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论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刚性及其突破
(一)生产要素禀赋论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机理 最早的生产要素论是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说起，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劳动是惟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但是，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更着重于分析国际分工，很少或者没有涉及国际产业转移。 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伯尔蒂尔·俄林在《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用在相互依赖的生产结构中的多种生产要素理论，代替李嘉图的单一生产要素理论，生产要素理论也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所谓生产要素禀赋，指的是各国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的拥有状况。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较富裕的生产要素的相关价格就较便宜，反之，一个国家稀缺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就会较高。各国生产要素禀赋比率不同，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俄林论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生产要素比率不同是产生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如al／bl1、b1、a2、b2分别表示国家l和国家2不同要素密集行业的生产成本)，国家l出口的应是在生产上大量使用该国比较充裕的生产要素bl的产品，而进口的是他在生产上大量使用该国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al的产品。“简言之，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昂贵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较大比率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 具有不同生产要素禀赋的两国开展贸易后的短时期内，由于只发生商品价格的变动而没有发生生产要素在进出口部门的流动，各国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开展贸易后的长时间内，贸易自由化使国内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因获得稳定的出口市场和出口市场的扩大而获得更大的发展，有助于该产业实现规模经济，同时，鼓励国内其他资源从其他部门流向出口扩张部门，从而承接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的转移。生产要素的国内流动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资本总是趋利的，总会流动到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地方，要素总会转移到能够给一国带来最大收益的产业，也就是一国最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二)动态比较优势论与国际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传统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是从短期的静态的角度来评述要素禀赋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的话，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从长期内研究国际分工格局与演进。从动态比较优势阐述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主要是新古典学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克鲁格(Krueger，1977)、迪尔多夫(Deardorff，1980)和伯拉沙(Balassa，1979)等三人。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 克鲁格在生产要素理论的基础上，扩展了两种生产要素，n种产品，m个国家的模型。他的模型不再假定各国仅拥有积累下来的要素禀赋，而是强调要素比例的变化和国际分工的动态化。克鲁格对传统要素禀赋论的突破是在要素禀赋中强调了技术创新的作用，他认为，技术创新提高了某一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积累，进而引发产业链性的转移。 迪尔多夫也认为国际间的分工和比较优势是呈链形分布的。正常情况下，一国的生产要素丰富及含量高的产品具有竞争优势，各国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国际分工链形。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国际生产要素的比价决定国际间产业和贸易分工的类型，并实现国际产业竞争力的动态变换。 伯拉沙提出阶梯比较优势论，认为各国在生产要素积累上的差异，导致了国际间产业和贸易分工的动态变化。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而非中断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在阶梯式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伯拉沙的思路相似，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通过解释“东亚奇迹”提出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假说。他认为，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实行赶超战略的结果，他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这些国家在其20世纪以来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由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优势不同，因而形成的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其中的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这里的每一阶段都遵循了经济学中所说的比较优势原则。违背比较优势或者是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赶超战略，会造成沉重的代价。 不管是传统的生产要素禀赋论还是以后的动态比较优势论，都认为由要素禀赋状况构成的各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国际产业结构，国际产业转移是各国比较优势变动的结果，唯一不同的是，传统生产要素禀赋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在于静态的先天的自然禀赋(如劳动、土地、资本以及地理位置等等)，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向是各国自然禀赋衡量的结果。而作为动态比较优势论的链形比较论和阶梯比较优势论，都强调科技创新是各国比较优势变动的根本动力。在他们的理论中，一般都承认各国比较优势变动的根本动力不再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变化，而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新型生产要素或由此带来的传统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科技进步通过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而推动国际产业的升级和转移，而科技进步或者说技术创新能力，应该取决于各国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以及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高低。 (三)新要素禀赋论与国际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认为，应赋予生产要素以新的含义，扩展生产要素的范围。生产要素不仅仅是比较成本所说的劳动，也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所说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信息以及管理等等，都是生产要素，这些“新”要素对于说明国际贸易和分工格局，都有重要作用。新要素禀赋论下，国际产业转移有了新的趋势。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产业转移结构日益高度化，服务业投资成为国际产业转移中新的热点，且出现组团化、产业链整体转移趋势，跨国公司成为产业国际转移的主体趋势也更加明显。 二、要素禀赋与国际产业转移刚性、机遇与趋势 (一)要素禀赋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刚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素禀赋决定了各国的比较优势，由此也决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向，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际产业的转移是存在刚性的，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要素的异质性。在旧的贸易理论和“要素禀赋论”中，都假定要素是同质的，没有任何差异，可以转移的(尽管土地不会搬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气候也有它的特殊性)。一旦一个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国际产业结构也随之转移。然而每种要素实际上都不是同一的，它包含着许多小类和亚种，他们的组合千差万别，因此，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不仅有数量上的差异，还有质量上的差异。忽略生产要素禀赋质的差异，就难以对贸易格局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因为要素质的差异，国际产业的转移具有一定的刚性。 2．产业集聚特性。就是在“新要素禀赋论”看来，信息能力的转移也是有着极大困难的。IT产业的软、硬件生产领域，都存在很高的进入壁垒。并且最领先的信息技术，越来越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关，至少与风险资本的形成能力和人才环境有关。另外新的产业(如信息产业)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产业集聚效应将会强化某一地区的产业能力，而不是产业外移。这就促使新兴产业趋于集中在世界上的一些“智慧中心”(如硅谷)，而不是随市场而转移。 3．完全专业化本身的刚性。如果要素禀赋论要求的前提条件不能满足，如一国生产完全专业化，就不可能实现产业的国际转移。假如，在有限的时期内，两国生产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商品，Y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品，使用和两种生产要素K(资本)和L(劳动)，K／L为一国要素的拥有比率，KX／LX，KY／LY为X和Y两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如果一国KLKY／LY，则其劳动将全部是用于Y的生产，因此，一国若完全实行专业化生产，就谈不上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也就谈不上产业的跨国界转移了。因此，一国在参与国际分工贸易的情况下完全实行非专业化生产的制约条件是KX／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