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海错在哪里 [王大海先生10年祭]
那个会议是王建章先生在跑前跑后地招呼；是以省会杂文学会的名义召开的；由有“黄河的儿子”之称的王仁民做东；邀请的唯一外地客人是河北《杂文报》的负责人储瑞耕先生。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急不可耐地要去参观正在建设的“郑州黄河公路大桥”。
那可是河南境内黄河上建设的第一座现代化的公路大桥呀！那时汽车在郑州过黄河，只能走那座仅能单向行驶的老桥。
河边一等七八个小时是常事儿。
闲聊中，当他得知我是刚从空军报社转业回来的时候，自然提到了林立衡。
于是，他告诉了我林立衡在郑州的一些情况，其中有立衡同志的化名和所住医院等。
那时，政治空气还不像如今这样宽松。
我骑自行车从医院回到西郊的家里时，心里还有些紧张，在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上，还简单地追记了一下所谈的内容。
这也是经历过“反右”、“文化大革命”、反对“精神污染”等运动后，怕追查、怕株连的恐惧心理的表现。
后来，不记得年月了，只记得在大海先生的家里还见过立衡同志一次，当时河南日报的王五魁处长也在，林立衡还对王处长提了一句我的住房怎么困难的话。
我没有回应，觉得无论人物、地点，说这个事儿都是卯榫不对。
当时我没有想到会在那儿见到她。
于是觉得，立衡能到大海先生的家里，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但我多年领受的组织教育都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说完事儿（可能是稿件的事儿）后就告辞了。
大海先生给我们的稿件，多数情况下是他自己骑自行车送来，但他一般不上楼，把稿件送到报社收发室就走了。
有时候（可能是身体不大好的时候），他也会让和他联系较多的编辑刘玉梅去取。
仅记得有一次他是亲自到编辑部的楼上来了，当面和我商量一篇稿件能否刊用。
那是一位叫曲晓篁的作者写的一篇长长的通讯，反映的是历经艰难曲折、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地寻找一位已经失踪50年的“战地记者”的故事。
情节非常感人： 1985年3月，90岁高龄的罗母在家中溘然长逝。
老人临终前喃喃念叨：祖德，你在哪里？ 1980年5月，罗家次子又突然病故。
其妻子曲仲丽在整理遗稿时发现丈夫的回忆录中有记叙兄长罗祖德的诗文，读后倍感伤神。
于是这位已经60多岁的老人，强忍悲痛，踏上了寻找夫兄下落的漫漫长路。
那个时代，人们出外参加革命工作，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受迫害，常常使用笔名、化名，甚至义无反顾地和家庭断绝联系。
但是，既是“战地记者”，总是要留下一些东西。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就这样开始了她艰难的寻访历程。
大海先生给我的稿件中开出了这样一串长长的名单： 杨文俊、秦俊峰、柳三朵、徐兆基、穆欣、张金翼、卢天全、杨剑龙、李格正、马洪山、谷凤鸣、刘镇、诸国华、黄经耀、戴润生、陈士榘、吴岱、孔照年、梁必业、柴启琨、李淼生、刘白羽、欧阳文、金仁宝、晋拱辰、苏章、邱会作、吴法宪、何微、刘锦平、刘西元、朱耀华、陆诒、王永忠、武英、管佑民、黄玉昆等。
文章说，这些有名的老人和许多不知名的老人，还有那些干事、秘书等年轻干部，“都热心地投入了查找工作”。
主人公“深深地体会到了军民情、抗日情的力量”。
大海先生这时也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为一篇旁人的稿件而亲自到我们这个小小的编辑部来，我感受到是他对战争年代牺牲了的先烈的真情。
这些先烈，有的他可能认识，但多数、包括这位失踪多年的“战地记者”，他根本不认识。
寻找50年前一位“战地记者”的事情，最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38集团军确认罗祖德就是罗从龙，“河南省延津县人，1937年底由山西临汾入伍参加八路军一一五师”，“该烈士的名字镌刻在当时属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的赣榆县抗日山烈士陵园纪念碑上”。
刊发时，还请王继兴先生书写了《万里长空觅英魂》的标题，编辑李建华将版面处理得非常突出。
从1992年3月到1998年3月，大海先生先后为我们写了十七八篇稿件。
他谈读书，忆故旧，辨是非，以他丰富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反思历史，传播理念，表现出一个思想者的冷静和深邃，也表现出一代革命老人的社会责任。
他常在人民日报的《大地漫笔》上发表意味隽永的“只言片语”。
这些“只言片语”又常常被读者、被朋友传诵。
记得有一句是说战争年代他们和老百姓的关系，也说是“鱼水关系”：他们是“鱼”，老百姓是“水”。
以此比喻八路军、新四军离不开老百姓。
进了城了，还说是“鱼水关系”，但老百姓渐渐变成了“鱼”，领袖和党组织变成了“水”。
