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_精神胜利法与精神失败法的交织
关键词:马伯乐 精神胜利法 精神失败法 摘 要:通过细读文本发现马伯乐身上既存在自欺欺人式的精神胜利法,又存在逃避主义式的精神失败法,这种“一体两面”式的悖论性格水乳交融,有力地丰富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内涵。
《马伯乐》是现代女作家萧红后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相较于《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马伯乐》有被冷落的感觉。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人们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主题开拓不深,政治意义不大”①,也有人认为它“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其他作品无可替代的价值”{2}。
事实上,《马伯乐》是一部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品,就萧红已经完成的部分来看,作品中的人物已然成型。
马伯乐,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还从来没有被描述过的性格{3},并不仅仅是一般文学史认为的是一个崇洋、自私、卑琐的知识分子形象。
通过细读文本,我认为马伯乐身上存在着一种典型的悖论性格,即精神胜利法与精神失败法集于一身,这种“一体两面”的性格特征相辅相成,水乳交融,是萧红国民性写作的独特发现,有力地丰富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内涵。
一、精神胜利法 马伯乐出生于青岛一个有钱而且信洋教的家庭里,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也如新文学时期不少知识分子为了自由恋爱,反对封建家庭的压迫而离家出走过。
但他没有任何谋生能力,仅凭借父亲的资本过日子,为此不惜忍受家人的白眼和轻视,第一次“出逃”到大学去旁听,不仅没能赚上钱,反而灰溜溜地回家来。
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种在家的窝囊处境,于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消解他的失败――在穷朋友面前摆阔:我的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
不用再说,穷朋友们的眼睛都亮了,于是他精神上胜利了,那种憋在心中的窝囊火终于烟消云散了,正像阿Q,连一个固定的家、固定的职业都没有而莫名其妙地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卢沟桥事件”一发,马伯乐即刻从青岛逃到了上海,住在一个没有窗子、没有光线的房子里,吃的永远是蛋炒饭,却自我安慰说不吃饱的目的是为了训练。
可以说,马伯乐在行为上都倒退到和叫花子相媲美的程度,可在精神上却欣赏着叫花子受过训练的饥饿“美”,欣赏着叫花子吃不饱也不哭,也不想法子再吃的“优美”,典型地应验了鲁迅的那句话: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4}。
就如阿Q头上的癞疮疤,别人取笑他,可他却觉得这癞疮疤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疮疤。
因此,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即用纯粹想象中的胜利,作为对实际失败的补偿的一种心理方式在知识分子马伯乐身上也有突出的表现。
在这种自欺欺人的哲学下,马伯乐幸福至极。
恩格斯曾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5},并借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
但事实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又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反而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
这一点用来诠释马伯乐的处境恰如其分,在国难当头的时节,他既不愿去前方支援战斗,也不去后方做救援工作,却在张大耳朵面前大言不惭地吹嘘说:“日本的大炮还没响,我就听见了,三天不见,你可就成了英雄!好像打日本这回事是由你领导着的样子。
”其言下之意这打日本是由他马伯乐领导着的,因为那日本人没有他马伯乐预言着能打来吗?因此当听到张大耳朵的溢美之词时,马伯乐的精神上又感到了胜利,“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是个将军了。
”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理想化自居,靠着想象力的帮助,个人赋予自己种种崇高品质,从而使人摆脱痛苦和难以忍受的感情,并使他们“最终神秘地实现自我及自己的生活”{6}。
理想化是一种幻觉,是不现实的,而马伯乐正是用这种不现实的幻觉来遮掩自己逃难的窘境,以此彰显自己所谓的“先见之明”。
当然,马伯乐的这种精神胜利法还表现在其他诸多方面,如他的口头禅“他妈的中国人”,每当受了父亲,妻子或是别人的气,一句“他妈的中国人”满腔怒火马上就会烟消云散,同时马伯乐也如阿Q一样为转嫁屈辱而向弱小者泄愤,如踢翻买荸荠的小男孩,揍倒毫无还手能力的老头等。
在这里,萧红为我们描写的是在当时的作品中备受排斥的,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她认为: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起来就是病态的灵魂,因此,鲁迅未完成的事业我们接受下来了{7}。
所以其作品的锋芒直指愚昧无知,自私自利,口是心非的国民劣根性。
但同时,马伯乐作为“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再加上萧红的重“体验性”的写作,其形象又有别于阿Q。
二、精神失败法 很显然,现实生活中的马伯乐是卑琐无能的:大学考不上,生意做不成,生活上没有谋生的能力,爱情上没有追求的勇气,在这种处境下,除了有时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欺欺人外,更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于是逃避主义就成为了他的行为准则和处世态度。
遇到什么困境,马伯乐的办法就是逃跑。
他总的原则是:万事总要留个退步,而他对万事的思考都只有一种:未发生的事情,他能够预测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
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
于是他的退步就变成了逃避,“逃”成了他处理事情的唯一方法,他的一部生活史其实就是一部“逃”的历史。
在家中,父亲发怒了,他逃;太太生气了,他逃;“卢沟桥事件”的爆发,更是为他的逃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和良机,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青岛的家,可到了上海却发现是一副繁华太平的景象,顿时感到悲观失望,惶惶不可终日。
