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青史各千年

崔燕南。

靖康元年岁暮，女真铁骑再度南下。这一次，金人未再满足于北宋的割地称臣，而是将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外戚宰执尽数俘虏，带着一并俘虏的工匠伎优等十余万民众与劫掠的大量金银财帛、冠服礼器、文物图籍北归，曾经繁荣富庶的北宋王朝轰然倒塌。第二年春，张邦昌听从吕好问的建议，派人寻访徽宗诸子中唯一未被金人俘虏的第九子康王赵构，送上传国玉玺，赵构遂在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史称高宗，这一年他二十岁。

这位年轻的君王生长深宫，他天资聪颖，尤其精于书道，他的书法早年学父亲宋徽宗，之后改学黄庭坚，后来又毅然放弃了黄氏书风，可见性格中确有决断的一面，他曾两度出使金营，其表现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但建炎元年仓促登极的高宗，并未受过作为一名帝王应当受到的军政诸方面的训练，以至于在南渡初期，面对金人步步紧逼、武将势力崛起、境内民众动乱与中原叛臣立国的复杂局面时，常显得进退失据、扞格无章。

仓促成立的南宋政权能否渡过巨大的危机，为生存立足谋取可能，是摆在南渡君臣面前共同的难题。虞云国先生的新作《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就从这里开始他洞幽烛远的历史之旅。

书名出自赵孟頫所作七律《岳鄂王墓》，作为赵宋宗室，出仕元朝的赵孟頫写下“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这样的诗句，读来格外的意味深长。作为导读部分的《绍兴体制与南宋史诸问题》，开宗明义地提出自建炎南渡起，无论政治生态或是时代底色，又或是学术领域，南宋都呈现出有别于北宋的特点，绝非北宋的简单延续，其中又以宋高宗一手缔造的“绍兴体制”为根基。围绕着“绍兴体制”的确立过程，作者细致地勾勒了高宗朝初期，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张浚、秦桧、李光数位宰相，围绕对金的战与和、对文臣武将势力地位消长的态度、具体的施政策略与尺度等复杂的主题，各自的进退沉浮，及其与高宗之间错综复杂的君臣关系。前后几任宰执，因其不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立场，不同的性格、胸襟与经历，彼此疏密分合，在一个个历史变动的关口，做出了各自不同的抉择，也最终走入各自的困境与命运的终局。秦桧独相局面的确立，结束了南宋初年政坛纷扰的时局，也使原本不乏清明昂扬的时风一去不返，由此，“绍兴体制”终于确立，南宋朝政随之转入幽暗沉抑的专权时代。

在此期间，朝堂内部亦发生另一件改变诸势力分布的大事，即宋代的第二次削兵权。在《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等几篇文章中，作者详细阐释了建炎、绍熙之际武将势大的现实与历史因由。南宋初年，外有金人大军压境，内有叛臣流寇四处扰略，以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朝廷草创，无力应付危局，只得默许南渡诸将收编流民，扩充军队，武将因此政治地位陡然上升。诸将又以筹措军费为由，兼并土地，大举经商，甚至从事海外贸易，是南宋初年的普遍现象。这与赵宋重文抑武的家法相悖，也破坏了北宋以来的官制成规，而另一方面，苗、刘之变与郦琼叛走又使高宗对武将拥兵自重极为不安，凡此种种，皆为南宋初削兵权的背景。尤值一提的是，作者将岳飞之死亦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来研讨，提出岳飞之死，实为宋高宗削兵权中包含岳飞之死的可能性，与秦桧之投降议和主张中包含岳飞之死的必然性相结合的产物，其眼界固不同于仅在忠奸善恶中纠结的时见。

在本书的最后一篇中，作者为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作了一篇读后感，以探讨南宋政治与学术领域在所谓内转这一主题中的位置与意义。作者特别引述了刘先生对于新儒学“得不偿失的胜利”的论述，作为总结意识形态领域里，在理想与选择通往理想的道路，目的与最终走向目的的反面之间的悖论。机构改革派与道德重建派，道德主义与实用主义，效能与礼义之争，总是古老而又难解的问题。

史家之论，自当有其道德立场与价值判断，虞云国先生之宋史研究，既不流于琐屑的细枝末节的考据，又不以己之立场影响考史的客观原则，原原本本，是是非非，还原真实而错综的历史情境，其考证允当，持论正大，在如今的历史研究与书写中，委实可贵。

南、北宋之间的这段历史，有战场上的金戈铁马，庙堂中的波谲云诡，江湖里的恩怨情仇，市井间的悲欢离合。大时代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被裹挟入洪流，走出各自不同的轨迹。相比于宛曲幽深的历史叙事，艺术与文学往往更能直观和丰满地表达历史人物的内心。每当读到他们写给友朋的书信，或是吟诵的诗篇，又或是书迹、题跋时，他们不再仅仅是标记历史的符号，而成為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可以被千年之后的读者所探究与理解。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在扉页和随文插配了大量的图片，包括碑拓、墨迹、绘画、地图以及文物照片，作者对这些图片史料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和精彩的阐释，他们与文字一同构成了时空与人物命运的经纬，千载之下，我们仍能从中窥见曾经鲜活生动的历史现场。

