为“铺也，铺采攡文”，“比兴”则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6]与郑玄的解读较为相近，明显有受其之影响。刘勰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对比、兴的性质作了“比显兴隐”的界定，“比”是明喻，“兴”是隐喻，对此黄侃认为“彦和辨比兴之分，最为明晰。”[7]不过，仍沿用汉儒“六义”的经学立场，注重比兴的美刺讽谕意旨，未脱离政治教化的藩篱。
唐人对赋、比、兴的解释最具开创性意义的是孔颖达，其在《毛诗正义》中不仅对“六义”做出了“三体三用”的划分，还探讨了“六义”的顺序。他以体用来分释六诗，认为风、雅、颂是“诗之成形”，赋、比、兴是“诗之用”。此外，因为“风是王化之本，四始之首”所以排第一，而赋、比、兴是完成“风”的方法，所以居其后，“雅”、“颂”作为诗体，也需要赋、比、兴这样的手法。又因为“赋”是直辞，“比”显而“兴”隐，所以是赋、比、兴的顺序。其中“赋”、“比”与郑玄的解释大致相同，但“兴”的解释注意到了“兴”的诗教功用以及“兴”作为表现手法的特点。他的解读，可视为对传统赋、比、兴阐释的继承和开拓。皎然在《诗式》中将“比兴”释为“取象”与“取义”，这种说法突出强调了比、兴二法在表现对象上各自的特点。
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也对赋、比、兴做出了解读，“比”即打比方，譬喻，“兴”即由某物引起所要表达的意旨，“赋”即铺陈、叙述之意。朱熹的表达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兴、比、赋在表现手法上各自的特点，也比较贴近纯艺术的解释，历来为人沿用。此外，宋人李仲蒙还从“情”与“物”的角度分别解释了赋、比、兴的不同用意。上述對于赋、比、兴的解释，总体上延续《毛诗序》诗教美刺的思路，在顺序方面大都保持赋、比、兴的排序，或以专篇形式单列，无顺序可言。而在赋、比、兴或者是诗六义的流传过程中，可视为一个突破点的是钟嵘的“诗三义”说。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8]首先，钟嵘以“兴”为首，将“兴”与“赋”倒置，这一做法史无先例。除此之外，钟嵘从审美接受的角度将“兴”释为“文已尽而意有余”，与传统儒家诗教观中的“兴”迥然不同。这里“兴”的概念是与其“滋味说”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有了“兴”的存在，诗歌作品才会“有滋味”，可以说“兴”与“滋味”是相辅相成的。“比”是“因物喻志”，借物喻志，选择某物来表达抒发作者的情志。而“赋”是“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这里的“寓言”是指寓托或凭借于语言，即“叙述描写”之意。除此之外，钟嵘还主张赋、比、兴三者并用，他认为只有三者活用，才能使诗达到“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最高境界。总之，钟嵘对“赋比兴”的解释、排序以及主张三者的活用，都从自己的诗学主张出发，力图在传统的基础上，对“赋比兴”做出新的尝试。
钟嵘不仅只对“兴比赋”进行解释，并且重置其顺序，统观其诗学思想及成书背景，此举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结果。首先这一主张显然与钟嵘“滋味说”的诗学主张有关。钟嵘论诗主张有“滋味”，《诗品》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9]而有“滋味”，在于其描写客观事物生动形象而又感情饱满，境界活现，因此需要“三义”并用，达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诗之至”境界。“滋味”所代表的艺术境界与钟嵘所要求的“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兴”的表现美感是相吻合的，因此他首推“兴”显然是与其诗学主张一脉相承。其次，该主张还与魏晋玄风有关，魏晋玄学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风气，玄学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周易》，《南史·钟嵘传》说钟嵘“明《周易》。”[10]被玄言化的《易》乃是钟嵘家学，玄学讨论的关键点涉及到“言意之辨”。而“言意之辨”最早出自于《周易·系辞》，历来认为“意”可以通过“言”来进行体悟。钟嵘深受当时风行的玄学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他将“言”与“意”之间这种巧妙的关系运用到对诗学语言的要求，“言”、“意”之妙化为诗之“滋味”，进而提出他对“兴”的主张，诗要有滋味就要追求言外之意，显然，这是与当时魏晋主流的玄风相契合的，可以说这是“言意之辨”在钟嵘诗学中的变相体现。
最后，钟嵘将“兴”置于首位并作出新解，也有出于使诗歌脱离政教藩篱，寻求诗歌对人性陶养的趣味性与情感性回归的目的。钟嵘在《诗品》中提到诗歌能“陶性灵，发忧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11]同时在《诗品》中他也将“三义”与“情”与“物”联系起来，受万事万物所激荡的感情势必要通过诗歌来表达，因此五言诗要活用“兴比赋”，使诗歌“指事造形”、“穷情写物”。在这里，“兴、比、赋”是主体情感寄托表达的媒介，显然与汉儒将“赋、比、兴”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载体有所不同。“文已尽而意有余”不仅是创作主体对诗歌整体韵味的要求，同时也从接受者的角度对诗歌审美效果进行反馈。总的来说，汉儒是从官方政治立场出发，把“赋比兴”的同“政教善恶”联系起来，钟嵘则是在多重因素冲击下，把“兴比赋”的运用同情感以及诗歌的审美效果联系起来，是对儒家诗学功用论的一种反拨。
四、结语。
综上所述，钟嵘的“诗三义”说是在“诗六义”的基础上，截取“六义”之三，有意颠倒其顺序，从而与《毛诗序》立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儒家诗教观点。从“赋、比、兴”到“兴、比、赋”，一是顺序的颠倒，二是释义的变化，由政教美刺到物感审美，钟嵘的“诗三义”观几乎摆脱了汉代政治性阐释的影响，突出“兴、比、赋”在诗歌创作中作为艺术表现手法的方面。总之， 钟嵘所推举的“诗三义”是在齐梁文学风尚影响之下，对传统诗学法度的反思与突破，而在“诗三义”的具体剖析中，也得以呈现诗学理论与经学思想之间的关联性与复杂性。
参考文献：
[1]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
[2]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
[3]（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0：271.
[4]（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0：796.
[5]（清）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诗正义：卷一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0：796.
[6]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70—330.
[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74.
[8]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
[9]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
[10]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1.
[11]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