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忆穆青|回首往事忆犹新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１日上午１１时许，室外阴雨绵绵，室内墨香阵阵。
我正在客厅兼书房的画案旁，手把手教两岁半的外孙女学写毛笔字。
在郑州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工作的女儿王晓冰，忽然推门进来，一改过去回家先逗小孩的欢快喜悦，声音低沉地对我说：“爸，穆青逝世了！”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追问：“是什么时间，真的吗？”女儿回答：“是真的，上午刚从网上收到的信息。
”我顿时闭目躺在藤椅上，立刻陷入３０年前同穆青徒步采访的往事回忆。
我第一次听说穆青的名字，还是１９６６年２月初从学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才知道是他和冯健、周原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
我用两天的时间看了三遍，基本上能原文背下来。
我不仅为焦裕禄在困难面前见英雄的动人事迹所感动，而且也深深地喜欢上穆青同志善于运用农民的语言和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这就是我对穆青的第一间接印象。
１９６６年的１１月中旬，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早已滴水成冰了。
当时，我在乌兰察布日报社当记者，同田斌同志一行去卓资县采访，恰逢该县正召开有３０００多人参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在县委招待所食堂就餐时，卓资县委书记夏步斗同志热情介绍我们同穆青认识。
衣着简朴、操着满口豫东方言的穆青同志，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头戴一顶褪色的鸭舌帽，脚穿打补丁的翻毛牛皮鞋，说话非常和气，态度平易近人，看打扮很像一位基层单位的普通干部，要不是夏书记的介绍，我们真不敢相信他就是新华通讯社的副社长。
他住在招待所的普通房间，废寝忘食地看会议典型材料，深夜招待所停电，他点上蜡烛接着看，在洋洋数万言的典型中，他发现该县后吉拉大队民办教师王建明同志，长年累月翻山越岭，每天起早贪黑往返十余里去大队学校教书。
有时下雨下雪中午不回家，就在学校或生产队饲养院烧山药蛋、烤冷馒头充饥。
天长日久得了胃病也舍不得买药，早晚两次喝碱面治胃酸，把每月学区补助的３元钱，全部用来买作业本和铅笔，送给家中有困难的学生。
冬天，他见同学坐泥巴墩子凉，就把自己的旧皮大衣撕成几十块分给同学坐。
１９６６年７月山洪暴发，为营救过河的学生不幸以身殉职。
穆青面对这个新闻线索，低头沉思许久，迟迟不能入睡。
决定第二天一早，随全县的基层民兵，一同去７０里外的后吉拉大队，采访烈士王建明的知情人和生前所在学校的师生。
卓资县委书记夏步斗和县武装部长，念起穆青同志是新华社来的大记者，更加上冬天山路不好走，就派一辆吉普车送穆青下乡，让我们和内蒙古日报社的记者坐马车去。
穆青同志很坚定地说：“采访英雄学英雄，就让我们新闻单位的同志们跟大家一块儿步行吧。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只有４５岁的穆青，以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当随军记者的战斗作风，挎个草绿色的军用提包，用急行军的步伐，同年轻的民兵们并肩前进。
走累了，把棉布大衣脱掉搭在胳膊上。
吃过早饭从县城出发，走到日偏西才来到王建明同志生前所在的村庄。
他进村，坐在群众的热炕上，一边吃着派饭，一边动情地进行采访，先后访问了王建明的妻子、村干部和学校的部分师生，含着热泪记了一页又一页。
天近黄昏时，我们又一同随大队民兵往县城赶，回到县招待所时已经是大半夜了，穆青同志这种一贯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呀！ 事后，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还不见新华通讯社发稿，实在等不及了，我们《乌兰察布日报》才用文字配照片为烈士王建明发了半个版的报道。
１０年过后，再拜读穆青同志与陆拂为合写的《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才知道，穆青同志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从内蒙古回北京不久，便被造反派以“走资派”的莫须有的罪名强行隔离反省，关进了“牛棚”，限制人身自由。
每天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戴高帽”接受批斗，然后强迫“淘厕所、搬砖头、扛水泥、打扫卫生进行劳动改造，并先后三次被抄家”。
假若我不健忘的话，请听听穆青同志在《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重访宁陵县长年累月与风沙作斗争的植树老人潘从正》中的导语部分，就能推算出来，穆青同志当年采访烈士王建明同志的稿子，为什么未能发表的内幕： “１９６５年的冬天，记者一行在豫东平原采访，有两位先进人物的事迹使我们深为感动。
一位是兰考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另一位是宁陵县的植树老人潘从正，人们称他“老坚决”。
当我们报道了焦裕禄的事迹以后，原打算向读者介绍这位长年累月与风沙搏斗的老人，没想到由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一打算被中断了。
在以后的那些风雨变化的岁月里，我们虽然失去了当时的全部笔记，但这个刚毅、纯朴的老人形象，都始终在我们心头萦绕。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对老人的强烈思念，驱使我们重访旧地，发现这个７７岁的老人就像一颗尘封土埋的明珠，虽已湮没无闻，但仍然闪耀着光芒！这次重访使老人十分激动，他整个夜晚无法入睡（正像潘从正的孙子在向穆青同志遗体告别的悼念会上含泪诉说，他爷爷十几年以后见了穆青同志、拉着手颤抖地说，从你走后，十几年来都没有人来看过我。
――本文作者注）。
向我们倾诉他的遭遇和感慨。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还没有结尾的故事。
像一滴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千世界。
” 上述这段作者间接而含蓄的自我表白，不难看出穆青、冯健、周原这几位新闻界的老前辈，在１９６５年报道了焦裕禄的动人事迹后，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整理采访笔记写潘从正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广大城乡闹开了。
穆青和他的新闻老搭档、在蹲牛棚被审查和批斗的艰苦岁月里，受尽人间折磨。
在解放战争中不曾被国民党的枪炮所打倒，谁能想到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造反派击中了。
据河南分社我的老同学说，周原同志曾被一个造反派一巴掌打成耳穿孔，造成终生致残，作为一个新华社的头头穆青也没少吃苦头。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穆青同志在每次政治运动中，大事小事他都勇敢承担风险和责任，从不推给别的领导和同志，凡是同他共过事的人都有同感。
我从一个资料上获悉：１９５７年反右时，穆青同志时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按当时的规定，每个单位打右派也有指标。
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有十几位记者，按比例也有一名“右派”指标。
穆青同志一再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分社的同志，一年四季下去采访，工作任劳任怨，没有发现谁有“右派”言论。
但上级还是坚持让上报一个“右派分子”，穆青同志横下一条心上报一个“右派”名单――穆青。
紧接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反右后期扩大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