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目化管理与企业文化重建 关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数目字管理” 渗透资本主义发展历程 聂庆平：黄仁宇先生写的这本《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版）是当前比较受欢迎的一本历史性读物。
全书共八章，内容可归纳为四个部分，分别研究了资本主义概念及早期资本主义形成因素；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资本主义在欧洲之外的延伸；结论及研究方法。
该书在讲述历史的同时也阐述了作者的分析，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既具有学术价值，同时也有一定的思想性，读起来比较有味道。
对我来讲，阅读全书最受启迪的感触有三点：一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
马基雅弗利的《君王论》、霍布斯《巨灵》、哈灵顿的《海洋国家》、洛克的《人类悟性论》、《政府论二讲》、亚当斯密的《原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及税收之原理》，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于消除君权神授观念，形成国家体制与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法律与税收制度都非常重要。
黄仁宗先生在书中写道：“大凡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和一个下层结构（infrastructure）,当中的联系，有关宗教信仰、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统以法律贯穿之。
总要做得上下合节，首尾一致。
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政局必不稳定。
补救的办法或改组上层结构，或修正下层结构，再次之则调中层组织，如重订税制，颁布新法律。
”三是数目字管理。
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百年历史虽然复杂，但从最初不能由数目字管理到用数目字管理的趋势非常明显，趋向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有三条，即：资金广泛的流通，产业所有人雇用经理和通用的技术上的支持因素，而信任（trust）是三个条件行得通的前提，法律则是信任的保障。
王巍：黄仁宇行武出身，又在30多岁以后留学美国，应该说他的严格的历史学教育相对其他学者来说比较缺欠。
特别是基于军人的经验，他讨论一些历史问题时比较个人化。
由于没有跟一些历史学大家亦步亦趋地走，所以他写的书比较有个性，往往别出心裁。
他的书让我关注的一本是《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本是《万历十五年》，还有作为回忆录的《黄河青山》。
黄仁宇一直提倡所谓大历史观，看历史要看几百年的演化，而许多正规的历史学家都是拘泥在细节上。
也许由于他缺乏严格的学术氛围，他往往采用中国学者那种个人体验考虑问题，所以很多分析都非常情感化。
尤其他写的《万历十五年》，把一个几百年的历史通过个人理解创造一种当下的氛围，把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地阐述出来。
包括这本书写了六七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更多的是从一个人的理解来看问题，而不是说从非常生硬的历史规则去看，像讲故事一样叙述，而且让每个读者都感觉很亲切。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提到洛克，一般讨论资本主义从亚当斯密开始，亚当斯密研究商品价值和市场交换。
"因为洛克主张政府的使命在于保障人民的财产权。
以前叫做君权神授，而洛克是把产权直接授予平民。
这是资本主义的分界点，政府是保障人民财产的机构，作为公民享受的产权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的这些说法对于我们今天讨论我们的市场经济，我们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启发。
我们满足于在20年的改革之后建立了市场交易的机制，仿佛只要把产品商品化，自然而然这种市场形态形成了。
但是背后缺乏一种法理体系，就是说如果所有权不被保障，这个根子不解决，你做的再精巧的机制也没有一个基本的法律保障。
所以说仅仅引进亚当斯密的市场交易还不够，还要引进洛克的产权意识和法律体系。
黄仁宇：个人体验加活生生的观察方法 聂庆平：黄仁宇先生分析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研究当代经济学具有启发。
中国面临着一个变革的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政治及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问题需要有系统的理论来回答。
事实上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是经过很多人不断地在一个一个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现在，我们的经济学所面临的问题恰是缺乏连续性的、深刻的系统研究，对热点问题研究多，对结构问题系统分析少；对现象描述多，对理性的规范分析少。
这样的话，我们遇到很多棘手问题，如国有企业问题、农业问题、金融市场发展问题、投资信誉问题、社会信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从经济学当中得到一个成体系的答案。
王巍：经济学描述表达一个现象是实证性研究，这方面这么多年我们的工作做了很多，但是对价值的判断是规范性研究,这更多是道德评价的问题。
头几年大家只注意到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没注意到亚当斯密另外写的书研究经济道德问题，所以最近这一两年大家对道德问题讨论很多。
