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的表现有哪些?【理性主义与道德】

摘 要 人类走向文明是因为理性的觉醒,走向现代化则是因为理性主义的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人类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道德式微了。

崇尚理性容易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而遗失道德

道德回归的希望在于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在于通过“思”向人生存的本真状态和精神层次的回归,在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道德;理性;理性主义;遗失;回归      人类社会从蒙昧状态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语言文字的出现。

有了语言,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方便和高效,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可以很快被其他人领会和接受;有了文字,知识就可以被记载和积累了。

进入文明社会,物质生产突飞猛进,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渐渐成为自然界的主宰。

西方社会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英、法、美等国家的大革命,迅速进入现代化。

现在,现代化运动扩展到了全球,即所谓全球化。

在全球化运动中,市场经济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科学技术急速发展;丰富的物质令人眼花缭乱,社会进入一个疯狂繁荣的时代。

语言文字的出现是因为理性的觉醒,而机器大工业、私有制、现代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的兴起又与理性主义生存方式的兴盛相联系。

所以,人类至今所取得的所有大的进步,都应归功于理性

但是,正当人们陶醉于巨大的物质财富之中时,各种问题和危机不断涌现。

人们发现:道德遗失了。

我们常常感到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听到偷盗抢劫、坑蒙拐骗的案例,看到为了自己的私利置一切道德约束于不顾的现象等,这时我们说道德遗失了;但是,我们有时也看到公交车上年轻人给老人小孩让座,也听说某某企业家又拿出多少钱做善事等,道德似乎仍在。

其实,道德从来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消失过,只是有时候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不把道德作为最高追求。

道德遗失了只是说道德在这个社会中式微了。

道德式微的社会不能长久。

正是由于道德的不充分,人们才看到道德的重要性,才会翻来覆去讨论道德问题。

一、理性主义的生存方式与道德遗失      把理性置于绝对位置上就走向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这是道德遗失的学理根源。

(一)从理性理性主义   理性,主要就是指以思辨推理为运思程序的思维方式,是人脑用来整理和扩展感觉和记忆等信息材料,并最终获得某种认识并据此作出某种决定的过程和能力。

理性是人生存不可缺少的,是人认识事物和安排生活从而获得物质资料的重要方式,是人肉体存在的必要保障。

人要靠理性来组织生产劳动、交流认识、协调行为、联络感情等。

如果没有了理性,人将生活在真正的混沌中,将没有能力在自然界中获得必要的物质资料以保持个体的生存和社会的有机性。

理性本身与道德并不必然冲突,它们共同使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个道德人并不缺少理性道德应该调控理性

理性并不是人的全部,认为理性是人的全部就走向了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把理性绝对化,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理性能为人解决一切问题并把社会推向前进。

理性主义有一个预设:“在追问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它们(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历史理性三种理性主义)都为人的本质先行设定了一个规定性,认为理性的权能对于人具有不可置疑的作用,人正是借着它才成为一个道德实践的主体,一个能思的认知主体和一个无往而不胜的历史主体。

”[1]143   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思想源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的本质。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理性精神推向极致,“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最无情地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2]。

“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把这一时期(文艺复兴)的成果概括为‘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这两大主题。

实际上,这两大发现是文艺复兴时期一切哲学思想的主题。

”[3]184其实,这两个发现是在说人的注意力转向了物质世界和人的肉体,人开始放纵物质欲望、从大自然中无限掠夺,开始在人群间展开无情竞争。

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绘画艺术、文学作品等日益世俗化、庸俗化、个体化,就连教堂里的人物画像也越来越勾引人的肉欲;建筑和园林艺术图案化、对称化、人化,表现的是人的征服欲望。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西方近代哲学精神就是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的兴盛促进文明的发展,揭开现代化运动的序幕。

人们使用理性相互竞争,科技迅速发展,市场迅速扩大,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反过来又鼓励理性主义更加兴盛。

理性主义在思想领域的胜利表现为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兴盛。

“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流行也标志着单向度思考方式、单向度哲学的胜利。

”[4]1马尔库塞的单向度是指现代社会失去了批判性,变成了一个“没有反对派的社会”[4]1。

失去批判性,实际上就是失去对理性的批判,不正视理性自身的局限,甚至认为理性本身最终可以解决各种问题和危机,这正是理性主义的表现。

(二)理性主义排斥道德   理性主义把肉体感受变成幸福的标准。

“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

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5]271把道德、把人的最高本质变成能够生存下去的手段和工具,把肉体需要变成人的最后需求,人就下降为动物。

