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审张春桥_十大元帅哪个人品最差
谁都没有忘记，二十多年前在北京进行了一场庄严的历史审判，终于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钉在了耻辱柱上。
但人们可曾知晓，特别审判庭公诉、审判之前艰难的预审工作呢？ 为此，作者采访了原公安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预审组浙江组副组长黄荣波同志（曾任浙江省国家安全厅厅长、浙江省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一、肩负使命进秦城 1980年4月12日，正在浙南宜山召开公社书记会议，宣讲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温州地委委员、地委暨行署办公室主任黄荣波接到地委电话：立即返程，接受新任务。
黄荣波搭小船，冒雨渡过鳌江；乘吉普，连夜赶回温州。
翌晨，地委书记要他马上收拾行李，先到省会杭州，再赴北京学习半年。
4月14日，黄荣波到达杭州。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芳开门见山告诉他，中央书记处决定，将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交给公安部预审（林彪反党集团案由军委交总政军法部门预审），然后提请起诉。
现从浙江、江苏、黑龙江、辽宁、河南、河北六省各调集六名公安干部，即日赴京，执行任务。
“你不是在省公安厅工作过十多年吗？”老领导十分信任地问。
“是的，干政保14年了。
”黄荣波平静回答，他当时正届“知天命”之年。
黄荣波17岁那年参加中共浙南游击纵队，经历了解放温州地区大大小小的战斗，已有三十多年革命历史。
” “处理过战犯吗？” “1956年，我带领一个排干警，押送浙江的22名战犯去山东禹城战犯管理所，并参加了为时三个月的审讯、交接工作。
” “好，接受任务吧。
我们六人一起去北京。
” 4月19日，王芳率黄荣波、王汝良、夏仲烈、吴瑞琪、史春芳5人赴京报到。
4月21日，从江苏、浙江、黑龙江等六省和在京公安政法部门调集的干部共五十多人，集中在公安部，听取赵苍璧部长传达胡耀邦、彭真的指示，学习邓小平的有关谈话、中央书记处的有关文件。
中央此时已成立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仲、伍修权、王鹤寿、江华、黄火青、赵苍璧等领导组成。
审判指导委员会下设一个审判工作小组，其成员是中央及各省有关负责人。
经过了10天集训，4月29日，这支预审队伍初探位于北京西北面的秦城监狱。
二、泾渭分明小平言 已是暮春时分了，逶迤西去的燕山山脉还是灰黄一片。
极目远眺，险峰连绵，荒漠冷峻。
山巅偶有测绘标高设施，伴着时而兀现的古长城残垣断壁，似在俯瞰人间一场又一场的活剧。
燕山南麓，倒是一马平川，预审组将要进驻的秦城监狱就坐落在这里。
此处，距昌平有19公里，去北京市区不过35公里。
“文化大革命”严寒刚过，一听到“秦城”的名字，仍叫人不寒而栗。
这座监狱建于1958年，有四个监区，共400间牢房，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文革”开始不久，不少开国元勋、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社会知名人士――中华民族的精英相继被投入这座监狱，最多时达五百多人。
“秦城”于1968年加建两个监区，有时还“人满为患”。
不过黄荣波一行去的时候，这里已“人去楼空”了，倒成了“两案”主犯的归宿之处。
为了预审工作的需要，这时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以及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与案情有关的林、江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押到这里。
黄荣波一行进入这座“特级监狱”时，总有一种肃杀之感。
他们将要预审的人，当年都是出入中南海，过着“高级政治生活”的显赫人物。
林彪集团、“四人帮”罪恶累累，令人发指，但如一件一件梳理，就发现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如何区别罪与非罪、犯法与犯错误的界限而立案侦查呢？焦点就在如何区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1980年8月21日、23日，76岁的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的两次采访。
奥氏以尖锐泼辣驰名新闻领域，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接受她的采访后大倒苦水，说：“她把我完全‘毁灭’了。
”邓小平对她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公允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同时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
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邓小平这一谈话为公安部预审组开展侦查预审工作立下了根本原则。
接着中央审判指导委员会给预审工作确定了办案范围，主要是： ――把林、江集团的罪行与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分开。
――把林、江集团的反革命犯罪活动与好人犯错误分开。
――林、江两伙及康生、谢富治等，都是一丘之貉，应分工负责，并案审理，弄清全案。
――审理“四人帮”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严格掌握这一界限；至于他们所犯路线错误，不予起诉；即使其反革命罪行，与党的路线错误有具体直接联系的，或与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错误和责任有直接联系的，也不予起诉。
――历史问题，不予起诉；延伸罪行，原则不予追究。
三、闹也闷也阶下囚 罪与错的界限定下来了，预审人员的心理压力减轻了，侦查范围也相应缩小了好多。
黄荣波告诉记者，他们经过周密的调查、验证、核实，经有关领导批准，对“文攻武卫”、上海“一月夺权”、“中央文革碰头会”、“二月逆流”、“七二○事件”、“杨、余、傅事件”、“天安门事件”等12起重大事件不列入起诉范围。
侦查预审的目标更明确了。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拨乱反正中的一件大事。
“两案”预审组人员都去参加追悼大会了。
