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与冲突：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的互鉴互补
摘要：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料库语言学均以外化自然语言为研究对象，强调语言的社会文化属性，探索语内、语外因素对意义表征的制约作用。虽然两者所用术语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其语境语域思想是兼容相通的。在词汇与语法关系问题上，其都尝试以连续的方式将词汇和语法统一起来，但分别以精密度与型式概念构建了语法优先与以词汇为中心两种相对立的语言描述模式，分歧较大。两者之间的兼容与分歧造就了其在语篇语义研究中的互鉴互补潜势与作为空间。
中图分类号： H030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3009506。
一、引言。
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简称CL）是当代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融合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基于弗斯语言学（Firthian Linguistics）理论，借助计算机手段对巨量的真實语言信息进行高速检索、统计与呈现，强调以数据与实证方法揭示自然语言的使用规律及其所传达的意义、功能乃至意识形态[1]1。同样在弗斯语言学传统上发展起来的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at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简称SFL），也以社会生活中自然发生的语言为研究对象，注重考察真实语言的使用频数与概率的统计学意义。但二者在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给二者带来了分歧与冲突，同时也造就了二者之间的互补潜势。近年来，不少SFL学者依据自身学科范畴理论对语料库进行标注，以获取特定语言项目的复现频数统计数据[2]，或用词表与索引软件识别语篇中的及物性过程、参与者、共现文本等信息[3]。也有一些SFL学者把CL在词汇与短语学领域的突破性发现融入其研究之中，如构建计算机模型[4]、探索词汇—语法间的互补性[5]。同时，CL研究者也已发现，SFL所构建的系统化范畴对描述CL核心术语的局部语境共现（cotext）特别适用[6]，而且能为CL探寻意义型式提供理论基础。
在系统功能语法日趋成熟而语料库语言学蓬勃发展的当下，SFL与CL研究活动之间相互交叉，互为己用的学科互动态势愈加明显。本文旨在阐述SFL与CL在语境、语域与词汇—语法关系两个问题上的认知异同及其之间存在的互鉴互补性，以加深人们对两种理论及研究路径的认知，更好地服务于语言研究及实践应用。
语境即语言使用环境，其研究始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他首次提出 “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与“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概念。其后，英国语言学家弗斯（Firth）注重探索语言符号与“情景语境”之间的关系，补充了语言因素对话语的影响。后来，韩礼德（Halliday）在前二人理论基础上引入“语域”（register）概念，统称语言使用场合（语域）的三变量，即语场、语旨和语式。在语境、语域问题上，SFL与CL关注的内容大体相同，二者都认为语域变体的关键在于语言资源的选择。针对语篇（语篇集群）的语言实现模式与其语境之间的对应关系，SFL与CL均提出了明确的理论构型，但其研究活动却无交叉与借鉴，然而其研究发现又是一致的。
语境是SFL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在语境问题上，SFL继承、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与弗斯的传统，视语言为多层次符号系统，强调语词意义的非孤立性、非固有性，注重从社会文化角度诠释语言意义，认为语义系统的选择受语境制约[7]35。在语境、语域研究上，SFL最显著的成果就是构建了语境语言模型，即语境层面的语域三变量（语场、语旨与语式）与实现语言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的语言选择系统（拼音/书写、词汇语法与语篇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模型。根据该理论模型，语言层面外的语域三变量，以语言三大元功能为接口，与语篇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与语篇意义以及它们在词汇—语法层面的资源实现之间形成了一一对应关系。其中，语境与语言之间的匹配是双向的，即语境决定语言，语言识解语境。因此，对韩礼德而言，语域是调节社会与语言之间的界面，处于社会符号语言系统的中心。语义不是单纯的语法句子总和，而是语言与语境的交叉。
语境概念对CL的确立与发展也至关重要。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伦敦学派创始人弗斯借鉴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意义即使用”的语言哲学观创建了“语境意义论”（contextual theory of meaning）学说。在弗斯看来，“研究语言应该基于来自语境中那些典型的、反复出现的，以及可重复观察到的完整话语事实……作为语境一个组成部分的语篇以及词语在该语篇中形成的语境模式（contextual patterning）都共同对该词语的意义起决定性作用”[8] 。其后，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CL的先行者辛克莱尔（Sinclair）提出了构建词汇拓展意义单位的工作模型，即“3C2S”[9]。其中，“3C”指从核心词（core）出发，通过其语境共现获取其与周边词语的典型词汇搭配（collocation）和类联接（colligation）；“2S”指基于前两层分析而归纳核心词的语义偏好（semantic preference）与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两个更高层面的共选模式[10]。在此问题上，后来比伯与康拉德[11]6提出了一个更常识化的理论假设，即语境驱动文本的语言特征及其复现频数。无论是“意义即使用”“语境意义论”，还是“3C2S模式”，其核心思想都是透过语言使用中的语境来探究语言意义。斯塔布斯（Stubbs）[12]认为，CL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语境理论。在斯塔布斯看来，CL的“语境”概念包括水平轴上或组合关系中的局部共现语境（cotext）与垂直轴上或聚合关系中的互文语（intertext）两个维度。由此可见，CL强调的“语境”是语内的共现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