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只是在进入社会之后才逐渐失去自由,社会不平等伴随着文明进程而出现和发展,因而产生了《社会契约论》一开始所说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的悖论”[3]280。

如果说追求社会成员自由幸福的生活是道德的职责,那么文明社会和现代社会就不是道德社会,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并不幸福。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5]268   1.丛林法则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与道德不相容   丛林法则是竞争法则,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理性是人的天性,理性人具有获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本性。

理性经济人和丛林法则是一致的,理性经济人的活动要遵循丛林法则,而丛林法则也只有通过理性经济人的活动才能实现。

竞争迫使人们通过发展理性能力以更好的占有财富,容许在不破坏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不择手段扩大自己的财富。

这种基本的社会秩序就是保证自由、平等和公平的竞争,其实质是保证丛林法则的实现。

所谓天赋人权,最根本的是财产权,这种财产权的实现是私有制。

卢梭认为私有制是文明社会诞生的标志,土地私有化标志着私有制产生。

他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并且找到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人。

”[6]理性经济人是自私人,是私有制条件下合法的公民。

理性经济人假说与性本恶的说法一致,性恶的自私人依丛林法则相互残杀。

在他们看来,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人和人之间最多也只是相互利用。

2.市场经济道德的背离   市场经济为人们施展理性才能提供了舞台。

市场经济盛行的现代社会,那些缺乏才智和胆识、理性思维不太发达或者没有机会发达的多数人就只能被束缚在工厂里拼命干活。

所谓“胆识”,实际上是在竞争中残凶的程度和与他人斗争的技巧。

市场经济离不开私有制,私有制把人们分隔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实体,这些经济实体构成市场经济的主体。

市场经济道德相互矛盾,两者不能齐头并进,更不能相互促进,只能一主一次,一强一弱。

“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拜金主义的盛行已成为当前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市场经济的自发发展,必然孕育出功利主义文化……功利主义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是否有利于实现狭隘的功利目的作为衡量一切精神文化价值的唯一尺度。

市场经济固然对人类掌握世界的理性方式具有强化和促进作用,但却往往以放弃人的道德自觉和价值追求为前提。

”[7]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市场经济道德的背离。

首先,从行为动机上:道德人的出发点是整体利益和长远结果,倾向于心灵宁静;而市场经济下的理性经济人则相反,他们以个体为中心,以眼前的物质利益为出发点,注重肉体享受。

功利标准是理性经济人的必然选择,否则就无法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去;道德人的行为动机是内在的,不受功利影响,他(她)只听从自己内心那个崇高精神的呼唤。

道德并不是做点好事,拿出点钱捐助贫困那么简单。

道德人只是依其本性、自然而然地为他人着想,这是理性经济人难以理解的。

其次,从对待欲望的态度上:道德人主张把欲望限制在道德范围之内,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市场经济则把欲望的膨胀合法化,因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动力。

再次,由于无限膨胀性,市场经济社会中一切事物都商品化了。

但是许多事物,如权力、感情、德性等,是不能被商品化的。

权力的商品化导致政治腐败,政治腐败是最严重的道德遗失,因为政府应该具有肃清社会道德败坏的功能,政治腐败则直接引起这些功能的缺失,使本来就被边缘化的道德雪上加霜。

最后,市场经济靠自然规律运行,而道德则是人为的。

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具有社会性,但是这种规律下的人以现实为前提,以扩展自我生存空间为目的,奉行实然标准;道德人则从理想出发,奉行应然标准。

自然规律的结果是人对自然、对他人的统治和征服;而道德讲求的是人与自然、与他人的和谐相处。

3.科学技术道德的关系   现代科技与道德也不相容。

首先,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理性思维的实现形式。

实验和理性思辨,严整的推理和精密的计算等是科学技术不可缺少的。

这些都要求科学技术客观和中立。

道德作为精神的存在,无法客观和中立。

休谟认为只有两种知识,“任何知识的内容,不是依靠分析的方法对观念的关系所做的必然推理,就是依赖经验对事实所做的或然推理。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知识”[3]263,其他的只是诡辩和幻想,应该被投到烈火中去。

休谟想否定的是宗教,其实也排除掉了道德

其次,理性主义者迷信理性,迷信理性就是信赖科学技术,就是把科学当成判断一切正确与否的标准。

再次,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科学技术的参与下,人和人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市场经济急剧膨胀。

