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时代下悲剧新闻的理性建设
【内容提要】面对沉重的悲剧新闻，面对敏感的围观群众，主流媒体和平台自媒应时刻保持理性头脑，坚守道德底线，客观报道事实，正确引导舆论。发挥悲剧新闻的积极作用，维护社会信息系统良性运转。
悲剧新闻杭州女童案件梳理：2019年6月29日，两名租客以酒店太贵为由，向章子欣爷爷奶奶租住房屋，住进章子欣家。7月4日，租客以赴上海喝喜酒为由，携9岁章子欣从家中离开，说是希望让孩子当朋友婚礼的花童，并承诺在7月6日将孩子送回。7月8日2时，两名租客跳湖自杀。7月8日10时许，章子欣奶奶报案。7月13日，疑似被害女童遗体在象山县石浦海域被发现，经刑侦确认为失联女童章子欣。
悲剧新闻是新闻中的悲剧故事，它报道关于人们生命财产损失的客观事实。其独有的悲剧性能引起人类心灵的不适与痛感，激发人们怜悯、愤慨、恐惧之情，进而引发对社会现有问题的批判与思考。
悲剧新闻往往有极高的传播效率和反馈效率，因为它具有以下特点：事发突然，事涉关切，事非常态，受害者遭遇常人不该承受的厄运。这些客观特征决定了这类新闻一经报道，就可以迅速抓住受众眼球。例如杭州淳安女童章子欣遇害案，该事件直戳社会痛点——留守儿童归置问题，因此全程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纵观这起女童失联遇害案，扑朔迷离，疑点重重。调查到今天，部分真相并未水落石出，其实已经少有往下调查的余地。但就这悲剧性的结局，就足以为社会敲响警钟。然而，真的只有敲响警钟这么简单吗？在这个信息网络高速发达的复杂时代，有太多额外的问题需要我们边总结边思考。比如：如何确保警钟在嘈杂爆炸的环境中依旧鸣声洪亮，震慑有力？
二、全民脑补：围观心理异化变形。
“中国式围观”由来已久。旧时社会的街头、闹市、天桥下、菜市口，总是上演着一幕幕震撼人心的戏码，而在旁边也会围上一圈爱赶场凑热闹，嫉恶如仇满腔正义的中国人。2010年后，社会步入智能全媒体时代，“中国式围观”被原封不动地挪到万千大大小小的电子屏幕上，升级成规模巨大的“全民围观”。
新式围观舆论影响力霸气强大，并有着过去不可比拟的杀伤力。在旧时社会，群众的杀伤力不过是“破口大骂”“烂菜叶”“臭鸡蛋”“硬石块”，向恶人砸过去也是他“罪有应得”。但在今天，愤怒的枪火也对准那些无辜的受害者，让他们在原有的苦痛上饱受二次伤害。
杭州女童遇害，群众在围观过程中不断焦点跑偏，使得这个本就悲痛绝望、愁云惨雾的家庭，无端承受着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几天时间里，他们抓着无关紧要的细节，责骂章子欣爷爷奶奶“看护不力”“重男轻女”，章子欣爸爸妈妈“不负责任”“演戏做秀”，觉得整个家庭“不够悲伤”，对章子欣“漠不关心”。更有偏激者，将章子欣死因全部推到这个家庭，最后得出一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荒诞结论。
这样的网络暴力是因为围观者在看到信息后，非理性因素充斥大脑，很难对悲剧事件进行专业分析，形成戏剧性、情绪化、非黑即白、一秒定性的围观心理。该心理的形成主要由于两个原因：一是围观者高压情绪的释放发泄。网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利益追求的困扰若在心中积压已久，就会在虚拟的社会公共话语平台利用负面新闻进行排解释放。这属于正常现象，造成的影响不会巨大持久，故不做多余赘述。二是围观者“戏剧性”的认知基模。这是围观者在对信息进行处理时存在的认知偏差，分析如下：
对于处理不完整不确定的信息，人们总倾向于先依据常识和经验将信息脑补完整，然后用惯用的思维模式判断信息的性质。例如，由于杭州女童事件初期的信息模糊性，网络流传出“冥婚”“邪教”“拐卖儿童”和“亲妈策划”等版本不同的作案动机，有的已被事实证伪，有的则真假莫辨。
对于处理已有的信息，围观者也有着错误的解码方式。错误一：“阅读障碍”。我们先暂时将中国汉字的博大精深多义多解放在一边，由于悲剧新闻自身的特点，会引起与受害者有着相同背景的围观者神经敏感，对事件过度关注。关心则乱的结果，是对信息中的文字进行双重解读与错误理解。错误二：“合理即存在”。是否滿足想象中的合理，是围观者判断是非的标准。例如，在杭州女童事件中，围观者脑中的合理是“琼瑶式”悲剧：只有“茶饭不思”“哭天抢地”才是悲伤，只有受到百分百的伤害才是无辜，事件中出现的所有情节都必须与结果有必然联系……那些“脱离合理”而存在的事实，就会在曲解后遭到围攻。
三、媒介失范：非理性风暴的推波助澜。
一些传统媒体、网站平台与自媒体，站在围观队伍的最前排。他们顶着权威性、专业性和影响力的帽子，对原始信息进行加工制作，传递信息的同时也附上他们的立场左右舆论。新媒体时代传播主体多元，流量经济驱使下八仙过海，其间不乏有违背伦理道德，扰乱场域秩序的现象发生。
（一）自媒体：伦理失范的重灾区。
部分以商业利益为重的自媒体，为了赢得点击，收割流量，会扭曲事实，渲染气氛，煽动群众非理性情绪。在杭州女童事件中，以“周冲的影像声色”为代表的自媒体，所发推文处处挑衅煽情，歪解“家庭关系”与“人际信任”，残忍消费死者及其家人。
（二）平台网站：社会责任感频频掉线。
