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综述
摘要：在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新时期发展的核心战略背景下，我国政府大力投入研发，支持创新，政府补贴对创新的效果也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点。
目前理论界围绕政府补贴对创新效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遵从两条主线：一方面是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涉及两条主线的研究结论均出现不一致，且随着研究的深入，该领域研究热点逐渐由该不该补贴过渡到政府补贴在何种条件下才会对企业发展产生更优的正向效果。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创新绩效 一、 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增长由以往的粗放型经济、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正日益加强，技术的持续进步与创新发展将逐步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但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存在着明显的正外部效应，降低了企业对研发投入的热情，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纠正这种市场失灵（Arrow，1962）。
国际上，各国政府普遍采用补贴的方式来降低这种技术外溢给企业带来私人收益损失，以创新补贴政策来鼓励私人企业提高研发投入（Aschhoff，2009；Ozcelik et al.，2008）。
总览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影响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探究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到底是促进提高还是阻碍降低。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一直是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张杰等，2015）。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结论。
Scott（1984）以437家企业为样本进行的研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是正相关。
Kris等（2004）以比利时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研究发现，与没有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企?I相比，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在私人研发投入方面会投入更多。
Tadahisa（2005）以223家日本高科技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研发投入，也提升了企业研发绩效。
程华等（2008）采用浙江省民营科技企业数据为样本，发现补贴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
Aschhoff（2009）以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频繁获得补贴的企业会提高私人研发投入。
李平等（2010）探讨了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我国的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投入不存在挤出效应。
Catozzella等（2011）以意大利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
王遂昆等（2014）发现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补贴刺激了企业对研发创新的投入。
游达明等（2014）构建了“补贴―研发―生产”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在不同博弈合作模式下，企业生态基础创新研发投入与政府最优补贴政策的关系。
研究发现，研发补贴不会产生“排挤效应”，研发补贴能够提高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且政府最优补贴能够使生态技术创新同时提高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
杨向阳等（2014）研究了政府支持对知识密集型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能显著提高知识密集型企业研发投入，但存在一定程度低效率。
改善创新的公共环境可以帮助政府补贴更好的发挥作用，当企业创新的公共环境得到改善时，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得到了显著提高。
孙早等（2015）发现政府补贴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
赵玮（2015）以2006年～2013年以435家战略新兴产业企业为样本，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政府研发自主与企业研发投入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四分之一的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作用大于融资约束的负向作用。
陈远燕（2016）采用国泰安数据库中2005年～2007年20万家非上市公司企业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政府财税激励政策可以补充企业研发投入，而且政府补贴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研发投入。
刘素荣等（2016）以2010年～2014年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增加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
Wallsten（2000）的研究显示，即使没有政府补贴，企业也会对研发进行投入，而政府的SBIR计划没有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
Saul等（2002）采用以色列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为样本，发现政府补贴会对大企业的研发投入起到负面作用。
Kaiser（2006）研究认为，政府补贴很可能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阻碍企业的创新互动。
Holger等（2007）以爱尔兰的工业部门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私人研发投资的关系，发现政府对企业的大额度补贴会挤出企业私人研发投入。
郭晓丹等（2011）从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创新成果两个角度研究了政府补贴度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
在研发投入方面，认为政府补贴不能有效解决企业研发资金不足的问题，补贴也不能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Thomson（2013）采用25个OECD国家数据为样本，发现政府补贴无法提高企业研发投入。
翟海燕等（2014）从长期和短期的角度研究了政府科技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在短期中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十分微弱。
从长期来看，政府补贴则没有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并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政府补贴在刺激企业私人研发投入方面效果欠佳。
汪秋明等（2014）以80家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02年～2011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政府补贴与企业行为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战略新兴产业中政府补贴的有效条件和影响因素。
研究显示，尽管对新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来说，政府补贴能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就总体来说，政府补贴对战略新兴产业企业研发投入并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这种无效是由于监管困难和惩罚力度不足造成的。
杨晔等（2015）以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政府直接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挤出”效果，两者关系显著负向关系。
吴俊等（2016）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产品与工艺创新。
近年来，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由“挤入”与“挤出”效应的矛盾对立，逐渐过渡到两者的非线性关系研究，此类研究通常认为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有一个适度区间，在适度区间内两者正相关，适度区间以外则两者负相关。
刘虹等（2012）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年～2009年数据为样本，对政府R&D补贴与企业R&D支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两者关系呈“倒U型”，即在政府补贴会在初始阶段对企业研发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补贴力度的逐渐增大，超过最优补贴值以后，政府补贴就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
戴小勇等（2014）以30万家工业企业2005年～200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支持了财政补贴能在总体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观点，但财政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非常复杂。
对制造业来说，财政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一个最佳比例范围，在此区间，研发投入具有挤入效应，超过这个范围则呈现出挤出效应。
张辉等（2016）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年～2007年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发现虽然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始终有显著挤入效应，但补贴效果随着补贴强度增大而逐渐减弱，即对研发投入的挤入效果会随着补贴强度的提高而减小。
二、 政府补贴与创新产出 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方面的研究结论分为两大类研究，共三种主要观点。
一类研究属于两者的线性关系研究，其中多数文献认为政府补贴会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少量研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补贴会带来企业创新产出绩效的负面影响。