黄荣波回忆当时情景说：“会后，出人民大会堂东门，环顾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句金石之言，久久撞击我的心灵。
”信念便是力量。
曾经视为“畏途”，而今已冲破“禁区”，预审组人员信心百倍地参加新的战斗，他们说：“江青一伙已是阶下囚，我们是代表人民进行正义的审判！” 5月26日，预审组正式进驻秦城监狱。
在这之前，公安部预审组成立临时党支部，黄荣波是支部的组织委员。
预审开始不久，检、法两家均派人员提前介入办案，以相互制约，保证办案质量；同时也为迅速通过检察院起诉，进入公开审判，提供了重要条件。
黄荣波回忆说，后来作为特别法庭审判员的费孝通先生，也提前介入，作为浙江组的成员。
6月2日，浙江组在“秦城”某区的一间预审室，第一次提审了张春桥。
这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预审室。
上首坐着王芳、黄荣波等公安部预审人员，下面放着一张木椅，落座者逮捕前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主任――63岁的张春桥。
张春桥上穿中式黑色棉袄，颔领的一钮葡萄扣没有扣上，下穿西装裤，脚着棉布鞋。
他既不垂首，也不昂头，面色灰暗，漠无表情，一声不吭地坐着。
审讯必具的录音设备，却录不到此人的声音。
录像倒是摄下了“军师”狡诈、阴鸷的眼睛。
第一次提审，以形势教育开始。
预审人员告诉张春桥，“文革”已在1976年10月逮捕他们时就结束了。
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医治“文革”创伤，开始“新长征”。
现在全国政局稳定，人心思安，致力经济建设……张春桥坐着，纹丝不动，就是不开口。
不知他听进去没有，抑或鄙夷这是“说教”、“吹牛”；抑或心中掀起轩然大波，用沉默来掩盖面临灭顶之灾的恐惧；抑或是铭心刻骨的仇恨，然而毒焰不能张嘴喷出，无可奈何，只能三缄其口了。
王芳、黄荣波这一组提审张春桥约十次，但张春桥始终没有开口，乃至把王洪文、徐景贤押来面质，分别当堂认罪指证，他还是紧紧封住嘴巴，不吭一声。
据说，后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从开庭公诉到宣判闭庭，两个多月时间，张春桥始终都是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嘴，不吭一声，甚至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
与张春桥相反的是江青，她身穿黑色棉袄棉裤，裤管紧扎脚踝，一上场就喋喋不休，胡诌乱缠，讲个没完没了，为自己的罪行百般狡辩；同时继续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预审人员。
江苏组的同志实在忍无可忍，有一次干脆撤了录音机，和她对辩了起来。
然而闷也罢，闹也罢，“四人帮”作恶多端，犯下的罪责是推翻不了、掩盖不了的事实，无论他们过去多么显赫，如今都是阶下囚。
此人犯罪隐蔽，“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而且狡诈无比。
浙江预审组立足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细致缜密的调查取证工作。
证人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有两人以上共同作证的，另行补取，原始证据，一律不作技术处理。
有的原始书证、笔记还要经过法律鉴定，以证明确凿无疑。
张春桥既然拒不回答所有提问，那么就将他的犯罪事实，通过有关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必要时再传来证人当面对质，用录像、录音和文字记录在案，形成法律证据。
张罪擢发难数。
这里且举“倒刘、邓”和“上海武装叛乱”来说明浙江组是如何开展侦查预审工作的。
迫害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致死，是共和国最大的冤案，而始作俑者就是张春桥。
黄荣波说：“张春桥尚在‘文革’伊始，就单独召见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是来自江苏农村的清华化工系学生），授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并推向社会，形成全国大乱局面。
我们获知这一线索，并看了蒯的交代，认为十分重要，当时由于缺乏旁证，一度打算放弃使用。
后来我们找到了清查‘五一六’时蒯大富受审查交代的原始记录，又提审了蒯本人，再去勘查张、蒯密谈的现场，核对时间，同时又取得了有关旁证――终于使张春桥授意蒯大富‘倒刘’、‘倒邓’的人证、物证、时间、地点、背景，以及事态发展等等证据一应俱全了，我们才将张春桥诬陷、迫害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罪状列入起诉意见书。
” 蒯大富在1970年清查“五一六”受审时的交代提纲上写道：“1966年12月18日春桥在中南海小屋子见（号召反刘少奇）。
25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 蒯大富在1980年受公安部预审时交代了这样的事实：1966年12月18日下午1时30分，蒯应召乘派来的一辆黑色小轿车，出清华大学西门，直驶中南海西门。
2时许，张春桥在西门一间传达室里单独接见这位清华“井冈山造反兵团”司令，听了他串联上海的汇报后，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当即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
”接见约两小时。
19日，蒯大富以“大联合”为名，并吞清华各造反兵团。
这位当年的“首都红三司”头头在全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上提出了“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口号。
接着他就策划了所谓“一二・二五”大行动。
12月25日，他带领五千多名红卫兵，以广播车开道，分五路进入天安门广场，高呼口号，打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与刘邓血战到底”等巨幅标语。
翌年1月6日，蒯将王光美劫持到清华大学批斗。
蒯大富当时的原始记录，在；清查“五一六”时，蒯大富的交代――当时张春桥居高位，在；蒯大富传达并号召：“首长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亲自交给我们，这是中央文革对我老蒯，也是对我们大家极大的信任！”“咱们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后的第一仗，就是打倒刘少奇，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旁证――他人的记录，在。
