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者带来的真相

在当代文坛上，小说家范小青可谓自成一格。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扎根于苏州地域文化传统中的她，就已经凭借对吴越风情的细腻把握和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敏锐感知，创作出了《裤裆巷风流记》等多部广受好评的“小巷文学”作品。进入90年代以后，她一度被视为“新写实”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她的创作旨趣始终与以“原生态”“零意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写实主义”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相反，她擅于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现与重大社会议题的讨论有机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儿女情长与旧城改造双线并进的《城市表情》，还是以人情百态为底色的官场小说《女同志》，抑或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审思赤脚医生历史和农村合作医疗进程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都是象征了其创作风格日益圆润自如的重要作品。而这些作品也被批评界命名为“新世情小说”。如此指认，意在凸显其由人情通达世道的创作笔法，可谓切中肯綮。

“世情小说”最易人手，却最难出彩，因为“世情”的呈现有赖于细节与局部的生动描摹，可如果仅有精致的细节与局部，又无法提升到把握“世道人心”的层面。换句话说，好的“世情小说”必须是“以小见大”的。而范小青的创作便正是如此。她多从小处着眼，描写的是小人物的生活常态，从不刻意追求达成某种宏大叙述，但在其扎实细密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却往往可以显影出时代的风貌。范小青最新完成的长篇力作《桂香街》依旧循此路径。这部作品瞩目于工作在最基层的“居委会干部”这一群体，通过对其琐碎芜杂的日常工作的再现，勾勒出了基层社会的人情百态与世事变迁。

《桂香街》以主人公林又红的身份错位为线索展开叙述。林又红的身份本是外企高管，却因食品安全事故而赋闲在家。原本不食人间烟火、日常生活全靠丈夫打点的她准备利用这难得的闲暇为全家做一顿晚饭，却这么也打不着家中煤气。由于恰逢小区物业罢工，她不得不转向求助于此前从未打过交道的桂香街社区居委会。在前往居委会的路上，她意外地被误认作即将上任的居委会领导“蒋主任”。以此发端，她在阴差阳错中与居委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她在帮助居委会干部解决辖内小吃街的矛盾糾纷与经营管理难题的过程中，逐渐承担起“居委会主任”的重担，最后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全票当选为桂香街社区居委会主任。林又红不仅接受了这一“强加”的身份，还勤勤恳恳地为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做了大量工作。整部小说的重心便是展现她在“居委会主任”任上的主要经历。

显然，范小青在《桂香街》中讲述的是一个主人公“变身”的故事。能力超群的林又红放弃了各大企业的竞相邀约，自愿选择到基层从事待遇差、收入低、担子重、责任大以及几乎没有任何上升空间的居委会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颇具传奇色彩的情节设定作为整个故事的逻辑起点，是有违“常理”与“常态”的。而这种“反常”恰好为我们从更为内在的层面上打开这—文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主人公由高阶层“下行”/“下坠”到低阶层的视角十分新奇。林又红。

这位以往生活在完全与社会底层绝缘的世界中的女强人，在小说中如同突然被移植的一株奇珍异果，戛然中断了其既有的成长、教育与职业经历，开始在居委会的一方陋室中“为人民服务”。因此，她既被“新奇”的眼光打量，也同样以一种“新奇”的眼光注视着一个完全陌生的市井世界。当林又红完全适应了“居委会主任”这一身份并与社区居民“打成一片”时，故事讲述中的诸种要素也进入了一种浑然一体的境界。可不能忘记的是，这真的是一部，或者只是一部关于干群关系，或者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的本意与天职如此——中的先进人物事迹的作品吗？整个故事的起点始终令人在感动之余疑窦丛生。林又红的“变身”固然十分“可爱”，可是这样的讲述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可信”的呢？她的“变身”有其可以自圆其说的发展逻辑，还是仅是—种偶然“错位”？

范小青当然也清楚《桂香街》必须对此做出解释。她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林又红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失业”了。难得的闲暇使她有机会接触到陌生的社区生活，体验到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与生活方式。二是林又红的性格很适合从事居委会工作。她好强执拗、热心助人、富有公心且能力出众，因此在面对急需帮助的基层工作时难以做到无动于衷。三是林又红的闰蜜赵镜子为了让林又红远离她们共同爱着的男人江重阳，授意同样在居委会工作的“90后”外甥女陈菲千方百计地将林又红留在了居委会工作。也就是说，机遇、性格加“阴谋”，共同促成了林又红“变身”的发生。

