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省出版社三位老师的文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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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春，劫后的文坛已现春意满枝，这一年又恰是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纪念这一辉煌的时刻，江苏人民出版社拟出一套丛书，我有幸因省出版社张慕林老师的介绍，被借调到那里去参与这一工作，并结识了另两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编辑老师。
多年后，我还常常想起省出版社的这三位老师，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我与张慕林老师相识于1978年。张老师现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仍居住于省出版社那几幢幽静的老楼里。这位从1953年就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老人，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出版界的编辑老师，与他的相识，源于我中学的语文老师张震麟的引荐。
记得那是1978年的初冬，江苏人民出版社（文艺出版社尚未成立）拟出版“文革”前市越剧团热演的《莫愁女》剧本单行本，嘱编剧之一的张震麟着手提供原剧本的样稿。由于该剧“文革”中被打成“毒草”，加之作者为之所遭受的抄家、批斗，原始资料已零乱不堪。张老师从一大堆发还的杂乱的书籍材料中，好不容易清理出已发黄的《莫愁女》演出本。当时张老师正忙于期终教学考试，无暇去出版社面呈，就把此“重任”交给我去落实完成，因为我是他信得过的一个学生，工作后也一直和他保持联系。他一再交代，切不可将稿子遗失，要当面送给张慕林老师。我去前，他们通了电话。
然后便有了我与张慕林老师的第一次接触。他戴副眼镜，十分和气，说话慢声慢语，富有节奏感，看上去年纪不到50岁。从简短的谈话中，我知道他负责戏剧、曲艺类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
此后，还是因了《莫愁女》的出版，那段时间我多次在两个张老师之间担任“信使”，来回传递着《莫愁女》剧本的修改稿，这样可以减少邮路耽搁的时间，加快出版的进度。我也从一次次的传递中感受到张慕林老师对剧本出版编审认真、严谨的作风。这正是那个年代老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秉性。
或许是他从张震麟处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知道我热爱写作，是个初出茅庐的文学小卒，且也发表了一些散文。一次，他和我说，他正在编一套面向农村的文艺读物，需要组织一些稿件，有独幕剧、说唱曲艺、故事等，我如果感兴趣的话可写一点。
他的约稿，让我受宠若惊。我那时诗歌、散文、随笔什么都写，尚未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于是我冥思苦想，调动多年的生活积累，洋洋洒洒地写了篇一万多字的爱情题材的故事，那时我正处于人生的初恋中，有所思也有所感。当时这样的题材在“文革”后一度比较热门。我反反复复修改，又认认真真地誊抄了一遍，才将题为《追求》的稿件送给了张老师。
以后我一直心念着这篇习作。一天，我收到省出版社的一封信，厚厚的，是张老师寄来的退稿。除了我的稿件外，还附了3张纸的一封信。信中，他肯定了这篇作品的框架结构，又具体地提了几点修改意见及有关故事写作要强调口语化、细节描写、心理刻画的要求。信写得十分中肯。
这封信使我感动了好几天，在修改习作时不时地拿出来看看，没想到张老师对一个文学青年的稿件那么负责。后来这篇作品发排前，张老师还给我看了定稿，稿纸上星星点点地布满了红毛笔字和一些编辑符号，都是张老师修改的。作品发表没多久，省广播电台的“广播书场”播出了这篇作品，张老师又特地打电话告诉我这消息。
此后，我再到出版社去，张老师又向我介绍了陈咏华、陈乃祥两位编辑老师。我早已久闻他们的大名，前者是诗人，后者则以写寓言见长。我读过他们出版的诗集和寓言集。只要是热爱文学创作的人，都会留意报纸的副刊及文学刊物上反复出现的作者名字。分手时，张老师送我至三楼楼梯口，又说：“我看了你写的几篇散文，构思、布局都不错，文字也颇见功力，有生活质感，要继续努力下去，写出更好的作品。”这是他对我的勉励。
就是这次见面后不久，省里要出建国30年文学作品丛书，分小说、散文、诗、戏剧等几个分册。张老师向总编室推荐了我。这是我人生学习中一个新的突破和转折点，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张老师给了我这一机会。
