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中社名称的含义与历史演变:汉字的演变过程100字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开幕。

当晚,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并首次播发新闻,报道了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及有关文件。

红色中华通讯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用无线电台播发新闻的通讯社,它与同年12月11日创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是一个组织机构,一套人马,对外一般称红色中华社或红中社,也曾用过红中通讯社等名称。

对于红中社是报社与通讯社合一的组织机构,曾在红中社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回忆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红中社名称中同时含有报社、通讯社双重含义。

据曾参与红中社创建工作的王观澜回忆:“当时,我在大会秘书处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是编印大会的《日刊》。

这是一份油印小报,每天一期,按日报道大会的活动情况,并登载大会的发言、文件等。

为了尽一切力量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把大会的消息报道出去,在大会期间成立了红中社,开始用无线电对外播发新闻。

”“不久,又创办了《红色中华》报”,“报与社是一回事,一个组织机构,叫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

先有通讯社,后有报纸。

”    担任过红中社负责人的任质斌,在《回忆红中社》一文中曾将红中社的工作内容归纳为三点:(一)出版《红色中华》报。

(二)编印“参考消息”(每日电讯)。

(三)播发新闻。

他还指出,“红中社就做这几件事。

报纸与通讯社是合一的。

因此,说‘社’是‘报’兼差的,或者说‘报’是‘社’办的,都可以。

反正,报与社是一家。

”    红色中华社和红中社的名称也曾多次在《红色中华》等报刊及文献材料上出现。

由于红中社同时具有报社、通讯社的双重性质和任务,因而这一名称本身所代表的含义在不同场合的理解也略有不同,有时它代表整个单位本身,有时它专指报社,有时则专指通讯社

1933年5月2日,《红色中华》报75期第四版上刊登了题为《告通讯员同志》的一封信,结尾署名为“红中通讯社”,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以“红中通讯社”署名的文献史料。

这封《告通讯员同志》的信末署名为“红中通讯社”,是表明红中社作为通讯社客观存在的重要依据之一。

红中通讯社的名称还曾出现在党中央往来电报中。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12月19日,周恩来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博古,专门提到在西安建立红中通讯社和加强广播宣传的问题,内容为:    毛博:    决定在西安红中通讯社,请注意广播宣传,并将所有公开电报、信件及宣传品均用广播发出,布置发报散布(播)时有补(充)者亦编入。

周   十九日    西安红中通讯社,即红中社西安分社,它的主要任务是向西安各报社和社会团体印发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电台抄收的陕北红中社新闻和我党文告、宣言等。

西安分社的负责人为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一氓,工作人员有陈克寒、陈养山和布鲁(陈泊)。

据陈克寒回忆西安分社当时的历史情形:“我在1936年12月上旬第二次到西安,不久即发生‘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为首,包括博古、叶剑英同志在内的代表团到达西安

不久,即成立红色中华西安分社,由李一氓同志主持,陈养山同志和我参加了这个分社的工作,印发陕北红中社的新闻。

博古同志还曾到西安分社和同志们谈过话。

红色中华西安分社建立后十几天,就接到中央指示,说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环境,把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

所以后来就用新华社西安分社名义印发稿件。

”    陈克寒回忆中关于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的内容,与曾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廖承志、向仲华等人的回忆,还有很多已发现的史料相互印证,反映了从红中社新华社的历史沿革以及二者之间不可割断的传承关系。

据廖承志回忆:“1936年‘西安事变’前,红中社向仲华负责,地址在保安城中。

1936年冬,我到达保安后,当时由博古主持开会,决定把红中社工作分成两部分,即:外国电讯部分由我负责;红中社原来的工作,即报道苏区消息,每天发二千字左右的广播等工作,仍由向仲华负责。

西安事变’发生后,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

”    向仲华回忆:“1936年初,我调到‘红中社’接替任质斌同志的工作,编油印的《红色中华》报。

当时,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是同一个组织机构,地址在陕北瓦窑堡。

”“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县迁到延安,红中社也随之迁到延安城内。

这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开始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大发展。

为了便于党中央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扩大陕甘宁苏区(‘七・七’事变后改为陕甘宁边区)对全中国人民的影响,党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

红中社新华社在业务和组织上的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如:红中社播发新闻的呼号为CSR(“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名CHINESESOVIETRADIO的缩写),这个呼号一直被新华社沿用到1956年9月改用汉字模写机发布新闻。

红中社播发的新闻,常以“红色中华社电”或“红中社电”在湘赣、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浙赣等苏区报纸,甚至曾在国外的报纸及出版物上刊出,这与后来新华社播发新闻使用的电头在形式上基本是一致的。

红中社编印的“参考消息”,名称先后为《无线电材料》和《无线电日讯》,延安时期正式更名为《参考消息》,这是新华社参考报道的开端。

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报在延安改名为《新中华报》,改名后的报纸仍接续原来的期码,为325期,报纸仍注明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即为末尾署名为“新华社二十五日”的新闻稿《和平解决有望,前线无大动作,红军力求和平》,二版也刊登了新华社1月27日发的消息《红军坚持和平统一救亡御侮之政策》。

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其名称上最核心的改变是从“红色中华”改为“新中华”,从“红中”改为“新华”。

当时一般称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报纸和通讯社仍合在一起。

1939年2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开,各自单独成立组织机构,直接归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

向仲华新华社社长,李初梨任《新中华报》主编。

从此,新华社开始成为一个机构独立的通讯社,“新华通讯社”的名称也逐渐作为其全称出现在报刊等文献史料中。

(作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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