然而，林又红虽然自诩“下岗女工”，但她何尝真的是以“女工”的身份“下岗”？并且在她“下岗”之后，各大企业的邀约延揽也从未断绝。这便直接冲击了范小青设置的逻辑链条。更为重要的是，致力“写实”的《桂香街》在这一关系到整个故事能否真正成立的关键情节的处理上，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所“写”之“实”——亦即当下世情的“常理”与“常态”呢？

其实，在范小青的创作中，“下行”/“下坠”的视角在她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百日阳光》中就曾出现过。很有才华的研究生柏森林在那部作品中主动选择到基层参与乡镇企业的经营发展。放置在90年代的社会氛围与文化语境中理解这部作品，我们不会感受到故事的展开线索存在“错位”的危险。因为当时各界对于基层发展的确抱有普遍乐观的估计与期待，所以如此设置情节，也就合情合理。可是在《桂香街》问世的2016年，我们的现实又是如何的呢？

在“并不可信”的阅读体验背后，实则关联着对于当前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与中国现实的普遍体认。在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当下，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着自身。受此支配，各个社会阶层也就被越来越稳固地区别开来，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分化日趋板结，社会流动性明显降低。在这一背景下，从底层“卜升”至高层的渠道日益逼仄，而从高层“下坠”到底层则更是“反常”。通常而言，“下坠”现象的发生往往是外力造成的结果，而非林又红式的自愿选择，是故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进行衡量，也就不具备选题与取材的普遍性与代表性。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连接林又红“下坠”的两端——外企与基层——正是金融资本主义所区别开来的社会阶层中最为悬殊的两极。《桂香街》本可以藉此“反差”/“反讽”的视角切入，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写实力作。但遗憾的是，对于外企与基层两极在当前整个社会结构中呈现的巨大张力以及由此延展出来可供讨论的问题空间，范小青显然并不在意。

或许在这一范小青的无意识之处，我们可以继续有意识地进行追问：之前全心全意服务于“外国资本”的林又红，是否可能毫无障碍地实现“变身”，仅由机遇、性格加“阴谋”三点原因，便成为了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基层干部？

当然，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文学创作当然允许“传奇”与“例外’’的存在。然而，倘若一部“写实”作品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却显得太过牵强。如果《桂香街》意在“传奇”，或者立意虚构，那么上述追问也就有些吹毛求疵了。可是范小青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反复强调的，却正是她对于“写实”的高度追求。该书后记指出，小说的创作缘起是她受到了常州市吊桥路东头村社区居委会主任许巧珍先进事迹的感召。为此，她专程赴常州了解了许巧珍的先進事迹，并拜访了数十位老中青三代的居委会干部，做了大量实际的调研工作。以此观之，《桂香街》的创作可谓有所本，有所依。范小青以“万变不离其宗”概括其创作这部小说的宗旨。在她看来，“这个‘宗’就是大地，就是人民，就是许巧珍，就是常州市许许多多的居委会干部”。在小说问世后接受访谈时，范小青也指出《桂香街》具有明确的写实追求，她所塑造的林又红正是千千万万的居委会干部的艺术化身。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可以根据“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于这部小说加以审视。换句话说，对于林又红“变身”背后的逻辑链条是否成立的追问，也就可以成立了。

饶有意味的是，借助范小青的提示，通过对读许巧珍的事迹与林又红的故事却不难发现——许巧珍并不是林又红的原型，她的“艺术化身”在《桂香街》中另有其人，那便是一位在小说中仅出场了一次便去世了的居委会的“老主任”。正是由于这位“老主任”的去世，居委会主任一职才“虚位以待”。由于应当前来接任的“蒋主任”未能到任，这才有了林又红被错认为“蒋主任”，以至最终“变身”的故事。

行文至此，大概已经不再需要更多论证。我们可以明白：与许巧珍相比，林又红其实只是一位“虚构者”。所谓“虚构”，指的不是人物形象层面的虚构，而是这一形象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在根本上就是虚构出来的。这与《桂香街》的“写实”宗旨也就具有了内在冲突。

