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图书馆情结
李大钊(1899年—1927年)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哲学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学识渊博，涉足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为中国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三方面之实质论理学者”。他的社会学思想和_观点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年)等文章中。本文旨在对李大钊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作一探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部主任之后，就致力于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提出了一套十分完整的图书馆学思想，探索了圖书馆的性质与功能。他认为近代图书馆与封建藏书楼有着根本性区别。“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坏，就算尽了他们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因此必须大力倡办现代性质的图书馆。李大钊把图书馆明确划分为“社会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两大类。他指出：“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社会图书馆，即公共图书馆。他撰文呼吁：“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览。”1920年4月，附设在北京大学的通讯图书馆《募捐启事》提出：“我们必须使人人均有读书之机会，领受一点新知识、新学说。”这就具体贯彻了李大钊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办馆原则。提出了学校图书馆是为学校师生服务的教育科研机构。他指出：学校图书馆已经不单是藏书的地方，而是“教育的机关”，“是研究室”，具有传递知识的功能。既要收藏好书籍，又要有目的地整理书籍，要通过流通借阅。使书籍发挥教育功能，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生服务，也要为学校教学与科研服务。
创立马克思主叉学说研究会。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即以图书馆为阵地，利用书刊借阅进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活动，将所藏关于俄国革命问题的书籍23种陈列于第四阅览室，以备读者批阅，其中有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书。李大钊在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感到青年学生思想敏锐，中国的未来寄托于这些青年人的身上，便在北大图书馆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以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为园地，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转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条件。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是第一所利用书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这些革命文献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珍贵馆藏，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开创者。李大钊利用图书馆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进步思想、先进文化上作出了极大贡献。
藏书建设。为了增加北大藏书的数量和种类，李大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发布“图书主任告白”，希望借阅藏书量少的化学书籍的师生尽量在阅览室阅览而不要将图书借出，其他人所借图书尽可能如期归还；孤本书概不外借；鼓励个人将图书寄存于图书馆，允许其他师生在馆中阅读；号召个人和部门向图书馆捐赠书刊。又经过努力促使校图书委员会通过了“预算案内添购图书费应定为每年6万元”的决议，使图书购置有了固定的经费。在添置图书方面，李大钊主张兼收并蓄，增加教学用书的复本和参考书，书刊采购以教学用书和外文图书为主。他甚至利用一战后德国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置德文版书籍，包括康德、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内的大量德文图书。在报刊收藏方面，开设报刊阅览室，将过期报刊汇集起来装订成册，要求各办公室将所订报刊每lO天或半月送交图书馆一次，并联络各办公室采取协商分购的方式，以求所订种类齐备，避免重复。1917年底。图书馆藏书为147190册，中外杂志120种。到1920年，藏书已达162031册。订购杂志近600种，中外报纸40种左右。到1923年，藏书已达184008册。北大图书馆藏书数量，当时居全国大学图书馆第一位和全国图书馆第三位，西文图书的数量和种类在全国首届一指，特别是大量宣扬俄国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得到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青年学生的欢迎，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促使他们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开展读者服务。李大钊明确把“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作为办馆指导思想。他认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开架式”阅览，增设阅览室。李大钊认为“开架式”阅览虽然有所损失，但所得利益比损失大得多，能给人一种选择的便利。如第一阅览室专置中文杂志，第二阅览室专置各种中外报纸，第三阅览室专置西文和日文杂志，第四阅览室和第五阅览室是阅览中文书籍的地方。又设置第六阅览室，是为教员阅览室。大幅度延长开馆时间。李大钊改变了以往藏书楼式的开馆时间短且不固定的陋习，大规模地延长开馆时间。1918年4月12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图书馆布告》：“本馆于本月十二日改定开馆时间，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半，晚七时至九时，星期日照常开馆。”李大钊又一改暑期只开半天的成例。1918年7月9日发布《图书馆主任告白》：“兹为尊重读者诸君好学之意向起见。自七月九日起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六时开馆。”建立卡片式目录。李大钊从1918年10月开始着手建立卡片式目录。首先仿照《杜威分类法》编制了一套西文卡片目录，这是北大图书馆文献检索系统的起步。至1923年，分别编制了著者、书名、分类种简明目录。引进国外图书馆管理先，进手段和技术。李大钊十分注意了解欧美和日本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情况，从中学习图书管理工作的先进手段和技术。他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关于图书馆的研究》等文中，介绍和研究了国外各种图书馆培训机构、图书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图书馆的业务工作。1920年，赴英国留学的北大教授刘复受图书馆之托，将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藏书组织方法、图书标签格式等加以介绍和说明。李大钊借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机，对苏联图书馆进行了考察，询问了列宁格勒的一个海员俱乐部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外文书藏书情况、管理人员是否能操外语等，并都一一记载备考。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图书馆的实际，李大钊在图书分类上，主张西方卡片式目录与本国目录编制法合用；提出充分利用阅览室，实行西方通用的“开架式”借阅方法，但又考虑到国内读者修养程度和“公德心”不整齐的实际情况，采取管理人员监视开放阅览的方法，尽可能避免开架阅览的损失；严格借阅制度以保证图书报刊流通便捷。他认为国外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设立专门的图书馆学校，进行了正规系统的图书馆学教育。因此他提倡开展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呼吁尽快建设中国自己的图书馆学校。以培养专门的图书馆学人才，建议国内图书馆学校不能马上建立之前，先举办一些短期训练班或开演讲会。
图书馆员的素质与馆际合作。李大钊十分重视图书馆专门人才的培养。他建议设立图书馆专科或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并认为“这是关系中国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部开设的“图书馆教育”讲座课，引起了学生对图书馆的兴趣。1920年暑期，他担任北京高等师范举办的暑期图书馆讲习会“图书馆教育”课程的讲授。这种讲习会开创了我国图书馆教育发展的新纪元。李大钊把图书馆员提高业务水平制度化。他亲自主持制定《图书馆试行条例》，使各项工作纳入科学管理的轨道。在新聘职员时，通过严格考试，合格后方能录用，并实行公开招聘，在报名者中择优录取。李大钊主张在图书馆中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大学毕业生担任图书馆“助教式”工作人员。从1920年9月起，北大图书馆开始聘用“助教式”图书管理人员。当年受聘的学生有顾颉刚、吴康等6人，连同李大钊在内，馆内高层次文化人员占了全馆职员总数15人中的近一半。关于馆际合作。1918年3月5日，李大刨率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到当时采用西式方法管理的清华学校图书馆学习参观，主要学习和了解清华学校图书馆的目录设置情况、书刊的借阅制度及过期罚款的办法等。1920年5月，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张藩臣到北大图书馆参观学习，受到李大钏的热情接待，张藩臣向李大钊详细介绍了山西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李大钊深受启发；从此，注重馆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其他图书馆的先进经验，一直是北大图书馆提高业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方法。馆际交流互助合作的开展及带来的极大益处，要求成立协会来进一步加强馆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