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境与斗士
张映勤。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自己少年时的家境：“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鲁迅少年时周家生活艰难、经济窘迫。那么，少年时期鲁迅他们家的生活状况真的陷入困顿了吗？困顿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试做分析。
一、家庭变故：科场舞弊案。
鲁迅本名周树人，祖上在过去绍兴的覆盆桥左近购房，修建了颇具规模的“周家老台门”宅院，人们称之为“覆盆桥周家”。随着周氏家族人丁兴旺，后代繁衍，祖居老台门的房屋不敷使用。鲁迅的八世祖周渭在清朝嘉庆年间于东昌坊同一条街上购建两处宅院建房，即过桥台门和新台门。周家一分为三，长子住新台门，二儿子住过桥台门，小儿子和父母住老台门。新台门原是老台门东边二三百步远的东昌坊口数处房产，拆掉旧屋建成的坐北朝南的新宅院。其规模、结构与老台门大致相同，共分六进，有大小房屋八十余间，连同后面的百草园在内，占地约4000平方米。新台门里面住着覆盆桥周氏家族中兴、立、诚、礼、义、信六个房族。鲁迅是兴房的长子长孙，于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新台门西侧的故居。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提到：“乡下所谓台门的意思是说邸第，是士大夫阶级的住宅，与一般里弄的房屋不同。”。
台门类似于北方的独门独院，只是规模更大一些，供一个家族或大家庭共同居住，所以一般以姓氏命名，如周家台门、朱家台门、寿家台门等等。当然，如果这个家族中有人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显赫的功名，为了光耀门庭，也以这些官职命名，如状元台门、探花台门、解元台门等等。
覆盆桥周家是绍兴城的名门望族。鲁迅的祖上曾经辉煌一时，他的祖父周介孚于一八九八年在杭州狱中曾作《恒训》教训子孙﹐其中说道：“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大族焉。”周家的祖先勤俭持家，将所得赢余，广置田产，到了后代，人丁兴旺，分家析产。有些房族开始将祖产用于投资经营，开设首饰店、钱庄、当铺等等，到鲁迅的曾祖父、祖父这一辈，周氏大家族因各房门生活奢侈、财产争讼、不事生计，再加上太平天国及清兵在绍兴一带的劫掠烧杀，周家已呈颓败中落之势。“卖田典屋，产业殆尽”，只有鲁迅他们家这一支还能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在鲁迅出生前十年，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四月辛未科殿试发榜，他的祖父周介孚三十三岁时高中进士，被钦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进修。习满三年，散馆后周介孚赴江西省偏僻的金溪县任知县。其间，他与上司顶撞，被同僚排挤弹劾而丢了官职。其后，周介孚变卖家里的田产，举债借贷，不惜重金，最后在北京捐了个内阁中书负责誊录、校对的七品官。鲁迅出生时，祖父正在北京等候补缺，虽说是京官，但是有名无实，俸钱不多。周介孚的收入仅够他和小妾维持日常生活开支，对家庭经济开支没有任何帮助。
在周介孚没出事之前，在外当官二十多年，他只回过一次老家探亲，平时也没往家里寄过钱。周介孚不寄钱养家，一方面是他的俸银不多，经济能力有限，一方面也说明家里十几口人并不依靠他的钱生活。
周介孚第一次看见孙子，是鲁迅两三岁的时候。周介孚回家省亲，甚至连路费都很难拿出来，在外做官二十二三年，他极少回家探亲。一八九三年三月，他带着潘姨太和次子伯升再回到绍兴。这是为母亲戴氏奔丧，回老家“丁忧”守制（指古代官员的父母死去，官员必须停职持丧三年的制度）。同年的八九月份，一起科场舞弊案导致了周家的败落。
鲁迅在自传中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是什么变故让家里变得“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是他的祖父犯下了重罪——科场舞弊。