把这些铁的事实公之于张春桥面前，但这个老奸巨猾的“军师”还是不吭一声，泛着死鱼般眼白，把头偏了过去。
那么让证人到他面前对质呢？王洪文来了―― 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此人靠赤裸裸的打砸抢起家。
“文革”伊始，他组织造反派冲击《解放日报》社，夺取舆论工具，立刻成了张春桥的心腹干将。
1966年12月28日，由张春桥直接指挥，王洪文把他的“上海工总司”队伍拉出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立案侦查时，将此事件从“二月夺权”事件中剥离出来），为“四人帮”上海夺权铺平道路。
接着王洪文策划并亲自上阵指挥镇压“上柴联司”的大规模武斗，伤残工人650人，把上海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
张春桥由此悟出要组建不许人民解放军过问的“第二武装”的歪道。
他在总结“上柴联司事件”时，提出了“枪杆子捍卫笔杆子”的口号和建立十万造反派民兵武装的计划。
很快这支武装形成了，它拥有一三○火箭炮、一二二榴弹炮、八五加农炮等重武器，还有234辆水陆两用坦克、438辆摩托车。
并还拟组建高炮营、高射机枪连、摩托团、工兵、防化等兵种。
这支“第二武装”在张春桥、王洪文授意下，曾在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之后，在上海以“反击一、二、三”为代号进行过演习。
王秀珍视察时扬言：“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 1976年七八月间，毛主席病重，王洪文到上海，向“第二武装”“交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 1976年9月，张春桥在北京密见徐景贤，听取有关南京部队丁盛到上海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密谋，马天水突击向“第二武装”发放枪支740多件等情况汇报，张春桥指示：“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就擒后，上海喊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等口号，张春桥、王洪文预先策划的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箭在弦上…… 预审组通过大量工作，掌握了这些事实。
王洪文在受审过程中也逐步认罪，表示愿意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
王洪文来了，张春桥似乎陡然一惊，头一瞥，扫去阴鸷、凶毒一眼，但很快又恢复原状，还是不吭一声。
“文将”徐景贤也来对质。
张春桥面色铁青，回首一瞥，仍一声不吭。
黄荣波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预审张春桥过程中，使用了5名证人，7次当场作证。
他手下的文（徐景贤）武（王洪文）两主将都当面揭露了张春桥，如螃蟹的两只钳子，都给摘了下来。
” 就连“四人帮”主犯，一直坚持“路线错误”防线的姚文元，为了“要争取有个好结果”，也交代了一些事实。
“他愿意写，就让他尽量地写吧，最大限度地孤立江青、张春桥两个死顽分子。
” 五、罄竹南山罪未穷 黄荣波告诉记者，从1980年6月2日到9月22日，浙江组的侦查预审工作结束，完成了对张春桥的起诉意见书。
预审案卷（内含起诉意见书）及证据材料签署后，送交最高人民检察院，黄荣波应邀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讨论及审定“两案”起诉书工作。
12月16日全部预审组撤离秦城监狱。
1981年1月14日，浙江组离京返杭――在京工作8个半月，所有工作胜利结束。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开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的10名主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公开审判。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对张春桥提起公诉后，检察员王芳等又作了发言。
经特别法庭审判，判定： ――张春桥犯有策动武装叛乱罪； ――张春桥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 ――张春桥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张春桥犯有诬告、陷害罪。
张春桥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捕关押338人（1966年12月）；张春桥在上海“一月夺权”后，制造诬陷上海市委领导干部16人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1967年）；张春桥多次诬蔑朱德委员长为“大军阀”、“老机会主义者”（1967~1968年）；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等编造《陈毅反动言论小集》（1968年）；张春桥借“天安门事件”诬陷邓小平是（“匈牙利事件”中的）“纳吉”（1976年4月）；张春桥要徐景贤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黑干将”的材料；“文革”期间，上海有个代号叫“224”，真名为“游雪涛小组”的特务组织，制造了“老人串联会”、“东方学会”、“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等26起冤案、假案，实行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拷打逼供、搜集情报等非法活动，使受迫害、遭关押、致伤残、屈死者达180多人――这个特务组织的直接操纵者、幕后指挥者就是张春桥……张春桥无法无天，所干的坏事，条条件件都触犯刑律。
罹难者、受害者上自共和国主席、开国元勋、无产阶级革命家，下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黎民百姓，何止成千上万！真乃“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不吭一声也是张春桥对抗人民审判的手段之一。
天网恢恢，恶贯满盈的张春桥最终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正应了他自己的“要准备杀头”的谶语。
（责编泽 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