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权力”:解读“门”新闻的演进与流变_语言与符号权力布迪厄
近几年,“门”作为一种新闻话语,频频见诸网络、电视和报刊,并且在中国悄悄蔓延。
本文从溯源门新闻入手,总结出其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并得出结论:“门”新闻在中国有兴起壮大之势,且作为一种当代新闻话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流变痕迹。
解读这些新闻能帮助新闻从业人员,特别是新时代的编辑记者了解广大受众的文化需求,进而思考其存在的利弊,进一步发挥其进步作用,同时反思其局限性,以便及时调整话题和舆论导向,力求更好地推动中国社会民主机制的进程。
符号的转喻和隐喻:“门”新闻的产生与运作机理 近几年,“门”作为一种当代新闻话语,在中国悄悄蔓延。
究其新闻学本质,它应该属于揭丑新闻的范畴,源于美国的“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
1972年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可谓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其对美国乃至世界新闻界都有着深远影响。
“水门事件”的成功报道成为一个风向标,美国揭丑新闻进入鼎盛期――其内容不断拓展,遍及企业界、各级政府乃至整个司法系统,甚至涉及有色人种、黑手党、警察部门和监狱以及已经封存的谋杀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案件等敏感话题。
在传播理论中,符号(sign)是人类用以表达和解读意义的信息的形式。
溯源“门新闻”,竟然发现其产生与运作机理都和符号的两种基本修辞即转喻和隐喻紧密相关。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在话语中,各个词……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
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以称为句段。
”①而且,符号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存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相互关系,称为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
雅克布森把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称为组合轴和选择轴。
他指出横组合关系的特征是“邻接性”,而纵聚合关系则是“类似性”。
“依靠‘类似性’的比喻就是隐喻,就是因某一方面相似而替代;而依靠‘邻接性’的比喻就是转喻,就是以一定的邻接关系而替代”。
② 究其命名,“水门”(Watergate)其实源于那座民主党总部大楼――水门大厦,其产生无疑先完成了一个符号的转喻。
而“水门事件”以后,每当国家领导人遭遇执政危机或执政丑闻(Scandal)时,便通常会被新闻界冠之以“门”(gate)的名称,这又完成了一个符号的“联想式”的隐喻过程。
中国最近几年对丑闻报道也往往直接译成“门”,譬如“伊朗门”、“情报门”、“虐囚门”和“女友门”等。
中国本土“门”新闻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2006～2009年间,中国的门新闻层出不穷。
通过百度搜索,截至2009年4月30日,中国本土前十位的“门新闻”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见表一): 虽然“门”事件新闻在中国的发展和在国外的不同,领域更广泛了,但冠以“门”新闻的事件一般都有三大特点:一是新闻的当事者大多知名度较高,在中国当事者更多涉及娱乐明星、知名主持人和企业高层;二是新闻内容大多不甚光彩,譬如涉及百度、麦当劳和华为公司的“百度门事件”、“工资门事件”和“辞职门事件”都暴露了明星企业不为人知的一些问题;三是新闻引起的震动都很大,常常由一个媒介引爆到最后波及各个媒介,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而其中网络媒介的传播影响最为深广。
在中国,“门”进而演变为一个符号,它或许并不是一个政治事件,甚至也不能说是丑闻,但是,一定是“新近发生、能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和争议”的媒介事件,如2006年读者耳熟能详的一个门新闻――世界杯期间中央电视台解说员黄健翔的“解说门”新闻,黄健翔解说时的严重失态引起公众的广泛争议,可见,“门”新闻从舶来到今天,已发生了流变和演进,已经深入中国人的心中。
符号权力:“门”新闻得以广泛流传的深层次原因 “门”事件新闻稿件得以广泛流传,必然有其深层次原因。
首先,“门”新闻符号简约,兼具文字的洗练和情趣,可谓现代新闻领域的“三字经”。
三字“门”新闻,文约义丰。
国际新闻界引起轰动的“伊朗门事件”和“拉链门事件”翻译过来,也有三言特色。
往往事件一旦被冠以“门”字,则更易于传播,变得琅琅上口并兼具文字的洗练和情趣。
2006～2008年中国本土流传甚广的“门”新闻大多也以通俗化的词语命名,像脏话、工资、辞职、戒指和牵手这样每个平凡人都会遇到的日常词汇和娱乐明星、企业大老板联系起来以后就产生了化学反应,同时实现了语言的朴实和生动、内容的准确和模糊的统一。
其次,权力平等、能打破传统新闻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这是“门”新闻得以流传的第二个原因。
“门”事件新闻巧妙地强化五个W中的内容(what)要素,综观十大门事件,虽然每条“门”新闻的主角仍是各界名流,符合新闻价值的重要性原则,但与“门”匹配的内容则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平民意识。
如意甲球队尤文图斯打假球事件,由于球队总经理莫吉的电话被录音成为证据被曝光后又被大肆报道,于是出现了“电话门事件”和“莫吉门事件”的两种选择。
同一个新闻事件,在百度搜索引擎分别输入两种“门”新闻名进行检索,反差非常明显,“电话门事件”的相关网页搜索结果为94,400篇,而“莫吉门事件”的相关网页搜索结果仅为3,090篇,前者的受关注度是后者的30多倍。
可见,对名人日常生活化通俗化的命名打破了传统新闻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体现了强烈的权力平等观念,这种做法因为顺应了当今世界媒介文化日益平民化发展的潮流趋势也更受青睐。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门是一种“符号权力”,是受众构建快感和社会自我的武器。