如果止步于此，那么或许已经可以指认范小青的这部新作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不够成功的了。可是，评价尽管容易做出，困惑却还依旧存在——“写实主义”的“写实”追求，是否应当仅限于在作家提供的文本内部加以理解？在创作的“写实”之外，是否还有可能展开一种“写实”的阅读，亦即继续我们的追问，考察在范小青这一无意识的书写背后究竟还有什么真相可以被逼视出来？

为了解决这一困惑，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故事本身。“错位者”林又红所面对的桂香街，其实是一个五方杂处、鱼龙混杂的超大社区。按照她的描述：

我们桂香街居委会的范围，那可比一个村要大得多，复杂得多……你放眼一望吧，东边一片，中高档住宅小区，别以为中高档住宅就没有问题，问题大了，就说我们丽都花园，物业和业主闹矛盾，闹得物业都罢工了，再说西边一块，老旧小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造的，现在破旧不堪，原住房大部分已经搬走，留下的就是老人和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房子大多租给了外来打工的，所以这个地区人员是“五多”，老人多，病人多，外来人口多，困难人口多，还有一个，精神病多。

这段描写提示了桂香街社区的管理难度极高，这里不仅社区成员的组成阶层十分复杂，而且还有众多的流动人口。除此之外，围绕小吃街产生的问题，更是数不胜数，例如由于乱占街道设摊引发的城管与摊贩之间的长期矛盾，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以及如果轻易取缔则会导致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等等。这些难题如潮水般地向林又红涌来，而在小说中她却神奇般地一件一件将之成功化解，桂香街社区也因此被评为了“先进”与“典型”。也就是说，林又红是一名完全合格与称职的基层干部。

《桂香街》中写得最好的便是以酷似长篇电视连续剧式的镜头感与节奏感组织起来的一个又一个林又红解决问题的故事。居委会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日常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生动呈现。如果从表现居委会的日常状态的角度而言，小说的“写实”程度很高。可是，就是这种“日常”状态的展现，却恰好构成了问题所在。使得居委会将桂香街社区从纷繁混乱的秩序中恢复正常的，不是“老主任”，而是林又红这位“下坠”到此的“新主任”。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林又红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于“老主任”，而在她的具体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居委会这一基层组织的社会职能与社会地位，也已经与我们既往对于居委会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此，有必要引入相关的历史背景来加以说明。1949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活主要在两个系统中进行。一是单位体制下的组织动员机制，二是居委会对“非单位人”的组织动员机制。其中，居委会实质上属于居民的自治组织，其宗旨在于服务群众，保障其基本的公共福利得以实现。时过境迁，伴随着单位体制的逐渐瓦解，单位的社会保障职能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相比之下，居委会作为“旧时代”的“幸存儿”，更多地承担起了过渡阶段“兜底”与维稳的政治任务。小说借居委会余主任之口道出：“如果小区的物业比较好，那他们不回来喊居委会，可是我们桂香街有许多老小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造的那种，根本没有物业，也无人管理，有许多原单位都早已不存在了，或者合并到别的单位去了，没人管了，肯定要来找居委会的。”由此看来，当下的居委会已经很难再说是群众的自治组织，而是化身为兼具物业管理职能与部分行政职能的基层机构了。这便构成了“老主任”与林又红“新老交替”的历史背景。

在表面上看，在小说中是“老主任”与林又红完成了交接；但在实质上，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居委会在发生交替。对于社区中的弱势群体来说，他们最为迫切的心理需求可能是被类似居委会这样的机构“管理”与“帮扶”，而不再是谋求自治。譬如，小吃街的很多商户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不得不采取非法经营与恶性竞争的方式来“争利”。他们赚钱持家尚且艰难，遑论自我管理。因而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社区居民都寄希望于居委会维持局面，所以小说中就出现了桂香街的居民们纷纷期待“蒋主任”到任，并把林又红一厢情愿地当作“蒋主任”的场景。换句话说，林又红是否是真的“蒋主任”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因为“蒋主任”只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是基层群众唯一可以频繁接触与依靠的“外力”。从这一点看，林又红一遍遍被误认为是“蒋主任”，其实真实地反映出了基层群众的现实需求。这就说明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同样可以说明这点的，还有在《桂香街》中“社区”共同体与“邻里”关系的缺位。原本应当通过自治达成的“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伦理被彼此之间高度原子化的“自私自利”的“精心计算”所取代。满足无数“单打独斗”又十分“难缠”的百姓对于居委会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在小说中构成了居委会繁重芜杂的日常工作。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种自我管理式的组织生活，而成为了一种个体与外力之间单向度的帮扶结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被取消掉了。