事情的大致经过如下：
一八九三年，慈禧老佛爷五十九岁，朝廷特意增开了一科乡试，为明年太后花甲万寿的会试恩科预做准备。周家本是书香门第，走的是读书做官的老路。周家的几门亲戚子侄都中了秀才，但是没有中举，这一次机会来了，大家都想在乡试中得到功名。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身为进士、翰林，居京多年，见多识广，人脉广泛。这时候周介孚正“丁忧”在家。几门亲戚找上门来请他帮忙，想为几个子侄在科考时行行方便，走走后门。周介孚抹不开面子，推托不过，同时也藏着一点私心，想顺便为自己的儿子、鲁迅的爸爸周伯宜托托关系，于是便答应下来。
这一年春天，各省的考官陆续放出。负責江南乡试的官员殷汝璋正好是周介孚的同科进士，两人在京为官，私谊甚厚。有这层关系，八月前后周介孚迎着殷汝璋的官船行抵苏州，带着些书信名帖，“计纸两张，一书‘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应试所用特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等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载《光绪朝东华录》）。
“凭票发洋银一万元”是所谓的“空票”，事成以后才能支取。马、顾、陈、孙、章，是周介孚托付需要照顾的考生的姓，当然还有他的儿子周伯宜，“宸衷”“茂育”是用来作弊嵌在文章中的字样标记。如此行贿舞弊可谓是设计得天衣无逢，却不料因为用人不当，闯下大祸！
当时规定，为防徇私舞弊，考官不能与地方官员直接接触。殷汝璋走的是水路，取道运河，经苏州再到杭州。按例他不能上岸会客，船停在了苏州阊门码头。
周介孚以“丁忧”之身，不便面见朋友，便派了一个叫陶阿顺的仆人去送信。仆人陶阿顺雇船朝着主考官的大船驶去，将信封交给殷如璋的差人。殷汝璋接到信的时候，正和副主考周锡恩（一说是苏州知府王以堪）在船上谈事。见了周介孚的名帖和信件，殷汝璋若无其事地收下，便将信封放在桌上，想等事后一个人时拆开来看。陶阿顺被他的随从打发回去。这个仆人不太机灵，又不谙世事，他怕这么大一笔钱交出去没有下文，不好交差。陶阿顺哪里明白官场的规矩，站在那冲着官船上大声嚷嚷：“殷大人，怎么不打张收条，信里还夹着支票呢！”这一嗓子可闯了大祸。本来殷汝璋心知肚明，老同学投帖写信必有要事相托，重金酬谢已成官场惯例，自己不过是装糊涂不理会罢了，没想到这层窗户纸偏偏让陶阿顺这个蠢货捅破了。当着别人的面，殷汝璋只能公事公办，打开信封，事情败露，连忙叫人拿下陶阿顺，并把周介孚的信件、支票交给地方官查办。轰动一时的科场舞弊案由此引发。
科场舞弊历来是重罪。周介孚一案层层上报送到朝廷，光绪皇帝龙颜大怒。光绪皇帝连下几道谕旨，决定要从严处置，先令浙江巡抚崧骏认真调查，据实上报：“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着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后光绪皇帝又批谕吏部将犯官革职，拘捕严办：“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
案子的受理由刑部负责，考虑到周介孚行贿未遂，又有投案自首的情节，似可罪减一等。刑部建议免去死刑，“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光绪皇帝坚持要施以重刑，当天就在刑部的奏章上批复：“周福清着改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其中，涉案的相关考生革除功名，全部取消考试资格。
所谓“斩监候”，要在监里“候”着。“斩监候”一年一审，省里呈报刑部，刑部再呈皇上御览圣裁。
皇上的朱笔圈在哪个犯人的姓名上，犯人就要掉脑袋，没圈的则在狱中继续服刑，等待来年宣判，三年不圈，则免除死罪。皇上“予勾”“免勾”，全看大臣们在奏折上怎么写。周家人要救周介孚，不能不上下打点，监里、府里、省里、部里，每一个环节都要花大把的银子。几年下来，本已坐吃山空的周家钱财被渐渐榨干，除了卖田，只能变卖家产了。周建人说：“除公共的祭田外，兴房（鲁迅他们家）只剩下稻田二十亩，要靠它吃饭，不能再卖了。”这二十亩水田，一家人要靠它收租以维持生活。