“八一三”后太太从青岛带着钱赶来解了马伯乐的燃眉之急,也为马伯乐的再逃提供了资本,于是他积极热情地筹划着逃往南京,再逃到汉口。
逃到汉口后,马伯乐最初的志得意满并未持续多久,当下生活的平淡、无所事事,对前途、未来的不可知又使他忧心忡忡,生活的无意义、空虚再一次占满了他的心灵。
他神情默然,焦虑不安,又开始陷入悲哀、无聊的沉思之中。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的担忧再一次袭上他的心头,他的处境就仿佛卡夫卡《地洞》中的老鼠,需要不断地为自己蓄积粮食才能让自己有安全感一样,马伯乐只有在不断的“逃”的过程中才觉得自己是安全、开心的,仿佛逃的结束,就是生活意义的结束。
所以,武汉又要撤退的消息无疑成为注入马伯乐生命的一支强心针,他马上聚精会神起来,想到即将到来的逃亡,马伯乐精神饱满,具有“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气势”,他是以一种充满激情的姿态在迎接逃亡,而没有如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有着逃难的悔恨和精神折磨。
然而到了另一个地方,依然有着他一眼就能看到的未来的悲哀,他依然惶惶不可终日。
马伯乐这种遇事就逃的性格特征被艾晓明概括为“精神失败法”{8},它与精神胜利法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共同体现出马伯乐性格的多面性。
对于马伯乐来说,人生除了自欺欺人就是逃避,他所有的“生”的乐趣只能在“逃”的过程中还能体现一些,不逃即死。
在他身上,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作为人的精神,价值早已失落,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不仅在家庭中没有位置,在社会坐标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点,一事一物无不是为了逃而打算,甚至无难也要逃,因此,他的逃是其面对现实生活的全方位的撤退,它隐喻着知识分子精神的萎靡与退缩。
他们口头上,笔头上所宣扬的民族,大义在他们的实际退却中被消解殆尽,留下的仅是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劣根性:自私,苟安,逃避。
三、马伯乐形象的意义 鲁迅的《阿Q正传》由一个觉悟的知识分子写一个不觉悟的农民,是在普遍的启蒙思潮支持下产生的启蒙作品;而萧红的《马伯乐》是由一个游离于抗战主流阵营之外的知识分子写另一个知识分子,是抗战大背景下产生的另类作品,但在今天看来,《马伯乐》完全可以归于《阿Q正传》式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只不过与阿Q相比,这种国民劣根性的载体转移到了知识分子身上。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作为启蒙先觉者,因为接受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自觉地担负起了振兴民族国家的重任,要唤醒沉睡在铁屋子中的人,在他们看来,阿Q所代表的农民正是那些“沉睡在铁屋子”中的人,自然而然地被作为民族精神的落后、愚昧和自甘屈辱的代表来成为知识分子的启蒙对象,知识分子也在这种居高临下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对应关系中彰显了自身的优越感。
但事实上,这种国民劣根性也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身上,尤其是在救亡压倒启蒙的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暴露得更加鲜明。
贺仲明教授曾在《阿Q为什么是农民》中认为鲁迅把阿Q这个农民作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是知识分子在自我启蒙远未完成的前提下,以对他人(农民)的启蒙来取代对自我的启蒙,无疑是一种逃避和放弃,是借启蒙指导者的身份来掩盖自己精神上的内在虚弱{9},从而也遮蔽了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劣根性。
但是作为一直致力于挖掘国民劣根性的知识分子萧红并没有逃避和放弃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和拷问,纵观马伯乐的逃难路线,由青岛,上海,南京,汉口至还没有写出来的“重庆”一部分,跟萧红自己的流亡路线很相似,《马伯乐》一书很可能是萧红从青岛到香港的漫长日子里,积聚不少她对知识分子的印象,再结合自己流亡时对中国人的观察从而塑造出的人物形象。
在马伯乐身上,萧红不仅发掘了知识分子身上也具有如农民式的“精神胜利法”而且更具有了一种逃避式的精神失败法,这种双重悖论性格水乳交融,在抗战――逃难这一背景下淋漓尽致地彰显了出来,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一层人,并不都是鲁迅式的清醒者,现代思想、观念于他们是容易脱换的衣装,随时升降的大旗,如马伯乐虽然满嘴也高喊着“民族”“国家”等大义,甚至要用自己的笔来领导抗日,但很多时候只是其向同伴炫耀的资本,以此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遮掩自己的卑琐无能;而另一方面时时准备着再逃,处处准备着再逃,甚至将“逃”作为可资追求的目标,并为之等待时机。
这种既要抗日(口头上的)又要自保(实际上的)的做法充分显示了作为知识阶层的虚伪和油滑。
对于他们来说,在关键时刻,既不是思想人格要紧,也不是良心责任要紧,而是自保要紧。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伯乐的这种精神胜利与精神失败的悖论性格是萧红对知识分子的独特发现,有力地丰富了知识分子的形象内涵,充分体现了萧红在鲁迅精神的影响下,为了超越自己过去的创造题材的范围,对国民精神改造进行深刻思考所作出的努力。
作者简介:金凤,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09级博士生。
{1} 铁峰:《萧红研究简论》,《萧红研究》,1993年第2辑,第23页。
{2} 杨晓林:《论“萧红体”小说的“另类”〈马伯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第4期,2003年7月。
{3}{8} 艾晓明:《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4月。
{4} 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
{5}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页。
{6} 伯纳德・派里斯:《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方永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7} 萧红:《萧红致萧军》,《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9} 贺仲明:《阿Q为什么是农民》,《读书》,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