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忆草原(劲松店)怎么样【草原劲松多松年】
李大钊同志参加的入党仪式 1915年，麻花板村的收成好于往年，多松年向家人提出了读书的想法，父母商量后，将他送到了归绥旧城的席力图召，请这里一位当喇嘛的亲戚教多松年识字。
多松年称呼这个喇嘛为六姥爷，属于那种有知识、有正义感的人。
白天帮助六喇嘛烧茶、提水，晚上六喇嘛教他识文写字。
干活识字之余，六喇嘛还给他讲“林则徐虎门销烟”、“独贵龙运动”等故事，六喇嘛所讲的许多故事让他明白了许多道理。
1918年春天，13岁的多松年被送到归绥石王庙小学，开始了正式的读书生涯。
1923年秋天，多松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1924年秋末的一个夜晚，正在学校读书的多松年，跟着赵世炎走进了北京宣武门附近的一所破庙里，李大钊和邓中夏坐在香案旁的小油灯下正在低声交谈，赵世炎和多松年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这时李大钊严肃地说：“多松年同志，根据你的申请和赵世炎同志介绍，我们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希望你今后忠诚地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类的解放奋斗终生。
”李大钊随后站起来，在案子上用彩色粉笔画了一个镰刀斧头，代表中国共产党党旗，接着李大钊宣布举行入党仪式，多松年面对庄严的党旗，向党宣誓：“为了党的事业，革命到底，永不动摇！” 创办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1925年春天的一天，赵世炎找多松年谈话：“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新任务，李大钊同志指示，让你们办一份小报，向广大蒙古族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真理，你考虑行不行？”多松年不加思索地回答：“完全可以。
” 多松年回到蒙藏学校，正好碰上同学乌兰夫，多松年与乌兰夫商量后，第二天，他们找到奎璧，向他讲了组织的意思和他俩的想法，奎璧表示赞同并愿意参加。
接着，3个年轻人在宿舍里研究了小报的宗旨、内容、稿件来源、刻印、散发的具体事宜。
多松年说：“就叫《蒙古农民》怎样？” 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容易为广大蒙古族群众接受。
刊名确定后，就分头去做首期的各项具体工作，多松年专门到蒙古族聚集的察哈尔、绥远做社会调查。
火车到达张家口市，多松年便去京绥铁路工会张家口分会、造币厂、电灯厂，以及一些中等学校进行调查研究。
他又越过万泉山，来到了察哈尔农村牧区，找到当地的农民联庄会，进行调查工作。
白天找农牧民聊天，晚上在油灯下整理笔记。
结束了察哈尔地区的调查后，多松年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归绥，顾不上回村里侍候双亲及多年不见的妻女，他走工厂，访学校，进农村，获得了大量生动的材料，加快了创办《蒙古农民》的步伐。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第一期编印出来了。
《蒙古农民》设置了很多栏目，有“政论”、“诉苦”、“醒人录”、“好主意”、 “蒙古曲”。
“蒙古曲”中有这样一首诗：“张（作霖）才去，吴（佩孚）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作霖）才来，吴（佩孚）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蒙古曲中还有一首诗，用生动鲜明的语言指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三个坏命运”：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光光，列强压迫哭断肠！ 当李大钊看到首期印发的《蒙古农民》后，十分惊奇：“你们搞得不错，这几篇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很有战斗力，就这样办下去。
”与此同时，党组织还把《蒙古农民》确定为蒙藏学校党组织的内部刊物。
之后，《蒙古农民》随《向导》《新青年》和《工人之路》等革命刊物，一同散发到了热河、察哈尔和绥远，在蒙古族群众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受到了广泛欢迎。
参加党的“五大” 多松年、乌兰夫等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蒙古农民》刊物时，中共北方区委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希望，于1925年秋，派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他们不得不停下只创办了四期的《蒙古农民》。
在异国他乡，多松年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俄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了语言关，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课余时间，他瞻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还听过斯大林的讲演，也受到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的接见，更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1926年秋，党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
中共北方区委委派他担任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专门负责领导察哈尔地区的革命斗争。
