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 [媒体报道与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东西，它的评价主体是传播对象国的受众或广大的外部受众。
外部受众大都通过所在国的媒体了解某个国家的信息，而所在国媒体的信息内容除了一小部分为自采外，大部分转引自被报道国家的媒体信息。
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信息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媒体的报道范围大大拓展，并且“报喜也报忧”的传统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变。
应当说，敢于“报忧”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解忧”所产生的社会进步作用也远比文过饰非大得多。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在“报忧”的同时，一些媒体的报道也出现了一种倾向性：重第一时间的事实披露，重事故过程、细节的描绘、渲染，轻后续报道和整改措施的跟进，这会给人一种“国内大事频发，事后整改力度不够”的不好印象。
比如有关矿难的报道，媒体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从事故发生到最后一名矿工升井的抢险援救过程，后续报道至多涉及遇难矿工的经济赔偿和对当事责任人的处罚意见，至于如何加强安全管理，防范事故发生，实现治本之策等等，则少有问津。
或许由于过程和细节的披露更具新闻价值也更加引人注目，这种报道几乎成为某种模式。
而这种模式的反复出现，无疑会强化人们的认知与判断：此类建设项目全无安全保障，政府力有不逮。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争先恐后地曝光有毒食品，包括“毒大米”、“毒奶粉”、“人造蛋”、“假血燕”、“染色馒头”、“地沟油”等等，相关字眼和图片屡屡见诸报端；一些媒体的健康类节目不失时机地请来专家学者，告诉消费者如何辨别有毒食物；中国导游们也频频告诫外来的旅游者，中国的很多东西不能吃，不能买。
面对这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方面不可能视而不见，那么，各级政府是如何强化监管力度，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的？政府又采取了哪些新的整改措施、开展了哪些专项治理活动？这些活动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令人遗憾的是，此类信息在媒体上鲜有涉及。
应当承认，媒体所报之“忧”大都具有事实依据，或者说具有局部的真实性。
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有助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促进问题的解决，这自然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如果将视野放开一些，从信息的对外传播以及国家形象塑造的角度看，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因为由局部真实建构（媒体建构）而成的整体，恰是外部受众了解、感知中国的基础性依据。
何况媒体本身就具有议程设置功能，而将局部问题“设置”为整体问题，再将整体问题作为两国利益博弈中掣肘对方的筹码，这正是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及政要们常用的策略和技巧。
例如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出现经济滑坡后，美国朝野执意为中国贴上“汇率操纵者”的标签，一些媒体还使用了“货币战争”的概念，有意夸大国家之间在货币和汇率政策上存在的差异。
又如受国内利益集团的驱使，美国政府（及媒体）将中国“设置”为“温室气候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信息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外媒体不但大量进入中国进行实地采访，还将中国媒体（包括网络媒体）作为涉华报道一个重要的信息源。
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内宣”、“外宣”的界线就淡化了，所有的中国媒体都将担负着同样的职责――对内传播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对外信息传播都是趋利避害的，因为它与国家利益，与国家的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密切相关。
有鉴于此，国内媒体在“报忧”的同时，应当多一种考量，多一分关照，兼顾内、外两个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