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John Fiske,1989)提出两种经济与符号民主的理论。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产品流通于财政经济(financial economy)和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中,而且两种经济同时存在,其中财政经济流通的是金钱,而文化经济流通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
在新闻流通的过程中,受众既是财政经济中的商品被新闻制作者卖给广告商,又在文化经济中兼有生产者角色和消费者角色,而此时文化经济产品的形式则是形象、思想和符号。
从这种意义上说,新闻消费者享有某种文化资本和主权,即文化商品如果不符合受众生产意义和快感的口味和要求,就注定会遭到失败。
同时费斯克指出,“要使文本受到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疏离感的受众的欢迎,文本就必须包含对立、分离和反意识形态的痕迹”。
③费斯克把这种用以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武器称之为符号权力(semiotic power)。
这是他在社会权力之外把权力分成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建构意义、快感和社会自我的权力。
“费斯克从新的角度探讨了‘观众是如何生产和消费意义’这个理解文化和传媒的中心问题”。
费斯克承认,“大众文化日渐成为对支配力量的一种抵制力量”,大众也“拥有文化的生产权和选择权”。
④通过赋予“门”这个符号,非主流传者和受众将新闻事件通俗化,在生产和享有快感的目的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并实现传承和颠覆的双重功效――一方面这种快感来自媒介的批判精神和新闻的文字享受,另一方面这种快感又来自传播心理的叛逆,即颠覆传统新闻的神秘感和敬畏感,最终成为独立于社会权力之外的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权力。
传者和受众通过对新闻事件的通俗化――赋予“门”的创造性活动,也实现了生产和享受某种快感的愿望。
当然,主持人偶尔也有犯错的时候,主持人除了要加强自身修养、尽量少犯错以外,还应该对受众产生快感的心态持一种包容的姿态;同时,受众也不应该对主持“门”事件过度地口诛笔伐。
传受双方从互相苛责到权力平等再到轻松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传受双方构建社会自我的一个正确方向。
反思 “门”新闻的日益壮大也隐含某种不安,如美国著名媒介批评大师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童年的消逝》中指出,“当秘密的细节变成公共话题”,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或心理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定会失去其阴暗和难以捉摸的性质,同时也会失去一些道德力量”。
⑤ 反观“门”新闻在中国的演进和流变,中国本土的“门”事件新闻更多的是娱乐化的“揭丑”报道,对社会各类名流进行“非难”揭露的种种“伪事件”层出不穷,媒介更多只是希望用大量软新闻替代硬新闻来吸引受众的眼球。
许多“门”新闻的存在,不是因为其新闻价值,而是因为媒体需要炒作素材,媒介被类似“艳照门”和“牵手门”这样的新闻充斥着,“门”新闻显得越来越庸俗浅薄、粗鄙无聊。
2006～2009年十大中国本土“门”新闻中,真正涉及公共领域的“门”事件新闻有“百度门”、“工资门”、“辞职门”和“捐款门”四件,而且集中在商业范畴。
虽然这些新闻事件也引发了中国受众对萨班斯法案、外企员工维权意识和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关注,但中国媒体总的表现还是不尽如人意,针对社会阴暗面或黑幕、挖掘真正有社会价值的“门”新闻却并不多见。
可见,我们应客观公正地看待“门”事件新闻这个在中国新闻领域诞生的新生儿,清醒地看到其在中国发展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一方面,它在中国的出现和兴起彰显了受众的平等参与意识,强化了受众的公民权利意识;另一方面,“门”新闻在中国的过度娱乐化,又使得其新闻价值弱化。
可见,消费文化的符号价值正悄悄转移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视线。
“门”新闻的价值应该不仅仅在于娱乐民众,提供消费文化,媒介还应主动承担“社会公器”的责任,敢于对民主进程中的弊端进行揭露,以“培养理性公民”为己任,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对更多更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进行报道。
中国媒体需要集体反思,不仅主流媒体应该尽快调整话题和舆论导向,将“门”新闻的触角从私人话题引向公共话题,彰显媒介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
非主流媒体也应传播更多有价值的“门”新闻,像2008年的“捐款门”新闻,短信和博客的适时介入就曾掀起了一股“公益有理”的草根舆论狂潮,真正帮助公民在参与式的互动传播过程中形成对公共事务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利用“门”新闻维护公民在公共领域的知情权和民主参与权,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民提供理性交流的平台和论坛,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民主机制的不断完善。
注 释: ①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②雅克布森:《隐喻和换喻的两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杨击:《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⑤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新闻系)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