周作人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了少年时收租要账的情形，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上午小南山佃高秉祥来……楼下陈佃亦来（程七斤）……”“二十一日，至陈家湾收租，吃点心。租水九分二……又至六禾庄午餐，尝新谷。两共收二十袋……”“二十二日，往五云门外收租……”等等。这个时候，他们的祖父关在杭州的监狱，父亲周伯宜又身患重病，家里“只能当当头了”。“当头”就是指首饰和贵重衣物等值钱的东西。
周介孚一辈子读书做官，生活优裕，没过过一天苦日子。即使他关在大牢里，家人也不能让他受一点委屈。周介孚在杭州狱中八年，小他三十一岁的姨太太潘大凤带着继子、比鲁迅还小一岁的叔叔周伯升在杭州狱府附近的花牌楼租房住下，时常看望照料老爷子。周介孚的次子周伯升考学离开以后，孙子周作人也曾经在杭州陪伺祖父近两年，潘大凤在杭州的家里还雇着一男一女两个佣人。周介孚作为“钦犯”，在狱中享有种种特权，除了不能出监自由活动之外，生活起居，各方面条件明显优于他人。他在狱中住单间、免枷锁、吃小灶、看书写字、喝酒聊天、会见亲友，优哉游哉。这一切， 周家没有一定的钱财供应根本无法支撑。
一九零一年，经庚子国变，两宫回銮，大赦囚犯。周介孚因有自首情节，又加上犯罪未遂，奏上获准。周介孚在几乎花光了家里的钱后，终于在一九零一年四月获释，出狱四年后去世。
二、医治父病，出入当铺。
“屋漏偏逢连阴雨”，老爷子出事后不久，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又得了一场大病。
在绍兴，覆盆桥周家是名门望族、书香门第，他们家境殷实，子弟以读书为本，不用生产劳动。周伯宜读了一辈子书，三十岁时中了秀才，但后来却科场蹭蹬，屡应乡试未中，一直闲居在家，准备科考。
明清时代考中秀才，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但是不代表经济上得到改善。国家不会给秀才分配工作，也不算公务员，自然也就没有俸禄。家庭贫穷的秀才，除了继续参加科举，最后多数以设塾教书或坐堂行医谋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穷秀才。周伯宜家境殷实，居家读书，幻想着子承父业，科举求仕，光宗耀祖，他一辈子没出去工作过，当然也没有任何收入。
父亲周介孚的科场舞弊案让周伯宜的梦想彻底破灭。事发之初周介孚潜逃到上海，以治病为名躲了起来。在外赶考、毫不知情的周伯宜被扣押考卷，儿顶父罪，进了一段时间监狱。后来躲到上海的周介孚潜回老家，怕连累家属，投案自首。儿子出狱后不仅被革了秀才的功名，而且永远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对于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打击，不能参加科举，意味着一辈子再无出头之日了。周伯宜在狱里受了气，又绝了科考之路，遭此重创，心情抑郁，落寞寡欢，每天借酒浇愁，后来又吸上了鸦片，一来二去，身体渐渐垮了，遍请名医，诊治无效。一八九四年，周伯宜终于病倒，病了三年多时间，家里花钱无数，最后却为庸医所误。三十六岁的周伯宜于一八九六年去世。
为父亲治病，周家又是一大笔花销。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质铺就是当铺。周家那时因老爷子案发，几乎掏空了家底，水田不能再卖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典当。典当就是低价出卖家中的物品，因为周家已经没有能力赎回了。
周家遍请外医，为父亲治病。这些医生之中大多是徒有虚名的庸医，故弄玄虚、装腔做势、勒索钱财、草菅人命。有的医生为了显示自己医术高超，与众不同，故意开出一些稀奇古怪难以寻找的药方或药引难为家属。如多年埋于地下已化为清水的腌菜卤、房上经霜三年的萝卜和甘蔗、陈仓三年的老米，甚至一对原配同窠（同居一穴）的蟋蟀等等，花樣繁多，无奇不有。鲁迅作为病人家属，屡被刁难坑害，费尽周折找这些东西。父亲的病始终不见起色。少年的他便觉得中医不过是一些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可是那时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