另一类研究则关注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动态考虑在不同的补贴强度或三方变量的调节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总体上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逐渐由简单的线性关系结论，逐渐过度到特定条件下的补贴效果对比研究。
郭晓丹等（2011）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创新绩效方面，他认为政府补贴可以增加企业创新活动，提高企业创新动力，从而产出更多的专利。
白俊红等（2011）以1999年～200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政府R&D资助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
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贴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并且能增加提高运用吸收和利用企政府资助的能力。
樊琦等（2011）研究了我国政府R&D补贴对我国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
发现我国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显著提高了国家及区域的自主创新产出，且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科研基础较好地区的自主创新产出要高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Kang等（2012）认为政府补贴等财政政策手段可以提高企业创新动力，使企业更积极开展创新活动，能提高其资源配置有效性。
曹建海等（2014）在内生性沉没成本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企业研发模型，对政府补贴模式与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企业的研发沉没成本对政府补贴的效果产生了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政府补贴对研发沉没成本低的企业的创新产出作用大，正向作用效果显著。
胡永平（2014）以重庆大中型工业企业2000年～2011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有关补贴与创新绩效的影响。
发现政府补贴可以刺激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邵传林（2015）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5年～2011年大样本数据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研究发现，与没有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相比，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的创新产出绩效要高出1.48%，在制度较好的地区，这种促进作用会更强，而且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的创新产出绩效提升效果要好于对国有企业。
徐娟（2016）研究了对战略新兴产业政府补贴的方向和时机问题，研究显示，政府要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和市场现状来综合使用直接与间接补贴，才能发挥最好效果。
具体来说，企业在初创期要使用直接补贴，而在其发展和成熟阶段，则间接补贴为佳。
如王一卉（2013）以国泰安非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12 000多家企业在2005年～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不同所有制下，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
但负向作用的文献相对较少，当前主流观点均认可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有关政府补贴与创新产出绩效的研究开始向两者非线性关系方向延伸。
王宇等（2013）研究了补贴对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作用进行了对比研究。
研究显示产品补贴在短期内能实现新兴产业的增长，但长期中会造成显著的负面效果。
长期的政府补贴会对企业造成补贴依赖和激励错位，这将导致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下降。
建议若想实现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补贴就要从产品补贴向研发补贴转换变，并且要对补贴政策设立明确的退出与调整机制，避免补贴时机过长而造成企业对补贴过度依赖。
毛其淋等（2015）在研究中引入补贴强度的“适度区间”的概念。
研究显示，虽然在整体上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产品创新激励效应不明显，但在适度区间内的补贴可以有效促进产品创新，而当补贴超过适度区间时，可能引发寻补行为，导致补贴对产品创新激励效果降低。
研究认为过高的补贴强度会引刺激企业进行“寻租”，企业为了获得高额补贴会积极寻求与当地政府建立政企关联以便“寻补”，由此产生的高额非生产性支出无疑会影响企业的实际投资生产。
再者，一旦企业寻租成功而获得高额补贴时，企业将会从补贴中获取高额的超额利润，这很可能会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改善生产技术条件的热情，反而转向下一轮“寻补”。
鉴于此，毛其淋等人从“适度区间”的角度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产品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高额补贴会抑制产品创新，补贴强度只有在适度区间内，才能够对企业产品创新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 讨论与总结 从以上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政府补贴对研发创新效果存在相悖的观点，且研究热点逐渐趋于一致，从对两者线性关系的“是非”类观点逐渐过渡到对两者非线性关系的“动态最优区间”的讨论。
在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方面，认为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主要存在“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和非线性关系，共三种观点。
但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政策领域，持政府补贴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
政府补贴对创新产出绩效影响的方面，虽然有研究认为补贴降低企业创新产出，但多数研究支持了补贴对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即政府补贴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
另外，部分研究开始涉及补贴强度或第三方变量对补贴效果的动态影响。
总体上看，随着考究的深入，研究中逐渐地融入第三方变量的调节、中介作用或者考虑不同补贴强度对补贴效果的影响，着重探究在不同程度的中介、调节作用以及不同补贴强度条件下，政府补贴对创新作用效果的对比。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果影响的关注焦点已经从补贴是否对企业创新有正向效果，逐渐过渡到探讨政府补贴在何种条件下才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 王遂昆，郝继伟.政府补贴、税收与企业研发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9）：92—96. [2] 杨向阳，童馨乐.政府支持对KIBS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12）：46—53. [3] 赵玮.融资约束、政府R&D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15，（372）：86—97. [4] 陈远燕.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非上市公司20万户企业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16，（381）：34—39. [5] Holger G，Eric Strobl.The Effect of R&D Subsidies on Private R&D[J]. Economica，2007，74（294）：215—234. [6] 王宇，刘志彪.补贴方式与均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与传统产业调整[J].中国工业经济，2013，（8）：57—69. [7] 程华，赵祥.企业规模、研发强度、资助强度与政府科技资助的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08，29（2）：37—43. [8] 李平，王春辉.中国科技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研究――基于中国2001—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0，（8）：138—147. [9] Catozzella， A.， Viarelli M.Beyond Additionality： Are Innovation Subsidies Counter productive[R].IZA Discussion Paper，2011. [10] Arrow K 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155—173. [11] Kang，K.N.，Park，H.Influence of Government R&D Support and Inter—firm Collaborations on Innovation in Korean Biotechnology SMEs[J].Technovation，2012，32（1）：68—78. [12] Thomson R，P Jensen.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business R&D employment———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J].National Tax Journal，2013，66（2）：281—310. [13] 毛其淋，许家云.政府补贴对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基于补贴强度“适度区间”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6）：94—106. [14] 游达明，朱桂菊.不同竞争模式下企业生态技术创新最优研发与补贴[J].中国工业经济，2014，（8）：122—134. [15] ?O早，肖利平.产业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战略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5，（8）：23—34. [16] 曹建海，邓菁.补贴预期、模式选择与创新激励效果――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4，（8）：21—30. 作者简介：王振（1985—），男，汉族，辽宁省鞍山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改革、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
收稿日期：2017—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