如果仅仅是满足于描述这个社会，而没有必要甚至迫切需要地展开对价值的探讨，那么我们经济学的发展将没有动力，对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
但另一方面，在没有基础资料统计和大体稳定的技术语言平台上，也可以说是黄仁宇提倡的数目化管理体系下，道德评价或理论演绎将会是云山雾罩的说教，或者说是清谈。
聂庆平：如果不这样做，中国也产生不了规范的市场经济。
不改组高层结构，资本主义就放弃不了君权神授说，无法执行政教分离，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政府制度就形成不起来。
为什么要整顿低层结构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微观经济结构改革的内容，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将土地合理化，使土地相对集中，相对集中以后才能够形成所有权租佃关系，地租收入才有比较固定的标准，这样就能够形成数目化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能形成社会经济的商业化关系。
保证司法的独立，使法律更现代化，也更融合于现代的商业体制，则是可能实施数目字管理的法律制度保障。
所以三层结构的分析方法，是可供经济学借鉴的历史分析方法，可用来探讨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
三层结构：中国最缺乏的是一个规范的中间层 王巍：三层结构是个重心，按现在的话就是要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沟通，要通过一种语言进行转换，使得上情下达必须要一种规范化的语言，按照黄仁宇的话讲就是数目化的管理。
作为一种历史观，我个人认为他这种解释偏于个人感觉，以此推论大历史乃至各国国情均有武断之意，还很难说是严格的学术研究。
但是作为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论，通俗易懂而且比较简约，我觉得是很可取的。
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做企业也是一样的。
大到从国家来说，我们听到都是中央台广播，看到的都是焦点访谈，学习的都是一套文件。
理论上，上层建筑这50年来都是统一的。
从经济基础来说，东西南北按照统制经济来说，表面上看这么多年来也应该是一致的。
但事实上，往往是上面有政策以后下面有各种各样的对策，之所以有对策就是因为有自己的理解，利用当地语言的技巧转换含义。
所以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大家感觉上好像都是一致的，可是文件从上面发下来到底下就会变样，而且各种地区反映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更多依赖的管理手段还是在不断地因人施教，跟不同的领导或下属说不同的话，就是因为社会上甚至公司内部没有一个大家认同的传递平台。
我们几十人的企业和你几千人的企业完全不能靠一个文件解决问题。
而在规范的资本主义成熟市场中一个法律大家都接受了，税法是怎么个事情，累计税是怎么个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大家去执行就可以。
而中国不是这样，一个法律往往要几十个上百个配套文件，而且3年一修订，5年一大改，不胜其繁。
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这种技术性工作如果不做，那会歧义百出，积重难返，这是很值得考虑的事情。
我欣赏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他写到了海瑞，把我们的神话人物归到他的书中。
海瑞是一个道德上的清官，但同时海瑞在规范化这方面实在是昏官。
他在判案遇到案件可疑时竟以支持弱方为原则，与其委屈兄不如委屈弟，与其委屈子女不如委屈父母，与其委屈忠厚之人不如委屈刁顽之人。
他把所有的争端都变成道德审判，跟背后真正的经济秩序没有关系。
资本主义的转换有一个重要特点，"一个绝对的道德问题，可以蜕变而为相对的技术问题（黄仁宇）。
”如果一个社会能把看起来绝对的道德东西，通过几百年的转换变成技术上的处理，这对社会转型是非常重要的。
资本主义是个组织过程，这个过程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数目化管理，很大程度上由于数目制管理把虚伪的不可定量的道德问题变成可以定量的，变成技术问题，原来是质的问题变成量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种巨大的飞跃，我觉得是非常有启发的，也是黄仁宇老先生的一个贡献。
聂庆平：按黄仁宇先生的分析，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三层结构问题，都有促进资产与人力加速交换的作用，于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如果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经济体制的功能，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就是使这种经济的安排一切都被数目字化了，这就使得我们进入到了数目字管理的阶段。
在三层结构当中上下两层的结构改革固然重要，但是中间层次的改革则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在我们已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形成完整的符合现代商业原则的中间制度迫在眉睫。
这实际上与我们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审批方法相联系，推行市场的核准制也好、审核制也好、监管制也好，应该说是推进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注意的不够，现在看到了这个问题，也可能是推进我们下一步发展，甚至十年二十年发展的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把改革的问题谈的很远，就谈最现实的问题也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