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就能率先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的利润。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往往首先在军事中发展和应用,这是耐人寻味的,其实,这恰是市场经济扩张性在政治和军事中的表现。

科技与道德在某种意义上确不相容,“和克尔凯郭尔一样,尼采也把科学和理性视作是戕害生命的毒汁,认为它们的最大原罪就是压制了生命的本能。

虽然科学和理性带来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奇迹,可是却造成了一个颓废的社会,一个泯灭了生命本能的社会”[1]145。

当然,理性主义者并不否认道德的存在和作用,只是他们认为道德的作用仅仅在于维持现有社会最基本的秩序,是必要的恶。

即使这样,这种道德也不牢固。

康德强调道德实践的神圣性,“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且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8]。

康德把道德建立在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三个悬设之上。

但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推翻了历史上所有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和道德等是不可知的。

理性主义者看来,不可知的事物是非理性的,不能被充分信任。

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道德是不可靠的。

起码,康德不能有效说服理性主义者去崇尚和追求道德

二、道德回归的希望      道德回归的希望在于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在于回归“思”,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等。

道德遗失回归都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发展潮流,人在这种潮流之中,应当也必须有所作为。

(一)对理性理性主义的反思   希腊哲学提倡理性,可是由于怀疑主义的破坏,希腊哲学趋于衰落。

前面提到亚里士多德把理性道德都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这说明他的思想存在矛盾,这个矛盾恰是现实中理性道德的矛盾的表现。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信仰大于理性的态度体现了对理性的不信任。

近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等正解构着传统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

胡塞尔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旨趣、海德格尔向存在的靠拢以及维特根斯坦后期对语言不清晰性的研究等都是对理性的思辨推理等运思方式的反叛。

这些人是在追问世界的本来面目和人生的本来意义。

理性主义的反思还表现为对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的反思。

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对人有统治作用。

科学技术以丰裕的物质生活资料为武器,使人无法突破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的框子。

在享受丰裕的物质生活时,人失去了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批判和反抗,无条件地顺从了它,看不到或不愿去正视这种生活方式中所蕴藏的危机。

哈贝马斯在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出现危机时,认为“意向危机必然是合法性危机的基础,也就是说,国家和就业系统提出的意向需要同社会文化系统所提供的意向间出现的矛盾,必然是合法性危机的基础”[9]。

意向危机就是失去批判性,反映了对理性的迷信和盲从。

理性主义的反思体现向道德回归的趋势,比如怀疑主义者皮浪的“悬搁判断”就是在追求心灵的宁静,“聪明人面临任何际遇都应保持心灵完全宁静,不要让任何事物妨碍他的平静”[10]。

追求心灵的宁静是道德应有的内涵,因为宁静既是得到道德的前提又是其结果。

道德对内使得心灵宁静,对外促使人际和谐。

基督教的原罪说蕴含着宗教意义上对理性主义的反思。

“在《圣经》‘创世纪’中有一则尽人皆知的伊甸园神话……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唯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

