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尽管在个人和企业追逐利益的动机和行为方面，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差异，但在经济学家看来，国际贸易由于涉及到的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作为不同的整体、相互之间所发生的经济交往活动，因而有关国际贸易中的利益问题注定要比国内贸易中的利益问题敏感和复杂得多。
有鉴于此，经济学家们并不像那些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的商人那样，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诸如怎样开展贸易以及如何从具体的贸易活动当中获取利益等方面的问题，而是力图透过现实世界当中纷繁复杂的国际贸易现象，探究隐藏在国际贸易活动背后的贸易利益及其分配问题。
重商主义：奖出限入。
早在500年前西欧的重商主义时代，以英国人托马斯·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们秉持着“金银的多少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惟一尺度”这一朴素观点，极力主张一国政府应当积极干预对外贸易活动，通过实施“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创造贸易顺差以获取贸易利益，最终实现以金银为载体的国民财富累积。
然而，随着通讯航运技术的进步、人类分工网络的扩展以及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重商主义者们所极力倡导的这种“以邻为壑”性质的贸易保护政策主张与全球贸易活动的现实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原本可以实现的贸易利益由于贸易活动受到来自不同国家政府的人为干预变得难以实现，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也因此而遭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此后数世纪当中，不仅现实世界当中自由贸易日益顺应时代潮流，上升成为最主要的贸易方式，并且在经济学家们关于国际贸易问题的理论争论当中，自由贸易方式较保护贸易方式在实现贸易利益、加速一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地位也得到了逻辑上的证明。
1817年，英国人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同胞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在他的经典著作当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至今仍被经济学家们公认为是有关国际贸易问题的根基性理论。简单而言，在亚当·斯密那里，只有一国相对于另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处于绝对优势时，双方才能利用分工优势进行自由贸易，并最终获得贸易利益；而大卫·李嘉图则前进一步，他的观点是，尽管一国相对于另一国在商品生产上均处于劣势地位，只要不利程度有所不同，双方利用各自的相对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自由交易，仍然能够实现比较优势并获得贸易利益。
反映到一国的贸易政策上来，李嘉图与亚当·斯密都认为政府无须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人为干预。在他们看来，不同国家之间自由而不受外部干预的国际贸易活动有利于发挥各国的优势和特长，并使贸易双方均可以从贸易当中受益。但很显然，李嘉图的关于比较优势的观点更加接近实际和富有解释力。
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能使贸易双方受益”的第二个论据是，一国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国外厂商和商品准入将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如果缺少自由贸易，国内厂商有可能利用它们的垄断地位抬高价格、攫取超额利润，由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竞争机制无形当中可以激发国内厂商努力改善经营以追求更高效率。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企业的经营边界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它们自己的国家，更大的市场空间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经济，而且还大大强化了企业内部的创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