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经》对中医证理论形成的影响
【摘要】 证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是理法方药一脉相承的桥梁和关键。证作为中医学特有的识病模式，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内经》中，已蕴涵有证的雏形，并在解剖学、藏象学、思维方式等方面为中医证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证又是辨证论治的核心，是理法方药一脉相承的桥梁和关键。它以中医基础理论，尤其是藏象理论为基础，指导着临床处方用药。因此，证的研究是关系到中医理论发展的关键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而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内经》中，已蕴涵有证的雏形，并为中医证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解剖学基础 医学理论源于对生命体的直接观察，而解剖学方法则是认识人体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径。《内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便记载着丰富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如《灵枢·经水》篇提出了“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直接倡导解剖学方法。《素问·痿论》提出了“心主身之血脉”的观点。《灵枢·本脏》则认为：“五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灵枢·肠胃》篇记载了消化道解剖形态、长度，误刺重要脏器后的严重后果等。通过直观察验，凡是脏腑器官实体与其功能联系显而易见者，便被确定了下来，如目视、耳听、鼻嗅、口味功能，肺的主气司呼吸功能、心与血脉的联系以及胃受纳和腐熟水谷、胆贮存和输泄胆汁、小肠受盛化物、大肠传化糟粕、膀胱贮藏尿液与排泄尿液、子宫孕育胎儿功能等等。 同样，对于人体病理的认识亦源于解剖学。人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当脏腑的解剖结构发生异常时，人体即得病。如《内经》中关于“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素问·宣明五气》）、“仓廪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素问·脉要精微论》）以及咳为肺之本病、水肿病的基本在肾等记载。这些病理阐述，均与脏腑器官自身实物属性密切相关，这就为中医病证理论的形成奠定了解剖学基础。
2 藏象学基础 由于古代科技水平落后，《内经》作者在长期的临床医疗实践中，发现以解剖直观方法认识内脏功能和病理变化，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能满足揭示生命的高度复杂性这一医学需求，借用解剖学方法难以建立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因此在此背景下，古代医家转而注重对活的生命体的整体观察，从人体生命活动的生理、病理现象入手把握生命活动的状态。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手段，充分启用人感知系统的潜能，捕捉生命活动的各种外在征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观察、辨识和分类，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的原理，运用“司外揣内”（《灵枢·外揣》）等方法，找出其共相，判断、推理机体内部脏腑功能所处的状态，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规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重视功能态的藏象理论体系。这一独特理论体系的建立，使人们对病证的认识也逐渐深入。最初人们仅仅对一些简单的、直观可感的单一症状如恶寒、发热、头痛、腹痛、水肿、出血等有肤浅的认识，对这些症状产生的机制，症状与症状之间的联系，症状与整体病理状态的关系等尚未有全面的认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藏象等基础理论的发展，人们在医疗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病象越来越多，于是逐渐地开始探求其内在的机制。如《内经》明确指出了一些常见症状产生的机理，提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素问·调经论》）等理论。这就为中医学证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3 思维方式的影响 《内经》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其在总结医疗实践经验，建构其理论体系时，大量运用了当时流行的整体思维、取象思维、模式思维等社会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对中医证理论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3.1 整体思维 《内经》将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认为人与自然界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人体的一切生理病理变化都服从于整个自然界有节奏的运动过程，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百骸能够通过自我调节，使人体与外部环境保持协调。故《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同时它又强调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体各组成部分虽各有不同的生理功能，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形成以五脏为中心，配合六腑，联系五体、五官、五志等的五大功能系统，并通过经络纵横广泛地分布，以贯通上下内外，运行精气血津液，滋养并调节各组织器官的活动。在此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证，其把握的也不是局部病理改变，而是人体整体功能的关系失调，具有整体联系性特征。它既反映了人体内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之间等整体功能关系的异常，也反映了人体与自然界四时阴阳消长变化节律的关系失调。它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各生理、病理要素之间以及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整体关系异常变化相对稳定的一种模式，如果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则证也会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