全书起首除了以赵孟頫诗解题，便是引用了文徵明《满江红》一词中对于南宋初年政治的反思。词中“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之语，直指岳飞悲剧的始作俑者无非是高宗，而下阕“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更是一针见血地道出高宗之所以不思恢复的幽暗心理。不同于赵诗的沉郁悲凉，这首词写得辛辣直白，作为明代“主风雅数十年”的艺坛宗主，文徵明在这首词中所展现出的金刚怒目，大不同于他向来淡泊优雅的形象。

这篇《满江红》词碑至今仍立于杭州西子湖畔的岳庙碑廊中。岳庙正殿供奉有巨大的岳飞坐像，表达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对于这位抗金英雄的钦敬与缅怀。然而塑像终究难免对于英雄形象的美饰，在传世绘画作品中，最接近岳飞本人真实形貌的，恐怕还应属南宋画家刘松年所作《中兴四将图卷》（经专家鉴定，国博所藏此卷当为摹本）。《中兴四将图卷》所绘为南宋四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全身立像，其笔法挺拔细腻，精妙传神，体现出宋代人物画的极高水准。此卷也被设计进本书的封面中，值得一提的是，岳飞因为年岁最轻，在原画中被绘于四将最末的位置上，而封面为了突出这位“主角”，特意将他的位置提前到张俊之后，成为封面的中心。

“中兴”是高宗一朝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之一，不唯《四将图》有“中兴”之谓，乾道九年（1173）前后，宫廷画家萧照与高宗宠臣曹勋所作的《中兴瑞应图赞》，更是高宗在宋室从风雨飘摇的南渡到逐渐稳定并恢复秩序这一过程中，对自己建立功业的称颂。作者细致入微地分析了这十数幅图画与赞语，其中所蕴含的高宗的自我满足与隐忧焦虑相互交缠的复杂心境，以及君王的心态对一朝政治宣传的深刻影响。扉页选择了《大河冰合》和《脱袍见梦》两个部分的局部，正是表现出高宗对自己“受命于天”继承帝位的合法性的强调。这部长卷藏于沪上龙美术馆，在作者看来，其中传达出的丰富的信息，值得用另一部新书专门讨论。

作为“中兴四将”之一，韩世忠与岳飞一同经历了南宋初从武将势力崛起到第二次削兵权的全过程，但他未曾遭受与岳飞同样的迫害，其原因大约在于他的谨慎老练。书中收录了宋高宗赐韩世忠虎皮橐鞬与弓的残石拓片，既可见高宗对于韩世忠的宠遇，也可见南渡初期韩氏在浙西路一带的不凡实力。而到了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遭到秦桧党徒万俟卨的弹劾，上表请辞，高宗的态度使韩世忠看清了大势，遂主动辞去枢密使之职，以求自保，《宋史》本传载“自是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高义帖》就写于绍兴和议与岳飞之死后的绍兴十三年（1143），信札中，韩世忠请求上缴私产与“从来未输之税”，自言“每荷周全”，“悚仄之剧”，可见受岳飞遭遇的刺激之深，以及唯恐同被加害的惶惑心态。韩氏晚年自号“清凉居士”，其长子韩彦直为他营建的翠微亭之题记拓片，也收于书中，一说他之所以取“清凉”为号，是因为怀念故乡延安的清凉山。

在战场的铁马冰河，庙堂的进退沉浮之外，市井的日常生活还在继续。皇室南渡与绍兴议和，使得江南地区的经济得以发展，《耕获图》扇面就形象地描绘出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江南地区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场景。两宋又是海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南宋时泉州已是海上丝路的第一大港口，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的南宋航海纹菱花铜镜，以浅浮雕的铸刻工艺，展现了海船在浪花中疾驶的情景，这类航海纹铜镜在两宋与辽金均多有出土，可见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盛况。

繁荣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盛行与随之而来的城市化，是南宋社会的重要特征。书中有一章专门描述了张俊接待宋高宗临幸府邸时供奉的一份御筵菜单，作者的重点当然在于分析张俊作为高宗的宠臣，与君王及权相之间错综微妙的关系，以小见大地勾勒出南宋初期政坛上的风云变幻。但这份巨细靡遗、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单，却也直观地反映了南宋初年的饮食文化与风土人情。两宋之际，南北饮食交流密切，张俊的菜单里，水产菜肴比重增大固然与临安的地理位置有關，而供奉高宗的羊舌签、奶房玉蕊羹，秦桧父子食单中的烧羊头双下、羊舌托胎羹等，又分明是北食遗风。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一批宫廷御厨流落民间，又逢城市的兴盛和发展，自然使得精湛的烹饪方法传入市井，为日渐昌盛的城市文明增添光彩。除此之外，体现手工艺发达水平的宋砚、金碗、建盏、各种茶具与香制品，以及雕版印刷技术，在书中均有相应的图片收录和说明，其踵事增华，辉映琳琅，令人印象深刻。

二十世纪初，连雅堂先生寓居杭州北山街玛瑙寺，在南宋故都临安的西子湖畔，他写下这样的诗句：“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斗转星移，千年已过，往事悠悠，湖山如旧。虞云国先生以古稀之龄，秉平正史笔，行文既不乏史家的睿智洞察与冷静剖析，又富于传统知识分子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与情怀，以及深厚的阅世之感，其文笔向以雅洁率真著称，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愉悦的阅读体验。在这个春日里，深愿与读者一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