中国一流互联网公司百度，近年来被丑闻缠身，深遭万众质疑，“百度又摊上事了？”更为近日新梗。“竞价排名”“名誉侵权”的风波刚过，百度又身陷“假新闻”“隐私泄露”的泥淖里。杭州女童事件，百度于7月10日注册“章子欣父亲”账号，谎称账号已被授权。7月13日，百度账号“章子欣父亲”发表不实信息。大蹭热点的结果是大跌眼镜，百度虽然道歉并将责任编辑开除，但也没能挽救假新闻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传统媒体：为拼速度捕风捉影。
媒介融合后的传统媒体，逐渐适应了智媒时代的要求，但时常在新闻真实性与时效性之间应接不暇。7月13日，《新京报》“我们视频”旗下的“我们直播”发文称女童裸死，并于17：05分在殡仪馆前直播。7月15日，澎湃新闻发布“家人预将女童海葬”的不实新闻。在热点事件面前，急于追求独家而疏于事实求证，传统媒体也引起了不必要的波澜。
悲剧新闻报道的意义，在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教育警示公民，同时集结社会力量，抚慰受害者身心伤痛。可前有于欢案，后有江歌案，今有女童案，群魔乱舞扰乱社会秩序，干预司法独立，悲剧新闻报道的初衷已严重背离。
先抛开养成非一日之功的公众媒介素养，舆论空间的理性建设应重在媒体自身。只有主流媒体、平台自媒体在突发悲剧事件面前理性为先，才能引导正确，矫正有力，营造风清气正、健康有序的媒介环境。
（一）引导方向要坚定正确。
悲剧新闻正确的舆论走向，是媒体最终让社会各界深度思考：我们怎样才能不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基于这种理性思考，媒体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要态度坚定目标明确。例如杭州女童事件，舆论的焦点不应该在家庭伦理、人际关系上，而是在留守儿童的保护与教育上。《北京青年报》的评论：《女孩失联：让社会保护的触角离孩子更近些》，文章观点立意鲜明，分析透彻深刻，最后还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在农村地区兴建适合未成年人的文体活动设施，开办留守儿童托管机构，鼓励以村小为单位开展更多暑期活动等等。科学专业，令人信服。
（二）矫正偏差要及时有力。
围观群众的戏剧性想象不必迎合。事实就是最有力量的存在，媒体没有必要为了满足受众的阅读需求，去刻意放大渲染悲剧细节，制造无需存在的焦点。同时坚守阵地，做好把关守门，回击网络暴力，澄清不实信息，及时遏制住舆论空间中的不正之风，保护受害者不受二次伤害。例如《解放日报》的《在章子欣家守了几天之后，我想替没有被看见的痛苦辩护》，文章以记者的视角客观理性描述这场悲剧后的故事，其中两句最为经典：“很多痛苦你根本看不见，看见了你也不会懂，所以，请不要随意指责。”“关于人性，永远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而媒体有义务去澄清一些猜测。”。
（三）流量获取要专业负责。
流量经济，媒体注重吸引眼球是常理之情，但在话语自由中“规规矩矩”才是长远之道，因为受众长久的目光会落在他们信任的地方。“咪蒙”们能在一夜之间站起来，也能在一夜之间彻底倒下。因此获取流量的正确方式，不是靠哗众取宠与挑战道德底线火热一时，而是依靠负责的态度和专业的技能赢得掌声一片。
五、结语。
时至今日，在这个主体多元的传播系统中，专业主义与社会责任不应只有新闻工作者在遵守，大到网站平台，小到组织个人，只要承揽传递社会信息功能，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传播主体，都应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默契：社会需要传播温暖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声音。
参考文献：
[1]谷玲. 悲剧新闻报道的审美意义探究[D].山东大学，2017.
[2]刘慧，丁晓旭.“围观时代”新闻取向的嬗变[J].新闻世界，2012（05）：85—86.
[3]喻国明.社会话语能量的释放需要“安全阀”——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社会场域的转换说起[J].新闻与写作，2009（09）：56—57.
[4]徐漪.网络围观：网络时代的社会参与[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5（08）：97—99.
[5]倪建均.羊群效应：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中大学生网络“围观”集群行为社会心理分析和引导策略[J].北京青年研究，2017，26（04）：39—44.
[6]付彪.女孩失聯：让社会保护的触角离孩子更近些[N].北京青年报，2019—7—12.
[7]社论.杭州女童失踪案：关注而不窥私，警惕而不恐慌[N].澎湃新闻，顾杰.在章子欣家守了几天后：替没有被看见的痛苦辩护[N].解放日报·上观新闻，2019—7—15.
作者简介：李禹彤，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编辑：孟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