像一首歌唱的那样：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这种思考真如给人击一猛掌，让执政者清醒。
他给我们写的《长者苏远》一文记苏远：1965年他带队到山区搞“四清”运动，认真调查，发现这个山村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而是缺水。
于是不再去抓什么“走资派”，而是把全部工作转向搞水利，在山村打出了第一眼井，实现了山民祖祖辈辈的愿望。
但是等到苏远回到单位时，等待他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讨苏远破坏‘四清运动’的滔天罪行！”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
大海先生回忆至此，说道： 关于老苏――苏远同志，还有什么可记可说的呢？我思考良久――我找不到能够说清和苏远相识半世纪以来对他的理解以及能够加以适当概括的语言。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平常人。
他的弱点就在于保存了人性中可贵的品质：正直与同情。
这也是他对那个年代以革命的名义，大批“人性论”的反思吧！ 在悼念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文章中，他引用海伦评价彭德怀的话说： 彭德怀必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谁也比不上他的纯洁严谨――而严正精神是今天中国领袖最需要的一种德行。
这，恐怕也是有所思有所指的。
在怀念恽逸群的文章中，大海先生赞颂恽逸群是“真正的人，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新闻战士”。
恽逸群在全国解放不久担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期间，很快便遭遇了不应有的打击，先被撤销职务，后被开除党籍。
原因何在？恽逸群自白：“……每见利害涉及国家人民之事，终必白之于当道而后安。
”“虽因此而树怨尤，祸福得失，未遑计也。
”如谓不信，有事为证：1951年，中央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恽逸群上书，提出关于《选集》中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诗句的解释问题。
《选集》中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
”逸群同志认为这样解释不当。
他认为“千夫指”才是敌人。
只有“独夫”、“一夫”才是居于人民群众对立面的敌人，从来没有把千夫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
从律诗的规律看，如果“千夫”是敌人，这句中主要动词是“指”，而下面一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动词却是“为”，诗的结构也成了问题。
这些真真是属于“纯学术”的问题。
但是在一些讲政治的人看来，一涉及领袖就不是“纯学术”了。
《毛选》的出版并未采纳他的意见。
恽逸群一生命运多舛。
1952年即被开除出党。
1955年之后又入狱达十年之久。
但他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停止思考、没有盲从，却冒着更大的风险，写出了极有针对性的谈个人迷信和论新八股的文章。
并且说：“平生耻为乡愿，不惯趋合潮流；荣辱祸福，久置度外，心所危者，不敢不言。
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这真如鲁迅先生所言，是一种为民请命的精神，不愧为“中国人的脊梁”。
大海先生说：我们许多人面对恽逸群的业绩和精神遗产，不能不感到渺小和惭愧。
今天，我为了写这篇怀念大海先生的文章，重新翻阅他在《新闻爱好者》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仍然感到心潮难抑，仍然思绪绵绵，仍然觉得其思想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和穿透力。
大海先生为什么那样写？为什么那样说？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的话？我想起许多人挂在嘴边的话：“为什么我常含热泪，因为我爱得深沉。
”只有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爱得深沉的人，才能有话即说，而不畏刀芒加背。
真的，我们很多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能不时常感到自己的惭愧和渺小！ （作者为本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