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历史上的佛道之争 历史上的佛道之争
道教是汉族自创的一种宗教。
据《古浔阳记》说,殷周之际,有个姓匡名俗字子孝的道人,结庐于庐山虎溪之上,名“广福观”。
他兄弟7人皆好道术,在此修炼百余年,周定王(公元前606―公元前586年)派使乐来访,匡俗不见。
后200年,周威烈王遣使亲至其地,唯庐独存,后人遂称庐山为匡山,亦称匡庐。
佛教本是外来的宗教,一传入就与我国旧有的门阀士族崇奉的玄学相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被统治阶级利用并加以改造,成为中国化的佛教。
东晋时,山西名僧慧远、慧永两位大师南下庐山,雅爱其地,在香炉峰下先后建西林、东林二寺,创净土宗的学说,与“十八高贤”结白莲社组织,著译经书,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净宗的始祖。
净宗是东晋南朝时期最盛行的一种宗教。
自晋以来,庐山高僧云集,名刹迭兴,招提栉比、宝塔连云,有所谓归宗、秀峰、万松、栖贤、海会五大丛林和300多处梵宇,往来僧众达数千人,成为南方佛教的中心道场之一,使本土的道教望尘莫及。
在佛道之争中,道教之所以相形见绌,主要是因为没有佛教那么多的经书。
陆修静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省吴兴县东)人,元嘉末(公元453年)在京都卖茶,文帝命左仆射徐湛宣诏他,他固辞而去,后南游庐山,在山南金鸡峰下瀑布岩前结庐幽栖,在庐山居住17年,编撰了《三洞经书目录》,此为最古的一部道藏目录,又编著道教斋戒仪范等一百余卷,道教仪式因此完成。
公元467年,宋明帝令江州刺史请他入京问道。
明帝问他道教有多少经书,陆修静说:“道家经书并药方、咒符、图等总共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其中一千零九十卷已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隐在天宫。
”当时宋明帝听了他的一番高论,惊叹不已,视同仙人。
宋徽宗宣和年间,复封他为丹元真人。
据后人考证,陆修静大造道书的秘诀在于融合改造佛经。
陆修静自己也承认:“或采博余经,或造立序说,或回换篇目,裨益句章,作其符图。
”就是说,他把佛经回换篇目,改头换尾,增添文句,就成了道经。
自从陆修静发明这个方法以后,别的道教徒争相效法,道书果然源源不断造出来,道教的宗教作用开始可以与佛教分庭抗礼了。
佛教徒为此愤愤不平,到处告状。
但是,统治阶级为了保持两教的均势,也就懒得多管闲事。
庐山南麓归宗寺和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了“暴力行动”,一个和尚跑到简寂观,把袈裟硬套在李老君的偶像上,要李老君“退道为僧”。
他们还扬言,如果道教徒不停止这种剽窃佛书的行为,他们要把简寂观改为佛寺。
后经官方调解,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信奉道教的明末大戏剧家李渔在一次游览简寂观时,曾在观门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下联是:世间好语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谛出我先师。
唐高祖(李渊)一即位,特与道教教主老子(李耳)攀宗,以提高自己的门第。
提倡道教,也就成为初唐的国策。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继承初唐的兴道抑佛的宗教政策,利用道教阻遏佛教,并影响到庐山。
开元十九年(公元732年)秋,唐玄宗宣称晚间梦见一朱衣金冠的神人,乘宝舆自天而降,此神为玉帝派往人间采访善恶的九天使者,要唐玄宗在庐山西北为他建一道观,五百年后福及民生。
玄宗当即令宫廷画师吴道子把神像画于纸上,置内庭供奉,并于同年八月廿一日下诏,令江州刺史独狐正于庐山西北麓建造“九天使者真君庙”,即现在所称的“太平宫”,唐玄宗亲书“九天使者之殿”。
那时,山南山北,琳宫林立,道观屡兴,有太平、清虚、延真、桑真等18处观宇,往来道众达数千人。
前面提到的太平宫,在唐代为庐山最壮丽的道教建筑,琼楼华阁,凌空飞架,红墙绿瓦,闪烁生辉,每年清明节后来太平宫进香者甚众,名曰办白莲会朝许真君,成为一年一度的道教盛会。
盛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推行抑佛兴道的政策,许多原来信佛的士大夫纷纷弃佛从道,佛寺改为道观者屡见不鲜。
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的女儿李腾空、蔡侍郎的女儿蔡寻真,分别在庐山五老峰九叠屏南北筑观修行,以后病死在庐山。
由此可见唐代风气,凡是不愁吃穿的闲男信女大祗都寻仙访道、画符炼丹,以求长生不老之术。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诗人李白和他的宗氏夫人,都是虔诚的道徒。
李白61岁那年遇赦归来(李白曾附和永王李■兵败发配夜郎),宗氏夫人痛感仕途坎坷、世事浮云,因而看破红尘,和李腾空一起在庐山的九叠屏出了家。
诗曰:“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水舂云丹碓,风扫石楠花,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多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素手掬青蔼,罗衣拽紫烟,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
” 佛道两教在庐山一千多年激烈斗争的结果,形成了古代庐山众多的精美建筑艺术、辉煌壮丽的宗教绘画、气势宏伟的碑刻、难以胜数的神话传说和山水诗篇。
这些珍贵的文物,成为后人研究庐山的古代宗教史、文化史、绘画史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