鲁迅记载的只是一位名医。这名医两年时间的出诊费，累计超过了五百元，还不包括那些稀奇古怪的药费。为治父亲的病，周家花的钱，保守估算，至少也应该在千元以上，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
鲁迅少年时，周氏三兄弟年幼，无力挣钱养家。小叔叔周伯升的年龄比鲁迅还略小。家里的祖父和父亲，可以说一辈子只花钱没挣过钱，吃的都是祖产。家里除了日常生活开支，还遇上了几件大事要屡屡花钱。祖父卖田捐官、入狱打点和父亲治病去世、四弟祖父继祖母去世、三个孩子上学、鲁迅周作人兄弟留学结婚等等都需要花钱。这些额外的开销，每一项都不是小数目。尤其是为救祖父出狱上下打点，为父亲治病，那些年来花的钱款数目巨大，难以计数。
鲁迅的祖父身为翰林，为官多年，但俸禄有限，对家庭经济没有什么帮助，他先后娶了五位太太，鲁迅的祖母孙夫人（生长女周德官、长子周伯宜）、继祖母蒋夫人（生次女周康官），三个姨太太——薛氏、章氏（生次子周伯升）和小他三十一岁的潘大凤。周介孚在外科考、做官历时二十二年（候补九年），不仅没有给家里寄过什么钱，而且花了不少钱，也就是说光有投入，没有回报。他一半时间当官，俸禄有限，一年的禄米、恩俸加上别敬，仅够自己北京小家庭的日常用度而已;一半时间卖了家里的田两次捐官，在京城候补内阁中书，对家庭经济不仅没有什么贡献，而且家里还要负担他捐官候缺的各种开销。北京的同乡故旧都知道他囊中羞涩，有时甚至连坐车都不让他付钱，科场舞弊案的发生更是让家里花钱无数。所以，鲁迅少年时的周家早已风光不再，有翰林之名，无翰林之实。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一辈子坐食家中，不事生产，专心读书，中了秀才，但没有收入，基本上都是“啃老”，靠祖业维持生活。后来他又身患重病，买药看病，典当家产。
鲁迅从一九零二年至一九零九年在日本留学七年，周作人一九零六年至一九一一年留学日本六年，两人虽然都是用的“官费”，但勉强仅够自己开销，对家庭经济没有任何帮助。官费的额数，鲁迅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里说到，“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
据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校对》所记：“鲁迅那时的学费是年额四百元，每月只能领到三十三元。在伍舍（周氏兄弟与许寿裳等共五人合租）居住时就很感不足，须得设法来补充了。”两人记载的官费数目出入不大。他们在日本的生活，食宿学费等等开销靠官费勉强可以支撑，家里用不用贴补不清楚，但他们肯定无力寄钱养家。
因此，周家是破落了，但绝没有破产，并不像鲁迅所说的“坠入困顿”，日子过不下去了。
周家“坐吃”的是什么？很显然，是祖上留给每一个房族的产业——田产、房产和家产。
先说田产。
鲁迅的祖父很看重田产，他在《恒训》中嘱咐后代，有了钱一定要买田置产，“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才是守业发家的根本。鲁迅他们这一房——兴房，单传到周介孚，继承祖上的田产大约七十五亩，到了鲁迅这一代，“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周作人也在《鲁迅的故家·晒谷》中说：“大概在前清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时智兴房还有稻田四五十亩，平常一亩规定原租一百五十斤，如七折收租，可以有四千多斤的谷子，一家三代十口人，生活不成问题。”家中收来的谷子中，吃不完的部分可以卖掉变现，作为家庭的日常开支。
周介孚说的不错，有钱了一定要买田置产。问题是他们父子都不曾挣过什么钱，根本没有余力置办田产。家里的产业都是祖上留下来的，到他们手里不仅没见增多，而且逐渐变卖减少。
从七十五亩降到四五十亩，很可能是鲁迅出生前他祖父为买官职候补而卖掉的。
另外，鲁迅他们家还有祖上留给家族后代的两个共同财产，一是公祭田，一是读书田。
公祭田是祖先为了享受子孙的祭祀而置办的田产，是家族的共同财产，不属于任何一个房门私有。公祭田每家按年轮值，用田产的收益负责家族祭祖扫墓时的各项开支，每一房门轮流管理，轮流纳税，轮到自己管理的那一年，开支以外，剩余的部分归自家所有。公祭田的收益之丰有的甚至超过了自己家里的田产所得。
