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如何看待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如何看待新使命
自上个世纪后半叶,随着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有关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的问题在各国史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我国当然也不例外。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学者曾就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等问题进行过讨论 [1]。
因此,在多数今人看来,有关殖民主义的问题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笔者今天之所以重提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问题,主要是有感于当前的中日关系。
本文将试用马克思这一理论透视当前中日关系,文中观点谨代表笔者个人看法,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列位同仁予以指正。
一 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时提出来的。
他在总结自19世纪50年代初期就开始深入研究的印度历史时,把英国消灭印度当地手工业当作革命行为来描述,认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使命”,[2]殖民主义(以英国为例)一方面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会破坏殖民地(以印度为例)的社会整个结构,但另一方面又必然会“造成新的生产力”,“播下新的社会因素”[3]。
同时,马克思做出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 [4]而且强调“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他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 [5] 对于这一理论,我国与西方学者向来有着不同的理解。
西方学者多持“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认为既然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社会是一种“停滞”的社会,没有自身发展的可能性,那就只有接受殖民主义的刺激,才能“打破东方停滞的千年循环”,结束社会的长期停滞状态,[6]因此,“真算起帐来,殖民主义是功大于过” [7],“我们把欧洲在非洲的帝国主义解释为文化变革与政治的动力”。
[8] 我国学者则认为:“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理论是一分为二地批评殖民主义,既看到殖民主义的罪恶,也肯定了殖民主义客观上的进步作用”,“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因为“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什么进步意义”。
”[10] “说落后国家的被压迫民族没有自身现代化的能力,只能求助于殖民入侵,因而‘欢迎’殖民入侵,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11]。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在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一方重在突出其建设作用,而另一方则强调其破坏的作用。
笔者以为,当前中日两国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正有如上述学者对马克思“双重使命”理论的认识,各执己见,从而产生了分歧,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古代的日本称“倭”,《汉书•地理志》中就曾记载了倭人的生产、生活和习俗,东汉光武帝赐过倭奴国使者金印,隋唐时期,双方互派使者、留学生增进了解,公元645年留唐回国的学生还效仿唐朝在其国内进行“大化革新”。
然而到了近代,由于欧美列强的入侵,加之中国发展动力的不足,国力自十九世纪中期起渐衰。
幕府统治末期的日本此时也危机四伏,1868年明治天皇利用中下级武士的力量,借助由西方学来的先进成果,进行了一场日本史上规模空前的改革――明治维新,从此,日本走上了欧美式的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
受地缘及其国力所限,日本把殖民的矛头首先指向了近邻――朝鲜、中国、俄国。
1894年――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无条件向日本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起步不久的近(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
1931年――1945年的中日战争,双方对抗长达十四年之久,而且最终是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的。
二战后,日本又接受了美国独占,当时形成的两极格局使中日之间出现了新一轮的对抗――冷战。
1972年尼克松总统成功访华使中美关系解冻,同年田中首相也来华,中日关系出现了历史性巨变。
1991年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东欧民主国家巨变,两极格局彻底崩溃,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开始把中国视为其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敌人,中日双方的关系受此影响也再度紧张,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不断抬头,两国关系一度交恶。
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触及两国人民感情的问题在日本接连不断,中国大陆也曾一度出现官方声明谴责、群众性抵制日货等活动,两国在一些历史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三 回首中日两国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38年的关系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双方在互信上始终存在着隔膜。
这种隔膜缘何而起?又能否消除呢?笔者将试用前述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进行一下透视。
1972年田中首相来华之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革命”,政治挂帅使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渡过难关,同时使自己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中不捉襟见肘,中国急需外援。
昔日的帮手“老大哥”――苏联此时已变成了的对手、敌人,而中国在试图与西方部分国家(英、法)的接触中取得了重大收获,因此获得西方强国(美、日)的支援是必要的,同时还可以改善外部环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此时的日本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并与头号霸主美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加上西欧,世界经济在当时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必然使日本加强对政治地位的要求,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政府最迫切的任务。
中国在1971年已经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日本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
另外,尽管二战后日本受美国牵制与其联合对中国展开了经济遏制,但向来把中国视为其最具诱惑力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日本并没有惟命是从,因此就出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日美改善关系后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日本与美国的对抗,但最终日本没能拗过美国,“吉田书简”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如今,日本已逐渐摆脱了美国的控制,并能与之较量,自然在对华关系上日本也会考虑到:这次绝不能再输给美国。
因此,日本紧随其后,在美国总统访华后不久就来华,中日邦交开始了正常化,从此双方展开了空前的贸易往来,同时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政府无偿提供贷款。
两国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
但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高涨,日本学界、政界对侵华历史作出了新的解释,篡改历史,将对华的侵略说成是对华的帮助、建设,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对历史的不尊重,必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友好关系,中日的交恶对亚洲地区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分析两国关系交恶的原因,笔者引入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
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与双方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分歧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种分歧似乎越来越大,这对改善两国关系是极为不利的。
不言而喻,中国在看待日本侵华时,往往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认为日本法西斯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绝不是为了摧毁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拯救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而是要在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基础上,获取利润。
诚然,我们不可否认日本早年在中国的“经营”(筑路、开矿、建厂)是出于侵略利益的需求,然而,恩格斯讲过:“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12]当然这种冷峻的真理往往是人们的情感所难以接受的,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
倘若对历史的认识掺杂了过多的感情因素,就不能还历史本来面目。
两国交相呼应,恶性循环,尤其是在中国,人们不但在情感上、舆论上对日本进行抨击,而且还一度出现过抵制日货运动,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的汽车、电子产品已遍布中国的城市。
当前日本政界出于现实国际形势的考虑,不断调整对华政策。
尤其是2008年中国的汶川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日本政府不仅提供了财务上的援助,而且派来了救援队,这对增进两国人民有好感情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政府也作出了相应反映,双方再次出现了高层互访、经济对话、军事交流,双方关系开始升温,并于2008年胡锦涛访日期间双方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双方将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共同开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 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日两国(主要是民间)尽管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如对侵华历史的认识、前不久发生的有毒水饺事件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两国人民的互信。
当前中国正处于崛起阶段,不能主观人为地树敌太多,中国要倡导和平崛起,需要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处理好对日关系事关本国乃至亚洲地区的发展。
日方排除美国因素、国内右翼势力的干扰,中方减轻沉重的情感包袱,双方将开创共盈的时代。
[1]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世界历史》1996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25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25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24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卷,149页 [6]参见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 [7]甘恩•杜伊南:《帝国的负担》,伦敦1967年版,第382页 [8]甘恩•杜伊南:《殖民主义在非洲(1870―1960)》,剑桥1969年版,第23页 [9]董小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再认识》,载《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0日 [10]谢霖:《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11]潘润涵:《落后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具有自身现代化的能力》,载《北大史学》第三辑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卷,330页 (作者通联:064100河北省玉田县银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