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洒邬桥月浦】 月浦
一 我从1960年春天进入的这个集体――《解放日报》文艺部,应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集体。
说它“不错”,依据有三:第一,集体的“头”是好的。
最重要的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黎家健为人正派,气量宏大;办事公道,作风细致;关心部下,脾气温和。
特别是他对部下能做到因材使用,人尽其才,各尽其力。
我直到现在还认为,我参加工作后遇到第一个这样的顶头上司是幸运的。
编委、总编室主任兼文艺部主任姚天珍,虽然平时只审言论稿和《朝花》清样,不大管部内具体人事,虽然作为老干部,文化水平有限,但是个平静、和事的婆婆。
1962年8月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的姚文元,平时钻在书籍和写作中,着重审言论稿件,对部下同仁从不说三道四或提出任何批评,无为而治,这也是部内同仁认可的一种领导与管理方式和风格。
第二,部内大部分同仁是正直的、与人为善的、相互和睦相处的。
第三,部内大部分人对后来的年轻新成员是采取关心、爱护、扶持、奖掖态度的。
说白了,文艺部60年代上半期只分配来我一个大学生,是个独苗后来者、接班人,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我都得到了老同志的关心与厚爱。
譬如,虽然每年有两周探亲假,但我有时春节不回山东老家,于是,黎家健、武振平、庄稼、汤家驹、刘士煦等老同志就请我到他们家中过春节,真心实意,亲如家人。
黎家健的夫人也是一位革命干部,听说级别比黎还高,身体不太好,但很有风度。
在老黎家我遇见过他的妻妹,端庄、文雅、大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老黎的女儿小红长得活泼、儿子长得可爱,真是一个幸福家庭。
庄稼的夫人身体欠佳,但家务料理得有条不紊。
儿子女儿都长得漂亮而有灵气。
刘士煦家则是一个特殊家庭,她与在部队的男朋友谈了10余年恋爱,但那时还未结婚,是一个因双方都工作紧张并且异地相处而牺牲了个人部分幸福的典型。
汤家驹,是一位温顺的女性,解放脚,河南人,夫妻都是南下记者,都在报社工作。
汤长期未生育,婆婆不满,她对婆婆低三下四,很孝顺。
四十多岁时生了两个大胖儿子,总算后福临门。
那个年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去时,基本上不带什么礼物,但我有个信念,我将来工作上一定会有出息的,到那时,对这些善良的长者,我一定会以厚礼重情――突出的工作成绩来报答他(她)们的深情厚意。
我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但我没条件马上报。
为了报答人民的哺育、党和政府的培养,为了报答报社同仁特别是文艺部同仁的关心,我到文艺部工作后,继续大学的政治理想,又重新提出入党申请,并且订了一个计划:政治上一定要与中央、市委、党委、支部保持一致;思想上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文艺部凡有体力劳动、厂村锻炼、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之类苦差使,除别人真心争着要去的之外,我一律带头抢着承担;抓紧对马恩列斯毛等经典作家论文艺、经典文学艺术作品、美学作品的学习,我承担的《朝花》编务、文艺采写和杂文写作一定要拔尖;注意身体锻炼与保健。
以上五项任务,是具体、切实的,我认为我大都实践了、实现了。
其中关于《朝花》编务和文艺采访以及杂文写作等之前我已叙述过;本节我着重回忆一下第三项,即争着、抢着干分配给文艺部的下乡与右派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废机场开荒等的经历。
二 刚到报社不久,文艺部接到报社给文艺部的一个任务:抽一个人去奉贤县上海新闻界右派分子集中劳动改造营地,与右派分子一起参加劳动,以便协助专门监督管理人员更好地监督管理。
文艺部开会时,部领导黎家健传达了这个任务,并要求大家报名。
会场足足冷场了十余分钟,无人报名,黎家健陷于尴尬。
