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
我国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于明后期，比起西欧来已晚了约两个世纪。
到清中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中，还是微不足道的；在手中，亦只占极小比重。
经过300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前，也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
比起欧洲，大为落后了。
①本文探讨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迟缓，而这大半也就是我国封建长期延续的基本原因，是近代落后的根源之一。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
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
② —————————————— ①;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14,15世纪，首先在意大利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接着在尼德兰沿海场城市，其后在英国。
16世纪，英国和大陆某些城市已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经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晚期开始产业革命，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
②;《资本论》第l卷。
第783页：第3卷。
第371页。
我国的封建社会较早地从领主制经济过渡到地主制经济，较早地出现了土地买卖，较早地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大统一王国，生产力有高度发展，是一种成熟的封建制典型。
正因为是成熟的封建社会，它的经济结构比较坚固，自给性比较完整，上层比较强大。
并具有较大的自我调整的机能，不容易被冲破和瓦解。
下面，我们从生产、流通、分配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生产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封建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这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然而，其结合方式又受自然、和生产芣系多方面的制约，各间有很大差异。
我国是个大陆国家，受季候风作用，季节差异显著；多山，但河流湖泊密布，资源丰富；幅员广阔，土壤比较肥沃，适于种植业的发展。
自古以来，谷类和桑、麻就是人们食衣的主要来源。
宋、元以后，棉代替麻成为被服的主要原料，粮棉遂成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基本内容，“男耕女织”就是它的写照。
这和欧洲那些畜牧业比较发达，实行农牧结合和轮作的国家，是有所不同的。
我国由于食衣问题解决得比较早，11世纪以来人口即呈现长期趋势的增长(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这种增长)，而粮食和棉、桑又都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畜牧业则否)，这种男耕女织的结合形式也就愈来愈紧密。
生产关系方面造成的差异还更大。
在欧洲领主制经济中，领主土地上是使用农奴集体劳动的大规模经营。
农奴也在自己的小块份地上从事农业生产；而畜牧业则是在公用的草地、休耕地和收割后的全部农地(敞地)上进行的。
手工业方面，除农奴家庭的纺织等业外，庄园内还有各种专业的工匠和公用的磨房、冶坊以至面包炉等。
这里，庄园是个整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并不完全是在农奴家庭内部。
我国的地主制经济则不同，除少量经营地主外，土地都是分租给佃户，形成一家一户的基本生产单位，即通常所说小农业、小农经济。
农工结合也成为完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尽管有些是通过家庭的调剂)。
我国的自耕农，除少量富户外，也都是小农经济，也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
小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较高的产物，在传统农业中，它是最能发挥劳动效率的形式。
我国的佃农经济，与欧洲的农奴制相比，劳动者有较多的人身自由，生产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
由于是实行实物地租，农民具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去获得时间来从事剩余劳动”，并使产品“归他自己所有”①。
明代，特别是清代，分成租制大量转化为定额租制，使农民自有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农民支配自己产品的余地扩大。
这样，他们就有可能以一部分剩余产品，或是家庭手工业产品，投入。
同时，佃农与土地的结合是没有保障的，常有被迫离开土地的可能(农奴则否)；又因地少人多，农民在租佃土地上存在着竞争，他们就有必要从事一些手工业，多一份生产门路，就多一份生存保障。
明清还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在耕作上有更大的自由，和手工业的结合也更容易。
因此，中国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具有容纳一定程度商品生产的内在条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远比欧洲的农奴经济为强。
①;《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到清前中期，我们明显地看到经济作物的扩大，农产品加工和农家副业的发展，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内容增多。
有些农民或者在农业的一极，或者在家庭手工业的一极，把部分生产转化为小商品生产。
除丝、茶、棉布等传统商品外，烟、糖、豆油、豆饼也陆续上市。
乃至像造纸、陶器等也都成为家庭副业。
山西省70个左右的州县中，就约有20个州县的地方志中把陶器列为当地产物，它基本上都是农民家庭生产的，由“远人挑贩”，“贩鬻四外”①。
—————————————————— ①;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文物资料丛刊》第2集。
这种农民家庭手工业有一定的市场条件，进一步发展，就可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
然而，在我国，事实并非如此。
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除明代即已开始的丝织业外，几乎举不出恰当的例子。
除丝织业外，也未见什么包买商支配家庭劳动的形式。
在茶、烟、酒等农产品加工中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并不是由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小商品生产者转化来的，而是商人雇工生产的。
在制糖、造纸中曾出现过工场手工业，但也不是由农民家庭手工业转化来的，而是地主、商人开办的。
在这些行业中，农民家庭手工业仍然存在，与商人雇主制或工场手工业并行，并且，前者的大量存在成为后者发展的障碍。
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最重要的也是数量上占绝大比重的一门手工业，即棉纺织业上。
直到鸦片战争前，尽管已经有了广泛的棉布市场，我国的棉纺织业还几乎全部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阶段，也没有任何资本主义萌芽。
它为什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原因，除了生产技术上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我国小农经济生产结构的坚固性。
我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为什么这样坚固呢?这可从三个方面来观察。
如前所说，在西欧的庄园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并不限于农奴家庭范围；在我国，则是以农民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
在西欧，这期间农业生产没有多大变化，14世纪因黑死病引起人口大量损失，以及农奴逃亡城市，单位作业面积并有扩大，直到17世纪英国开始农业技术改革，都盛行轮作制。
在我国，从明到清，农业生产力有颇大增长，但生产工具极少革新，它主要是依靠集约化耕作得来的，一些农艺学上的改进也都需增加入力。
集约化耕作是靠人的勤劳，因而它的发展又巩固了一家一户的生产体制。
在江南，明代一般是一夫耕作水田10—20亩，到清代耕种10亩还要“雇工以助之”。
集约化耕作需要一定的农业投资，又往往需现金支付，每亩约千文。
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是土地不足的地区，这些农民都要“以副养农”，“以织助耕”，或农业仅足糊口，应付租税和日常所需就要靠家庭手工业了。
第二，人口。
明清以来农业的集约化，有农艺学进步的因素，同时也是人口增加促成的。
我国人口，明代最高时曾达1亿左右，清中叶飞跃发展，乾隆当政的60年间，连续突破2亿、3亿大关，道光间并发展到4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