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变形记”_变形记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
12世纪初的北宋即超过1亿，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清朝又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达到5.4亿。
增量虽巨，增速却缓慢，究其原因，在于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抵消。
根据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阐释的、目前公认最为完整系统的人口转变理论，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依然处于“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起始阶段。
在1949年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与“一五”建设时期，由于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我国即实现了“高低高”的人口发展态势。
此时，人口学家马寅初发现。
带给家乡小孩子的糖果越来越不够分了。
人口迅猛增长，增长率(通常指一年内人口增长数量与人口总数之比)从1949年的16‰。
上升到1965年的28‰，最多的1963年净增2270万人――接近于当年台湾人口数的两倍之多。
当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计划生育政策应运而生。
“少生了4亿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4年”，2007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样评价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功绩。
更重要的是。
计划生育政策为中国从“高低高”向“低低低”的人口转变开创了捷径。
虽然不是性别比失衡与老龄化的“罪魁祸首”，但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被普遍认为加速了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进程。
在多数执行一胎半政策(指头胎为女孩，可间隔一定年限生育二胎)的农村地区，私自鉴定二胎性别、若为女孩贝U引产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二胎的出生性别比严重畸形。
从而影响到全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偏高且持续攀升，200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118～120左右的高水平上，2008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甚至高达120.6，远远高于105(±2)的正常值。
而计划生育强力干预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迅速扩大，在社会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未富先老”。
《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亿。
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今后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将加快。
进入21世纪，人口迁移流动规模愈加庞大。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
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和举家流动的趋势明显，“二线”城市和城镇人口流动活跃。
预计在“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而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由于转变的迅速性与突然性，一些新的人口问题也随之呈现或加速到来。
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老龄化态势严峻、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紧张等等，人口问题从“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依然不容乐观。
欣慰的是，近些年来。
中国对人口的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问题逐渐重视，人口工作也开始逐渐“转型”。
尽管调整过程并不尽如人意，但人口的均衡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新阶段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共识。
2010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人口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也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发展既存在老问题，又面临新情况，人口总量还将持续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总人口三大高峰将相继到来，人口结构和素质问题凸显，人口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增强。
要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的关系。
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提高生殖健康水平，改善出生人口素质，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趋势，积极应对老龄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者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