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何为？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方面对何卫华撰写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2017）一书进行了评析。该著作分析了文化研究作为政治事件出现了历史语境，探讨了文化中蕴藏的政治和革命要素和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揭示了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运用威廉斯的观点论述分析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本文认为，通过文化研究理论的比较和对比，该著作清晰地阐明了威廉斯理论的独到之处和现实意义；以威廉斯的文化批评为视角，对一些经典文学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引介了威廉斯的独特的文化研究术语，加深和拓展了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大众文化；意识形态；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希望的资源”。
作者简介：桂宏军，武汉轻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文化是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地位依靠的不仅仅是其经济和军事力量，也是由于其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文化影响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凝聚力，中华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中就有文化自信。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的内涵和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何卫华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可以说是应时之作。正如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一样，文化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广泛和多样，文化理论的兴起与当代社会转型以及相关知识生产有紧密联系，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和观察角度的改变，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變化（王逢振 1）。在当前全球化趋势和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原有的界定不足以解释这些新的文化现象，而互联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众性，而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的重要观点就是文化的大众性，因此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对于评判当前的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包括导论和结语共七章，该书分析了文化研究作为政治事件出现了历史语境，探讨了文化中蕴藏的政治和革命要素；探析了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论述了文学评论中“文化批评”方法，从“情感结构”、“惯例”和“可知共同体”的角度揭示了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运用威廉斯的观点论述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大众文化，指出大众文化具有颠覆性、民主性、娱乐性、介入性的特点，中国的文化研究可以从威廉斯的思想中汲取养分，成为威廉斯意义上的“希望的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的文化民主化及和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何卫华 229）。在当今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如何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如何让大众传播不受资本逻辑的控制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潜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威廉斯的理念对以上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在这几个方面。
“文化研究”的定义犹如“文化”一样，也是难以简单确定的，因为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多重文化背景交织的结果。通俗文化各种新形式、青年文化、反传统、新媒体等，加之由于移民和散居现象出现的跨文化特征，这一切使得文化固有的边界和传统的定义被不断打破，因此文化研究理论随着时代在不断继承和发展中。本书作者立足当前的历史语境，研究了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探索了威廉斯的思想渊源，既有和马克思、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思想、福柯、鲍德里亚的比较和对比，既有纵向的追溯，也有横向的梳理，作者通过这些比较和对比论述了威廉斯的文化理论。
作者首先论述了对文化内涵的政治和革命的重构，威廉斯对他所认为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了重新建构，重新阐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二者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不可分的、相对的（229），这为文化的政治介入提供了理论依据。威廉斯将文化重新定义“一整套生活方式”，这一定义将利维斯的精英文化所忽略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引入到学术殿堂内，从而强调了文化的能动性和介入性，威廉斯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部分地寄托在包括大众文化的“文化”上。这里作者用“霸权”、“主导文化”、“残存文化”和“新兴文化”（85）等概念清楚地论述了威廉斯的文化观，威廉斯用类似解构主义的方法，消解了文化的霸权表象，取而代之的是普通大众都参与的“共同文化”，“共同文化”是由差异性的个体共同参与建构的，这与以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反抗类似。作者通过与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比较论述了威廉斯所认为的大众传播的政治潜能。威廉斯认为当时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一方面会成为利益阶层的新的、强有力的和高效的操控手段，在鲍德里亚所描绘的后现代社会中，媒体制造的各种影像逐渐取代了现实，能指和所指已脱节，“真实”的内容已不复存在，人们接触到的只是各种“漂移”的符号。另一方面，新的传播技术不仅可以将信息更高效传播给更多人，也能让更多人更便捷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之中，促进了民主的实现。
从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的大众性和介入性的特点对于当前中国文化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底层文化和各种非主流文化不断走向前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化，这一进程可以被认为是威廉斯意义上的“文化民主化”。当今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更加开明，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传播手段更加多样便捷，这些使得文化生产、文化需求和消费有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因此在当今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型中，大众文化的崛起有其必然性。从威廉斯文化理论的大众性和介入性的视角看，中国的大众文化中有以下特征：大众文化的颠覆性，文化民主性不断增强，受众的主体性，政治性。