我作思想斗争:我大学期间,劳动得够多了,新来报社应当学业务;但又想,文艺部数我年轻、体力好,舍我其谁?于是我说:我年纪最轻,也干过农活,还是我去吧。
部领导正好解围,喜出望外,可以向报社领导交差了。
奉贤县新闻界右派改造营地,稳定的管理人员只有一个,这就是劳动报的庞文瑞女士。
我们戏称她为“总管”,暗喻为“奴隶总管”也。
我们只是不时轮换的临时管理员而已,时间是数月至半年。
我们几个临管员名义上是来监督右派改造的,实际上是与右派一起来劳动的。
那半年里,我们出工的日子一天也不缺,且劳动强度很大。
这里集中的只是上海新闻界的一部分右派,年龄是中青年和五十岁左右的,没有老年的和病弱不能下地劳动的。
这几十个右派我原先一个也不认识,一起劳动一段时间后,才认识了。
其中有,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苗力沉;《文汇报》的记者兼散文作家黄裳,资深女记者姚芳藻(著名电影评论家梅朵的夫人);《新民晚报》记者吴承惠;《新闻日报》的熊永石、王富国、彭克平等。
新闻界许多右派人物已被发配到宁夏、青海、新疆、云南等边陲地域,如《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郑秀章 (阿章)、牟春霖、郭嘉谟、柯则夫、沈涯夫、陈诏等。
还有一批右派不愿抛妻离子发配边陲,只好辞去公职,自谋生计。
但那年头自谋生计谈何容易?书生别无长技,离不开舞文弄墨。
知识分子一犯“错误”,甚至对顶头上司稍有不满,就被封杀笔权,何况“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乎。
如《新闻日报》的周修睦,拒去边陲,自谋生计,化名“白艾”、用了妻弟之地址向《新民晚报》等报刊投稿,但终于被“揭发”出来,被郑拾风等人在报上点名批判,断了生计,其苦可知。
“总管”庞文瑞女士,表面上看是个不苟言笑、严肃的人,实际上内心平和,富有人情味。
她管理右派,只是奉命受任,例行公事。
我从未见过她声色俱厉地训斥过右派,也未见过她凶神恶煞式地对待过右派。
她还是把右派当“人”看待的,她说话平和,平等待人,并且大部分时间都一起下地劳动,做到与右派同吃同住同劳动。
所以,整个右派管理营地还是平安无事,没发过什么大事端或骚动。
虽然事前被关照过,要注意右派们的言行,向总管汇报,但我一次也没有汇报过什么。
一因我对这些新闻界长辈多数不熟悉,既不知道他们的经历,也不了解他们在鸣放中鸣了些什么,他们也不了解我这个后生小子,故互相无法交流。
二是我以为他们劳动主课人人都尽力了,也就算及格了。
三是他们在劳动中相互间很少言语,更不用说政治性言论,他们已沦为“政治犯”,被剥夺了宪法上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早已三缄其口,即使有腹诽心谤,别人也难测出来。
四是我对我在大学读书期间被划成右派的校友有同情感,认为他们讲的许多话好像都是大实话,这种感觉也传染到我对新闻界右派的态度上来。
我是学过法制史的,我的理性与第六感觉使我意识到,“以言治罪”、“文字狱”,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一种弊政,共产党也学这一套,这是党的政策的严重失误,是国家衰败的深层祸根,是民族悲剧的不祥之兆。
在奉贤右派劳改营地,我倒听到不少右派及其亲属的悲剧命运故事。
虽然有不少右派配偶像新凤霞那样坚信对方清白无辜,在最艰难岁月维系了夫妻关系,但也有不少配偶因难以抵住强大的政治与社会压力,而不得不与对方离婚。
如《新闻日报》的卢静女士,丈夫在《文汇报》被划为右派,她被迫与丈夫离婚,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终身未另嫁。
而丈夫被发配到青海,孤苦零丁,后来与也被划为右派并一起发配青海的一位女记者结为连理。
夫妻离异之苦,波及两家,连累子女,遗恨终生。
我工余饭后,尽可能同村、镇的农民――公社社员进行接触,了解到,饥馑时期那些村子没有饿死人,因为上海是全国保口粮的重点。
这两年村中经济经过调整,已开始回暖、复苏。
于是我综合情况,写了一篇纪实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散文,发表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头条,约三千余言,受到好评。
