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从纯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自由贸易是比保护贸易效率更高的政策，其带来的额外收益远远超过一般成本——收益分析中的所得，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保护贸易主义却无处不在，许多国家并没有推行自由贸易，而是采取关税等一系列措施保护本国的进口竞争部门，对考察了国内外学者对贸易政策所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并进行了相关评述。
关键词：贸易政策；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政治经济学 1 引言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
传统贸易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实际上，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
他们提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保持开放的国家从廉价的进口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仍将大于其在拒绝出口的市场上的损失。
尽管经济学界存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倾向，但贸易保护从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
尽管许多国家想要利用外国市场，但是他们又通常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经济。
即使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充分，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主流贸易理论是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使它在解释现实的贸易政策时面对着一个锁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如果选择贸易干预政策，就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主题。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为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石，成为近二十多年来贸易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
它将政治学的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或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及冲突的视角去探寻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因而比纯贸易理论更好地诠释了现实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
2 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中点选民模型。
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
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集体行动理论。
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行动是否有效。
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取得成效。
而人多的群体，搭便车的人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
贸易中受损的集团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会很大，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收入。
人们一定以为在贸易中收益地集团会同样尽力去说服政府放宽贸易限制。
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想限制贸易的人比想放宽贸易的人更具影响力。
一般说来，任何产业中贸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组织程度都不如那些贸易受损者。
从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对其决策形成影响，而且政府迎合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泛、而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时，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收益的贸易政策。
（3）次优理论。
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 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提出的。
他们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条件——所谓均衡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具体到贸易领域，只有在所有市场因素都能得到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优政策。
而现实情况是各国或多或少地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
这样自由贸易的优势就无法得到最大发挥。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引进或增强激励机制，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后果。
政府插手可能会扭曲经济信号，但如果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平衡市场失灵的市场结构，此时干预贸易的政策就是次优选择，它比自由贸易更实际也更恰当。
它由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创立，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争取“租”（某种要素投入某个部门的所得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变得日益重要。
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消除“租”的问题。
但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不完全竞争的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动帮助自己的寡头企业。
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和将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企业，以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
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集团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利而无私地制定出来地。
这个学派认为，经济政策是权势集团为了私利进行竞争和执行分配策略的结果。
他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内生性贸易理论）就说明了这种做法，它指出关税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特定集团的寻租行为。
一国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但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至于最后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国际贸易政策，这要看这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是否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砝码，因此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6）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认为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建立和管理自由经济。
金德尔伯格说，领导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既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则认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最详尽、最系统实证性评论的人是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1989），他说霸权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
在比较19世纪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记载中，多边主义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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