值得注意的是，桂香街上种种复杂的矛盾都被林又红凭借个人关系“轻巧”地加以化解。例如，长期得不到审批的居委会扩建申请，伴随着林又红的到来，因为她的闺蜜的姐夫正是市政府分管城建规划的副秘书长便很快得到了解决。再如，贯穿全书的如何安置和管理小吃街摊贩的难题，便因林又红的初恋男友江重阳主动提供帮助而得以彻底解决。江重阳将其负责的金吉大厦的负一层和一层开放给小吃街商户，并且允诺他们先做生意后付房租。而为了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江重阳又联系了知名品牌企业提供帮助，实现了第三方的统一进货与管理。问题虽然一一得到化解，但林又红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前提确是若干超脱于“人民群众”阶层之外的个人关系的存在。比如，江重阳不仅兼具智慧与实力，而且依旧深爱着林又红，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小吃街的难题恐怕将会长久地存在下去——至少小说中没有给予其他可能的解决方式。换句话说，种种问题之所以到了林又红的手中都可以迎刃而解，靠的是她足够“高大上”的朋友圈。在这点上，我们可以相信范小青写出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而正是这种真实，无疑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普通的居委会干部而言，显然不具备林又红如此优渥的个人条件。那么，如果作为“外力”的居委会干部不够强有力，居委会的日常工作是否还能正常开展？

对于小说中没有涉及的这一层面，我们姑且不做展开。回到林又红本身，不妨追问的是她的“强有力”的本质是什么？在《桂香街》中，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靠的是以江重阳为代表的政商强人，那么林又红的基层管理权力其实也就是政商权力在居委会中的延伸。这当然是“老主任”不具备的条件，也是曾经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居委会不具有的性质。至此，小说讲述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个人故事，而是在无意之间揭示了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的根本变化。这正是林又红这一“虚构者”带来的真相。

进一步来说，小说开头看似多余的引子，實则给我们透露了重要信息。

江重阳祖上的显赫背景。他的母亲出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和官宦世家，所以江重阳是不折不扣的“乡贤”后代。而如今，江重阳同样是解决基层问题的“新乡贤”。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越来越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当下，能人政治侈贤政治也就逐渐取代了群众自治，成为解决基层问题的“有效”方式。相比之下，百姓变得越来越被动，他们只能依赖“外力”的偶然而随机的救助，而不再能够真正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老主任”的去世与林又红的“错位”其实宣告了作为群众自治机构的居委会的‘名存实亡”，从而打破了我们对人民群众、社区共同体以及居委会工作的温情想象，写出了基层群众的被动命运与资本支配下的能人政治侈贤政治的潜滋暗长。假如范小青写的是许巧珍式的传统居委会干部的故事，反倒不能呈现上述“新常理”与“新常态”。正是在她的无意之间，“新世情”被她和盘托出。而这或许才是《桂香街》的真正意义所在。

范小青的本意是歌颂基层工作者，弘扬主旋律与正能量。但她不自觉地“弃用”真实人物而“启用”虚构人物的写作策略，除却艺术创作上的考量之外，也显示出了将当下的现实生活直接艺术化的某种困境。这也启发我们在阅读类似的当代文本时必须将文本内外的因素勾连在一起进行考察。具体到《桂香街》而言，已故居委会主任许巧珍的先进事迹、林又红的虚构故事以及范小青在不自觉中的采取写作策略，构成了小说的三个维度。林又红是走进老主任们（许巧珍们）经营的“居委会”的漫游者，也是口口相传却从未到来的“蒋主任”的虚拟替身。老主任象征着社区共同体的“历史传统”，而“蒋主任”则象征着试图接续这一历史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小说以虚构的、不可信的“错位者”林又红终结了这一难以为继的历史传统，彰显出了传统居委会工作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现实困境。

在现实中“变身”与“错位”的余地比在文学中要小得多。但正是在小说创作享有的这一“特权”中，一个并不“可信”的人物道出了真相。概而言之，林又红仅靠个人能力是无法应对居委会的诸多事端的，在她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政商精英阶层。她其实只是精英阶层渗透到基层中的一个使者。她的使命便是宣告：作为群众自治与共同体保障的居委会早已名不副实，而一个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于一体的精英阶层正在全面接管、掌控与塑造我们身处的时代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