这次任务更繁重了,报社“头儿”说,因上海城市粮食、副食品紧缺,职工吃不饱,《解放日报》社与上海市电影局联合,拟将日本人在宝山月浦建造的军用飞机场开垦出来种田,种粮、种菜,以保职工生话。
用管理部一位“头儿”胡子衡 (秋瑾式的精英林昭在苏南新闻学校的老师)对我们的话说,“这是保命的问题”。
因为人人都知道,在口粮紧缺、吃不饱的状态下,用双手把飞机场的水泥地挖开来,运走水泥块、碎砖石,再找出泥土,种上庄稼,是一种多么繁重、艰巨的体力劳动,而且时间是一年,无异是一年残酷的体力的搏斗。
我刚从奉贤劳动半年回到记者岗位,开始时想,这次该请别人去了吧,我不去也心安理得。
但后来见仍无一人报名,部领导又着急、尴尬起来。
我又想,既然我正在要求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员不是被要求吃苦在前吗?体力劳动再苦,总还比董存瑞、黄继光牺牲生命次一等吧。
而且,共产党号召党员做“驯服工具”,我这个争取入党的青年,不做“驯服工具”怎么能入得了党呢?于是,我又一次向部领导报了名。
这一次我是咬紧牙关后再开口的,主要是想到大学里劳动太多荒废了学业,照现在这样下去,不停地去承接体力劳动任务,岂不是又要把编辑、记者业务给荒废了?这次思想矛盾、斗争是激烈的,甚至是相当痛苦的。
卷起铺盖,自己乘上公共汽车,赶到了宝山县月浦镇辖下的废弃的月浦军用机场。
放眼望去一大片灰茫茫的水泥地坪,寸草不生。
公路边上,有五六间用废砖、废铁皮、废木头搭建的临时的工棚式简屋,有一间是灶间,另外几间是宿舍和工具室。
这就是所谓的“宝山月浦农场”场部了。
人员呢,结果是电影局并没有一个人来加盟联合开发,不知是电影人不愿来,还是人家早已预见到这是一个无收获的愚蠢的瞎指挥的“左”倾盲动?《解放日报》来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都是工厂部、管理部的上了年纪的工人、职员。
如管理部来的余治清,工厂部来的几个工人徐银宝、沈士林等都快六十岁了。
两个炊食员王敬亲、朱水元也都五十开外了。
编辑部来的也多是些辅助部门、二三线人员,如资料室的张淑敏、李玉权、王杏兴等。
在一线的编辑、记者,除我之外,没有人来。
来的是几位在反右倾等运动中挨过整、但未戴帽子的不被重用、半赋闲的记者,如从原《新闻日报》合并来的张习之先生等。
还有一些虽被划成右派,但还保留部分身份的人,如被保留市政协委员的陆诒先生等。
总之,大都是一些诸葛亮唱空城计时的“半报销”人员。
有位老兄对我说,“怎么你老弟也混到这等队伍中来了?”我有点儿有口难言。
我暗忖,这同把农民硬赶到公社里去集体劳动有什么两样呢? 日常劳动是由几个还算年纪不太大、体力较好的人做开路先锋,用风镐将水泥板一块一块地刨开来,年纪大、体力差的在后面用手把水泥块(混凝土块)及垫在下面的石块、砖块拣入簸箕,倒入黄鱼车中,再拉到一个角落堆积起来。
我基本上被划入开路先锋行列,有时也去拣、运水泥块、石块。
每天八小时,一天做下来累得要死。
口粮每月29斤,每日两稀一干,即早餐、晚餐喝稀饭,午餐吃干饭。
早餐以萝卜干等酱莱佐餐,中、晚以炒青菜、白菜为主,每周吃一次肉,一次是一片肉,夹精夹肥。
营养对体力消耗是资不抵债,只好凑合着熬日子。
八小时劳动外尽量不再消耗体力,我吃过晚饭后,与场友小遛一会儿后,即爬上铁皮床上层,借着15瓦灯泡的昏暗灯光,去“啃”《马恩列斯论文艺》,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黑格尔的《美学》、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的文集,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集,《浮士德》,《炼狱》,《古代汉语》,《文心雕龙》,等。
这是一天的享受时刻。
在挖废机场劳动者的行列中,有三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习之是原《新闻日报》的中年记者,是一个热情、随和、健谈的人。
正因为健谈,在反右中吃到苦头。
王杏兴是解放日报资料研究室的管理员,饭后边散步边谈话的活动中,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最多。
王、张二位分别向我介绍了大量有关《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一些纸面上见不到的历史沿革、人事关系、沧桑变故、内幕旧闻,使我了解了这两张报纸的深层次的内涵。