那个时候，由于军阀统治和连年混战，这一地区的民众生活苦不堪言，革命烈火一触即发，急需党的坚强领导。
多松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塞外重镇张家口，住在张家口桥西小河沿的一间小房里，组织指导那里的革命斗争。
他有时身穿工人服，有时穿长袍，有时一身农民打扮，奔波在农村、牧区，活跃在工厂、学校，宣传革命理论，建立革命组织，使察绥革命斗争呈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在他和工委的领导下，察哈尔地区很快建立了82个村农会、4个区农会和1个县农会，发展农协会会员近千人。
1927年4 月27日，中共“五大”代表会议在武汉召开，多松年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地区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召开的，会议期间，多松年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党的著名领导人和革命活动家。
会议结束后，许多同志劝他留在北京避一下风头，但他执意返回了张家口。
这个时候，张家口的警察局正到处悬赏捉拿“大共产党多松年”，多松年很快布置完工作，把一些同志隐蔽好后，化装回到了离开多年的家乡麻花板村。
多松年到家立即找到当地的党组织，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五大”的会议精神。
这个时候，归绥的特务已发现了多松年，开始跟踪，他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处。
此后，多松年又到包头以及大青山后的农村牧区，完成了“五大”精神的传达任务。
英雄定格在22岁时 多松年在1927年夏末回到老家麻花板村，这是他自走上革命道路后，第三次回家。
在家只待了三天两夜，就打算回张家口，妻子帮他重新换了一身衣服，父母在前面探路，避开了特务的盯梢，直奔火车站，没想到还是有特务盯上了他。
他决定立即赶回家，改换一下装束再走。
多松年回到家后，烧掉一些文件，在炕上坐了很长时间，然后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更换衣服，脸上的表情异常沉重。
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妻子察觉到了，她愁容满面地说：“要是实在不能去，你就过上几天再说吧！”多松年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敌人确实开始注意我了。
可是，如果敌人搜到了那些文件，就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怎能为了保护自己让同志们遭受牺牲呢？”多松年对妻子说：“放心吧，敌人轻易抓不到我。
我走了以后，家里的事就全靠你啦，好好抚养孩子，让孩子学文化，将来接着闹革命；好好照顾父母，他们受了一辈子苦，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等你到了40岁时，一定不让你再受苦。
眼前这点苦，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说完这句话后，多松年迅速消失在了夜幕中，匆匆赶往火车站。
火车很快就到了张家口市，多松年一下火车，就发现被特务跟踪了。
他飞快地穿街绕巷，将“尾巴”甩掉，匆匆赶到西河沿的那间寓所，取出隐秘文件，用火烧掉。
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多松年在军警的吼叫声中，迅速把最后的一份文件投入火中。
多松年被带到张家口警察局，敌人对抓到大共产党员多松年欣喜若狂，使用皮鞭、棍棒、烧红的铁条折磨多松年，要他说出革命机密和有关革命人士的名单和住所。
多松年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始终双唇紧闭，只字不吐。
一连折磨十多天，不见“效果”，奉系军阀又以高官厚禄诱使多松年投降，而得到的是冷嘲怒斥。
面对这位年纪轻轻的共产党员，敌人无计可施，便下令处死。
第二天清晨，残暴的军阀用5根一尺多长的特制大铁钉活活地把年仅22岁的多松年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
当天晚上，多松年的同学、好友朱实夫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把多松年的遗体从城楼上背下来，葬在了万泉山下的沃土中。
多松年 ，1905年4月出生于归绥县（现呼和浩特市）麻花板村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又名多寿，蒙名乌力吉图。
1923年5月，在归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盛记洋行”的爱国运动中，多松年都活跃在斗争第一线，成为骨干。
1923年秋天，多松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同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蒙藏学校团支部第一任书记，1924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蒙藏学校党支部负责人之一。
1925年春，多松年与乌兰夫、奎璧创办了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1925年9月，多松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担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1927年4 月，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唯一代表，赴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