在威廉斯那里，作为“介入性”知识，文化研究承载着重新激活英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以理论话语的形式存在，也能够不断介入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213）。在威廉斯那里，文化研究的目标是为底层代言，在关注边缘人群文化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深入分析其中的政治潜能，通过对边缘群体文化的关注，可以更好地让整个社会关注到这些群体。同样，在当下中国，通过各种新型文化媒体对一些弱势群体的曝光，引发社会和政府关注，从而有可能使他们的生活改善。
二、经典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
文学作品的解读有多种理论，有的聚焦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容或形式，如新批评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有的强调作者一方，如现象学批评文本的本质是作者写作时头脑中的纯粹的意识，与作者的生平无关；有的关注的是读者一方，如英伽登认为读者在阅读中确定作品中的未定点和填补其中的空白；有的关注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如解构主义。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文本的含义发生了蔓延，新的文本尤其是纸质文本以各种形式出现，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学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研究的兴起使人们不再拘泥于对传统定义的文本进行单一的内部研究，即那种依据文学文本中的语言层面，从语言结构、语义、修辞方法等角度对文本内部的构成性因素逐层加以分析的方法，而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对文本的生产机制、传播、移植、旅行和接受的全过程进行扫描，从中透视出问题所在（王逢振 105）。这种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角度观察文本的演化的文学评论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原有研究方式的不足。
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方法，“文化批评”探索文学表征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间的关联（何卫华 27），这种批评有特定的政治使命和现世关怀，这种发掘文本的字里行间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暗流的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角度，很多经典作品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重新解读。《傲慢与偏见》描写的是作者生活的乡村的绅士的日常爱情婚姻故事，没有提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但小说中的悠闲宁静温文尔雅的乡村生活是建立在作者所忽略的对社会底层的剥削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的基礎之上的，小说中描写的“可知共同体”实际上是作者有意选择建构的结果。 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将美国人的“天真”和“纯洁”与欧洲人的世故和颓废进行了对比，但实际上去欧洲的美国人都是百万富翁，他们的“纯真”是建立在以不纯真的手段获取的金钱上面的，因此詹姆斯笔下的人物缺乏现实基础，是作者有意选择和建构的。同样，简·奥斯丁小说中呈现的田园风光和悠闲的乡绅生活所掩盖的是社会底层生活，《简·爱》中的爱情故事中罗彻斯特的财产也来自于他在牙买加的殖民产业。《呼啸山庄》讲的是炽烈的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爱情故事，并不涉及政治经济制度，从威廉斯的“文化批评”的角度看，作品中对强烈的情感的描写的表征下面是对“可知共同体”所体现的压制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反叛。《远大前程》描写了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发展，揭示了主人公对进入上流社会的期望以及幻想破灭后的道德感受和精神反思过程，然而故事中主人公的成长是以海外殖民为背景和基础的，小说中的殖民被赋予了魔力，为现实矛盾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式；殖民地可以神奇地改变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借助这一戏剧性因素，小说中的各种矛盾和现实社会问题得以解决。在诗歌中，田园诗将乡村理想化，呈现的是虚饰的、被扭曲的和充满着意识形态的乡村图景，“反田园诗”展示的则是对抗性的想象乡村的方式，通过描写乡村生活中的苦难、剥削和压榨，揭露和批判田园诗所传达的虚假意识形态。
三、关键理论术语的重新探析。
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威廉斯的一些文化研究术语进行了重新探析，术语是理论的凝练和现象的抽象，这些术语对于提高文化批评的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具有很大意义。上面提到的“可知共同体”是文本呈现给读者的社会空间，对读者而言，这一空间中的人物、情景和事件是真切的、实在的和可知可感的存在。实际上，“可知共同体”往往不能反映碎片化的现代社会，“可知共同体”受到作者主观因素的限制，是作者有意的选择和建构（178）。“可知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的辩证性、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观点。詹姆逊认为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例如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是不可分割地同一个更大的整体（如更为广阔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是和作者的思想意识联系的，而作者的思想意识又是历史语境的一部分（Selden 113）。因此作品的内容必然有主观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威廉斯的“可知共同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观点。
“情感结构”和“惯例”等文化研究术语的引介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常研究文学作品往往是把作品放在政治经济的背景下考查，而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不同于这种政治经济背景，政治经济背景的角度是一种简单机械的决定论，即文学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也是作品的时代背景，但它强调的是通常所用的分析概念所不能传达出的那种独特的对时代的感受、情感和切身体验，其中有“客观的”整体生活方式，也有个体的现实体验，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是林林总总的生活整体（何卫华 152）。“情感结构”比经济基础的内涵更丰富细腻，而经济基础角度的文学作品研究所看到的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简单的粗线条的反映。“情感结构”和文学作品的意义能更好地契合，例如埃德蒙·斯宾塞的《仙后》中表现的勇敢忠诚的骑士精神和《爱情小唱》中用色彩绚丽的形象对真挚热烈爱情的描绘与伊丽莎白一世的太平盛世文化繁荣的“情感结构”有很好的契合，而马修·阿诺德的诗“多佛海滩”的景物描写中流露出的低沉忧郁的心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当时社会的市侩风气的“情感结构”有紧密的联系。
在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惯例”是指“艺术和文学中某种也已确定的关系或这种关系的背景”，例如在戏剧中，观众和演员的类型、戏剧中人物的打扮装束、人物对话、角色出场和介绍都有章可循，威廉斯用“惯例”来剖析文学形式中隐藏的意识形态的操控（158）。例如萧伯纳的戏剧把握各种社会问题，描写各种社会腐败堕落现象，其内容的中心是社会批判，但由于其中的机智俏皮风趣的对话和传统的戏剧形式等“惯例”，读者往往不一定能充分感受到作者的社会批判性，而荒诞派戏剧的内容所揭露的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虽然不及萧伯纳的戏剧，但因其戏剧形式对“惯例”的突破，给读者的社会批判性感觉更强烈。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研究了形式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称之为“形式的内容”或形式的意识形态分析，即文学作品的形式中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马新国 569），威廉斯的“惯例”体现了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