陆诒是上海新闻界一名资深记者,在反右派运动中毛泽东点了他的名,又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右派之一。
陆诒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进上海《新闻报》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开始到战地采访,后又到热河、绥远、芦沟桥前线采访。
1937年10月进《大公报》,被派往山西抗日战场采访,在太原见到周恩来。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12月访问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陆诒又转入《新华日报》。
先后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又从广东战区到华东敌后战场。
后又到新加坡、印度。
是当时著名的三大战地记者之一(其他二人为范长江、孟秋江)。
解放后,陆诒又回到上海《新闻报》(后改为《新闻日报》),任副总编辑,又任市政协委员。
1956年共产党整风时他提了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
毛泽东1957年7月9日在对上海各界人士的讲话中,指名点了上海市一级的七个右派人物,其中一个就是陆诒。
毛说,“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
”毛另外还点了右派孙大雨、徐中玉的名。
根据毛泽东保留右派分子政协职务的意见,陆诒虽被撤销副总编职务,被降了几级工资,但保留了市政协委员的名分。
他每天抽一包牡丹牌香烟,这个牌子的烟当时属仅次于中华牌的国产高级香烟。
开始时,我碰到陆诒只是点头而已,后逐渐熟悉并接近。
同他散步时,我曾半开玩笑地问他:“毛主席说你们出来‘捣乱’,你们当时是怎样‘捣乱’的?”他笑笑说:“只是响应号召提了些意见而已。
”我还向他了解了当时战地记者的行止,他说,当时民众,包括国民党士兵、军官,特别是中下级军官,抗日激情溢于言表,对采访抗战的记者是很欢迎的。
记者的食宿、交通、工作,受到群众、官兵的很大支持。
虽然是在前线,但危险最大的地方,军方一般不安排记者去,或者由军士陪同去,以保记者生命安全。
返市区前的一个晚上,我们还照常散步。
他对我说:“年轻人如初生之犊,没有顾虑,当年我战地采访时就是这样,即使出生入死也不怕。
但随着年龄、阅历增长,也会有顾虑的。
新闻界处在风口浪尖上,即使年轻人,为人处世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这是一个新闻界长辈在政治上栽了跟头之后的肺腑之言,是对后来者的忠告。
在宝山月浦废机场挖了一年水泥板,终于又回到编辑部,又继续在文艺部做了一年多编辑、记者。
其间,来了一批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实习生。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杂文集,叫《做革命的硬骨头》等,收录了我的一些杂文,我送给他一本。
他的同班同学、恋爱对象何慧娴在《文汇报》实习。
1965年,李、何毕业后,分别被分配到中国新闻社和《人民体育》杂志社。
“文革”后,李仁臣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做科教部负责人、编委、副总编辑兼华南分社社长。
何慧娴则调任国家体委宣传局局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因儿子生病,曾写一信给李仁臣,想托他代我联系当时红极一时的气功师严新。
李回了我一信,对我的不幸境遇表示同情与感喟,说“气功”在北京高层有两种不同看法。
我对“气功”的热情开始降温了。
还有一个比李仁臣晚一届的实习生叫吴鸿业,“文革”中成为复旦“红革会”的一位中层负责人,《解放日报》事件中进驻报社,后因“红革会”炮打张春桥而被分配到边远地区,“文革”后读了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