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失去了曾祖母》中说：
我们覆盆桥周家有两个较大的祭祀值年，一个是三台门公共的祖先致公祭，据说有三百多亩田，由致、中、和三大房轮值，这要二十七年才能轮到一回。一个是致房的祖先佩公祭，据说有一百六十亩田，由致房派下智（下面又有兴、立、诚三房）、仁（下面又有礼、义、信三房）和勇（单丁，下面未分房，住在老台门）三房轮值，九年轮到一回。祖宗留下田产，叫做祭田，由各房轮流收租，轮流办理上坟祭扫和做忌日等事情，这就叫做祭祀值年。
因为轮值的两项祭田多达一百六十亩、三百多亩，可以收很多租谷，摊派到家族祭祀祖先的费用不到收入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可以留作家用。轮到祭祀值年，这一家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鲁迅他们家属于致房下的兴房独支，佩公祭九年轮到一回。鲁迅出生后，共轮到四次：一八八四年、一八九三年、一九零二年、一九一一年。更多收益的致公祭至少在他祖父、父亲两代中轮到过，这是周家除了几十亩水田收益之外的额外进项。这些公祭田每房每支不能变卖出让，但是在家里突遭变故急用钱时可以转让给同族的其他亲戚，以获取一定钱财。
读书田的性质也是一样，“各随值年轮收纳粮，以为延师之资”。即使它的收入不如公祭田，但也能省下孩子们上学的费用。
再说家产和房产。
除了上面所说的田产收入，周家还有厚实的家底，几代积累下来的财物足以抵挡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
鲁迅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四年多，鲁迅几乎是每天去当衣服或首饰，一天一件，四年下来粗算应该也在千件左右。这些家当，数量可观，可见周家的家底之丰厚。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家应该还有一些可卖的值钱的东西。直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鲁迅最后一次回到老家绍兴卖掉祖屋接家人迁居北京时，除了家具用具、十二箱子书，家里还有赵孟、任伯年、徐文长、陈老莲、赵之谦等人的书画。这些名人字画，即使在当年，也价值不菲。这说明周家远没有穷到家徒四壁的程度。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新台门》中说：“厅屋三间，迤西一带是大小书房及余屋，后来出租开张永兴寿材店的。”。
周冠五说：“以房产而论，除老台门、新台门、过桥台门三所巨宅外，从覆盆桥至东昌坊口南北两边的小街屋、小住宅多数为周氏所有。……大云桥和大街、大路一带也有周氏的房产。”虽然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房子是哪些房门的，但作为周氏大家族的一支，鲁迅他们家很可能占有一定份额。
台门里其他房族的房子，有的因为没有后代，并到了兴房鲁迅他们家。鲁迅的堂叔祖子京公公是周介孚的堂弟，因为两个儿子逃走去世，沒有了后代，其房产及祭田由鲁迅的小叔叔周伯升继承。周建人回忆，大哥结婚，家里修房子的钱是母亲鲁瑞典掉一部分房子，换了钱完成的。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子出租，租金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周家这时是败落了，但是在东昌坊口新台门府邸还有十余间房子，加上可供出租的店铺，周家绝没有困难到吃不上饭的地步。否则，二十岁出头的周氏兄弟不可能在日本留学多年，家里不可能还常年雇着佣人、帮工。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先母事略》中说：“虽然家里也很窘迫，但到底要比别房略为好些，以是有些为难的本家时常走来乞借，总肯予以通融周济。”家里虽然经济窘迫，日子不算富裕，但亲戚们还能上门求借，母亲还有些余力帮助别人，可见鲁迅他们家的生活不成问题。
鲁迅所说的“困顿”是和过去相比，周家几经打击，肯定是日渐没落了，但绝对没有断炊冻饿之虞，只是闲钱没那么多而已。
责任编辑 陈少侠（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