时间是一张无情的脸，长着长着，人就老了。十年后，这位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的张老师退休了，离开了他一往情深的岗位。当然我们仍继续走动着，有时说说家常话，有时回忆回忆过往。张老师说他1952年大学毕业后，分在《苏北文艺》做编辑，后来苏南、苏北合并成立江苏省，他刚在苏北工作没几个月，就渡江南下来到南京，先进了省文联，后调入江苏人民出版社。如今神清体健的张老师已满头银发，透着些许光亮，其目光依然炯然有神，说话依然一字一板，落地有声，他依然亲切地称我“小徐”，这让我不禁常常回想起和他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汤淑敏老师印象。
认识汤淑敏老师是1979年3月。我被借调到出版社参与“江苏30年散文选”的工作，报道那天，文学编辑室总编刘坪带我和徐州的一位作家张成珠去了汤老师办公室。
汤老师大约40多岁，齐耳短发，戴一副深度眼镜。和那个年代众多的女性一样，汤老师穿着十分朴素，米灰色的罩衫似乎短了些，浅浅地露出里面微红的棉衣，看得出她不是那种很着意打扮的人。这之前，刘总编曾跟我们说过，汤老师是位资深编辑，她的丈夫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叶子铭教授，是专门研究茅盾作品的著名学者。
简短的介绍后，汤老师遂进入主题，对我们编选散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步骤，并谈了谈有关如何看待十年文革中文学作品的问题。她谈得很详细，也很有条理，普通话中夹杂着扬州口音。末了，汤老师给我和张成珠分了工：我侧重于去省文联资料室和新华日报翻阅材料，同时还配给我两个女知青，我所选出的散文由她们抄写，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简便的复印机;张成珠则重点关注江苏作家在外省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及所出版的散文集中的代表作，并最终统一编辑目录送审。
那段时间，我在省文联资料室翻阅了从1957年创刊的所有《雨花》文学杂志及文革后的《江苏文艺》，我也看了解放初期的《南京文艺》和1949年后的《新华日报》文艺副刊。那时年少气盛，颇自以为是，对老一辈的佳作知之不多，多把目光放在近期的作品上，尤其是自己所熟悉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因为常在报刊上看到他们的散文，印象较深，但人大多都不认识）。
此后不久，汤老师到文联来有事，刚好碰到我，问及集子编选的进度，我将备选的作品条目给她看，上面注有作品名称、作者、选自何报刊、发表时间。当时心里很有几分洋洋自得，我两眼望着汤老师，就等着汤老师的首肯和赞许。
汤老师一页页仔细地看着，就像她平时处理作者的稿件那么认真。不一会儿，她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微笑着，客气地对我说：“廷华同志（从认识那天开始，她就这样叫我，这声音我至今还觉得萦回在耳边），作品选得不错，你们也很辛苦，不过文革后的作品不宜选得太多，毕竟是要反映我们江苏30年文学创作的成果，我印象中建国初期和60年代初，江苏好像有不少有影响的散文，多留意一下。编选时还要考虑到散文风格的多样性和题材的宽广性。”我能够听出这是对我的批评，可汤老师说得平和，那语气也是商量的，又那么的和颜悦色，一点不让人感到难堪。后来，我特意与张成珠碰了头，讲了汤老师对编选散文集应取的着眼点和要求。
几十年后，当我重新翻阅当年编选的那本散文集，那些文字老道、耐读、富有生命力的恰恰就是汤老师让我多留意的一些作品，像钱进的《进书房》、高斯的《蛇医季德胜》、周瘦鹃的《苏州盆景一席谈》以及范烟桥、吴天石、陶白等一大批名家的作品，都是那一时期的精品力作。若不是当初汤老师的着力提及，这些好作品有可能被湮没遗漏，这本书的编选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编完《江苏散文选》已是这年的盛夏，我先于张成珠回到原单位。临行前，汤老师代表出版社送了我一套4本的《基度山伯爵》，是法国大仲马写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这套书在当时十分紧俏，书店一般买不到，大都内部分配相关部门。不久后，我又收到汤老师的一封信，告知我的一篇散文已编入一本名叫《彩贝》的散文集中，即将付印出版。这篇散文就是后来被省台配乐播出的《荷花锦》。
不久，张慕林老师叫我写一份简历，除自然状况外，主要侧重写文学创作的情况。我这才知道，在编选散文选的这段时间，出版社实际上是在对我进行一次考察。可惜，那时的人才流动远非如今这么宽松，当出版社两位人事部门的同志来我单位商调时，因我所在的单位不同意，使我痛失了这次良机。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几次机遇，我却与一次重要的机遇失之交臂了，至今思来颇觉憾意深深。乃至几十年后，我还与当时企业的分管领导提起这事，他只是“嘿嘿”地笑笑，以当时我那工作如何重要而搪塞过去。
若干年后，出版社又请我和南师大中文系的几位教授一道编选了一套《外国微型小说》丛书。其间，我每到出版社总特地要去看望汤老师，心里也常常回忆起当年的那些事。有段时间，我未能碰到汤老师，从张慕林老师那里我才得知，汤老师已调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了。这以后就再没有和汤老师联系了。
陈师乃祥。