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而且子孙万代都不得不为这个‘原罪’付出代价。

由此可见,智慧与原罪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智慧就是人的原罪。

”[1]7原罪说具有深刻的象征和启示意义。

第一,不要吃智慧之树的果子,是在告诫人不要让理性觉醒或者不要迷信理性

吃智慧之果以前的状态相对于理性来说是混沌的,这种状态是对肉体存在的轻视和对精神存在的重视(对上帝的依赖)。

精神上的事物是不能被精确计算和测量的,是人的理性难以彻底把握的,因而是模糊的、混沌的。

但是这种精神是真实存在的,对人具有强烈的震撼,道德就是这样的精神存在。

道德作为精神存在有其混沌的一面,企图用理性处理道德问题就违背了道德的本义。

第二,吃了就会死,是在说人在理性觉醒后会看重肉体的必然死亡。

如果人偏重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那么死亡带来的痛苦会小得多。

第三,人受蛇的引诱,这个蛇可以被理解为人的各种物质和肉体欲望。

第四,人被上帝赶出伊甸园,这是在暗示:理性觉醒后的人发现了肉体死亡的痛苦以及感到欲望不能得到充分满足时,远离了原有的自足、安逸和宁静的心灵状态。

第五,人被赶出伊甸园是被动的,但是人吃果子时主动的成分多些,所以,人在对待理性问题时,还是应该有些主动性的。

(二)回归道德依赖“思”   “无思,本也;思通,用也。

几动于此,诚动于彼,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

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

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

”[11]“思”不仅仅是学到一些规则,记住一些事件,获得一堆数据,而更应该是对这些事物本质进行探究,使之贯通于对人生的认识,所谓“通微”。

通微”不是目的,目的是“无思”。

“无思”是一种圆融,是一种把人生重大问题看透后的逍遥,是一种道德境界。

人具有“思”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被遗忘了。

现代教育事业非常发达,人们从幼儿园或更早就接受教育,一直到成年,甚至终身。

但是这种学习多半是接受前人积累下来的科技知识。

这种知识对人的生存来说是外在的,知识不是智慧。

智慧是通过“思”达到“通微”,达到对人生和社会真谛的领悟。

“思”,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而是一种哲学之“思”、本体之“思”。

哲学归根到底不是被‘谈论’的对象,而是一种独特的运思方式或状态。

只有在实际的运思中,哲学才本真地显现为它自身。

离开了‘思’,必将导致哲学的遮蔽。

”[12]   好的问题是进入“思”的契机。

好的问题具有开放性、开启性,必须具有问题意义。

苏格拉底自称无知是因为他有一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答,而且他发现在人的理性范围内是没有最终答案的。

他的问题是德性和知识的关系。

因为德性问题如此重要并且知道自己无知,所以苏格拉底不停地“思”,不停地与人探讨,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苏格拉底的无知和问题是开启“思”的一个契机,但是后人以理性和知识的方式消解了这一契机,成就了发达的现代社会,造就了没有“思”的现代人。

“思”常常与“学”“师”“真实性”和“诚”等相联系。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与“思”一样,这里的“学”也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而是身体力行,是做学问和做人的统一。

“师”,是“师道”。

“思”是个人在“思”,“师道”则是把个人所“思”的所得传给他人。

“思”,还在于对“真实性”的追求。

相对于变化无常的物质世界,道德是真实的,并联系着人性尊严和价值。

对“真实性”的“思”还需要“诚”,它既是“思”的前提,又是“思”的结果。

“对于人性之美和价值有着一种内心的感情,以及心灵有一种决心与力量要把自己的全部行动都归结于此作为其普遍的基础,――这便是真诚,它和轻薄的寻欢作乐、和心性轻佻的反复无常是无缘的。

”[13]   (三)道德回归的现实基础   道德回归依赖私有制的衰落、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向、用人文精神包容科技等。

我们处在一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几乎一切都商品化了。

生命和精力都有限的个人似乎无力改变什么,只能惊恐地看着现代市场经济自己完成自己,看着理性主义横行霸道。

社会意义上说也真是这样。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14]既然已经处在现代化运动的进程中,我们注定还要在这个寡德凶险的繁华丛林中挣扎下去。

道德遗失回归都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潮流。

但是,人处在这种潮流之中,而不是潮流之外,无论市场经济还是科学技术等都是通过人来进行的。

人在这些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而且应该为改变现实而努力。

这种主观能动性表现为上面所说的“思”,通过“思”,探寻当今社会的危机及其根源,探寻人生和社会的本来意义,努力改变自己和他人,并在总体上探寻关于未来的种种可能和趋势。

当越来越多的人真诚地追求道德,并且当这种追求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时,改变现实的运动才能开始,道德回归才可能实现。

理性自身存在缺陷,理性主义和现代化运动中蕴藏着问题和危机,这些缺陷、问题和危机是回归“思”、回归道德的被动推动力,我们需要更主动些。

反思现代化运动的得失,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关于未来的信息,也许是我们今天应该做的。

近些年的国学热等现象反映了人们盼望道德回归的愿望。

同时,许多人担心研究和提倡传统文化会导致复古。

这种担心有点多余,回归传统不可能回到几百年以前的状态中去。

文艺复兴的表面意思是复兴希腊文化,但是实际上这种复兴是资本主义诞生的前奏。

不过,现实总是比思想要复杂的多。

正如前面所说,道德遗失回归构成一对矛盾,二者之间的张力在一定意义上构成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动力。

遗失回归的两股势力相互斗争及其结果决定现代化运动的方向。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一方面隐藏着道德彻底遗失的可能,另一方面隐藏着道德回归的契机。

我们要做的是回归“思”,在“思”中等待,在等待中捕捉和促成道德回归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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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南,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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