陈乃祥老师是浙江诸暨人，我是浙江宁波人，如果以省为界，我们算是同乡。也是在1979年春我有幸认识了陈老师。他中等身材，穿着那个时代流行的深蓝色中山装，每天早早地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拎着两只水瓶，去楼下开水间打水，回来时泡上一杯茶，然后就静静地伏案看稿改稿。平时不多言语，也不抽烟。许是职业养成的习惯，他坐得住，且一坐就是几小时，像菩萨一样，一动不动，这时往往是他审稿最入神的时候，心无旁骛。
我们第一次交谈，是从工厂话题开始的。他知道我来自工厂，说他也在工厂待过，那是“文革”时期，他在新华日报社当编辑，后来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下放到基层。他去了南京钢铁厂劳动。运过矿石，扒过钢渣，看过钢花四溅，钢厂随处弥漫的粉尘和扑面而来的一股股热浪，都给他留下深深的印象。直到“文革”快结束时才调任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说起这些，陈老师的话似乎比平时多。想必，那段艰苦的劳动锻炼经历，深印在他的心中。这以后我们熟悉起来，才知道他主要负责个人专著的编辑出版。
陈老师对我这个文学青年关爱有加，常送我他编辑出版的书。第一本书是艾煊的散文集《碧螺春汛》，是1978年10月出版的，是他从自己的样书橱里拿给我的。这书我原先有一本，是六十年代初版的，这是再版本。我看到这熟悉的封面，心里特喜欢。后来只要是陈老师编辑出版的书，他总要送我一本，像《王西彦散文选》、《吴祖光散文选》、卞之琳的《沧桑集》、黄裳的《金陵五记》、石英的《秋水波》、凤章的《蔷薇河风情》、沈仁康的《杏花雨》……乃至我回单位后，有时去出版社坐坐，陈老师还会送我他编辑出版的书，一本接一本。有一次他戏言：“这几年我编辑出版的书，我自己都没有样书了，可在廷华那儿都能找到。”这话一点都不假。记得有一次，陈老师就问起我他编辑的作家周瘦鹃两本散文集，一本是《花木丛中》、一本是《苏州游踪》。
人的“痴性”是不易改变的，陈老师“文革”中歇笔多年，到出版社后又重操“旧业”写起寓言。这寓言别看它短小，写好、写得新意叠出，把深刻的寓意埋在其中却不易。经历了“文革”与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思想的碰撞、裂变，陈老师更有了自己的独见，并敏锐地付诸他的寓言中。以高昂的热情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发出同期声，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的情感标志。
那一阵子，在《上海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等省市报刊上，常见到他的寓言作品，像井喷一样，一篇接一篇。短短几年工夫，他就出版了《喜鹊嘲牡丹》、《大磨二拖和三糊》、《牧师与猎人》、《将军换马》、《发愁的驴》、《黄鼠狼的法典》等十余本寓言集。还结合自己写寓言的实践，特地写了一本《寓言的阅读与欣赏》的专著出版。我书架上就有陈老师的《猴子献眼镜》、《戴项链的花猫》、《将军换马》等几本寓言集。他有一篇《老虎跳崖》的获奖寓言，很有新鲜感：
老虎猛追着麋鹿，恨不得一下把他逮住。
麋鹿拼命逃跑，一路飞奔。
越过一条条小河，翻过一个个小丘，不觉到了悬崖峭壁，没法再向前跑了。麋鹿心想：与其葬身虎口，不如死于崖下。于是咬咬牙，跺跺脚，纵身跳了下去。
贪婪的老虎，眼看到嘴的麋鹿跳下山崖，跟着也一纵身跳了下去。
事有凑巧。麋鹿正好跳在崖壁间横长的一棵枯树上，缓冲了一下，落地时只摔断了一条腿;老虎呢，一头栽在石坡上，摔了个头破血流，奄奄一息。
麋鹿慢慢爬起来，凑到老虎身边，不解地问：“虎大叔啊，我跳崖是被你追得无路可逃，才迫不得已这样做;可你追不上我，不过少一顿美食罢了，干吗这么轻生呢？”。
“我……我……”老虎有气无力地说，“我那时眼里见的只有你，心里想的也只有你，我一心一意要逮住你，一口把你吃掉，别的什么也不顾了！”。
这篇寓言，在孩子的眼里，在成人的心中，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与感触。
后来陈老师调任江苏科技出版社科普编辑室主任兼《祝你成才》杂志主编，就不在出版社大院上班了，新单位好像是在高门楼的一个巷子里。我带女儿去拜望过一次，我们闲聊了一会，女儿那时还小，不懂事，爱拨弄他桌上的电话，他便随手拿了本幼儿科普画报给女儿翻看。临走这本画报就送给女儿了。这以后我们联系不多。后来他就退休了。
多年之后，路遇陈老师在省出版社的一位同事，无意中得知，陈老师因突发心脏病，差点送了命，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现在家中休养。我知道他有个儿子是医学博士，毕业后分在南京军区总院，心想，这次发病，大概要幸亏他儿子。我想去看望陈老师，他的同事却告我，这场病后，儿女们不放心，考虑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就帮他们搬了家，和女儿女婿住一起，也好有个照应。
这十多年，我一直没和陈老师联系上，心里总有一个结。他大概已是80多岁的耄耋老人，我心里挺念着他，尤想起他写过的许许多多的寓言，可惜，这几年寓言已淡去了昔日的浓墨重彩，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无数幽默与讽刺快感的寓言，文学刊物上已难见其一席之地了。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