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政府建设【论中央苏区政府的信息传播】
政府信息传播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一系列高度整合的传播渠道进行的，旨在对内贯彻执行政策与对外塑造政府形象的信息传播活动。
①中央苏区政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局部执政”预演的实验基地，是新中国成立的摇篮之一。
因此，从传播学的视野来考察和反思中央苏区政府信息传播活动，这无疑能够为我们今天在奔向小康社会背景下，建设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机制更加健全和新闻发布制度更加高效的电子化政府和信息化社会提供一些启示。
传播的主要内容 自从1931年11月7日具有国家形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诞生后，中央苏区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苏区中央局等党政军首脑机关以及后来从上海迁到瑞金的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
②可以说，中央苏区政府大量治政、治国、治军和治党的政府信息传播活动都是从这里开始发布和贯彻实施的。
结合中央苏区政府政权性质及其基本政治制度特点和当时历史情况及其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来看，其政府信息传播活动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党政信息传播和红军信息传播两大类。
中央苏区政府首先成立了高效严密的党政信息传播机构，确保政府信息传播的规范化。
苏区在党的系统内设置了宣传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等机构，各级支部都配备了宣传干事，规定支部的宣传干事应切实执行支部会议关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注意每个同志宣传工作的成绩。
在苏维埃政府系统中则建立了社会教育局或科、艺术局或科等机构，配备社会教育干事。
其职责主要是组织实施党的宣传群众工作计划，搞好群众性的社会宣传，如发展工农剧社、组建区乡俱乐部等。
其次，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通过做出宣传工作决议、制定宣传工作细则、颁布宣传工作大纲等形式，建立了分工负责、召开联席会议、督察、考核等制度，对宣传群众工作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如规定支部会议中须就群众中的每一问题，讨论决定支部的宣传工作方针，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考核其工作成绩而指示其应当如何改进之点。
规定有关宣传组每个月要作一个局的宣传工作计划，每半月发政治通信一期。
遇有纪念日和运动事件时，要于15日以前，发宣传大纲给各级文委会，各级文委会事前应召集各级政府和各级团体的宣传工作人员联席会议讨论宣传的原则和方法，事后要开宣传委员会检阅工作，找取经验，分析影响。
由于中央苏区政权当时党政军高度合一的特殊情况，红军的一些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政府来完成的。
中央苏区政府在工农红军系统中组建了宣传队，其建制要求以支部为单位，军队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个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16人。
其主要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区苏召集全区宣传队长开会，每月至少2次，有的甚至3次。
乡苏每星期召集1次队长小队长开会，每月4次。
乡的宣传队长每月最少要主持或参加6~7次会议，村宣传小队长每月也不少于4次例会。
宣传干部的职责是专门研究宣传材料与宣传方法，怎样才能使宣传效果最大化，怎样才能使群众更了解红军。
互济会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主题也是“扩大红军”、“优待红属”、“慰劳红军”等。
主要的传播媒介 印刷出版媒介。
传播媒介在政府信息传播过程中起着很大作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印刷出版媒介是中央苏区政府信息传播活动当时传播范围最广的大众传播媒介。
苏区各种出版物的品种主要有布告、宣言、传单、标语、简报、文件、壁报、书籍、教材、译著、报纸、期刊等，内容几乎覆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所有领域。
苏区出版业在鼎盛时期仅瑞金就有出版发行单位十几个，如中央出版局、中共中央局党报委员会等。
在纸张和印刷设备极度缺乏的困难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新型的文化教育事业，千方百计出版图书，土造纸、石印、油印或木版印刷等一齐派上了用场。
瑞金县就曾用古老的木版印刷方法，印刷了一批《共产党宣言》。
据《红色中华》报道，到1934年，中央苏区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教育部、中央出版局等中央部门出版了图书200余种。
这些书籍包括了马克思与列宁的经典著作、普及读物等，从各个角度介绍了革命、军事、政治、经济、党团组织等基本理论，成为广大苏区干部、红军指战员、群众学习理论和政策的重要教材。
据目前保留的材料及苏区报刊统计，中央苏区创办了报刊160余种，已发现有实物证据的报刊130余种，这些新闻报刊是中央苏区政府信息传播活动的主要渠道和重要喉舌。
当时各报刊的重要社论，大都由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各部门负责人亲自撰写。
1934年7月21日，《红色中华》发表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急速开展群众的熬盐运动，回答敌人的经济封锁》的署名文章，引起苏区军民的巨大反响，很快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熬盐运动。
运动开始后，该报又及时报道各地进展情况，尤其是介绍和推广了于都县的先进经验。
③在新闻报刊的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之下，中央苏区政府的信息传播活动有声有色，有力地推动了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
文艺宣传媒介。
印刷出版媒介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很好的政府信息传播媒介，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当时受众情况来看，广大苏区的农民大部分都是文盲，识字率不高，因此即使书籍报刊印得再好，到了人民群众手中都成了一堆废纸。
为了使不识字或文化水平不高的苏区群众了解政府政策，接受政府信息传播这个问题，中央苏区政府在文字印刷媒介以外特别注意运用文艺媒介里传播政府的政策方针，使群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在党的直接关心下，先后成立了各种文艺机构和组织，使苏区文艺运动趋于组织化、革命化、群众化。
中央苏区政府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接受党的领导，为了尽量地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它要求利用一切形式、手段对群众进行宣传，并且一开始就将标语、传单、宣传大纲、口头宣传、壁板、日报、画报、演新剧、刊物、化装宣传等各种文艺形式用于实践的宣传工作中。
传播活动的主要特点和评价 中央苏区的大部分政府信息传播活动都是宣传行为，带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控制性。
比如中央政府成立后，从苏区中央局到省、县、区、乡甚至于村都建立了宣传机构和部门，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宣传队伍。
三是区县开纪念节大会时向群众宣传，也向别区别乡的队伍作宣传。
中央苏区政府还在群众中广泛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群团宣传组织，如工农俱乐部、工农夜校、工农剧社、读报小组、问字所、宣传队、演讲队、粉笔队等。
这是由于中央苏区政府从成立伊始就既面临政权生存的威胁，又面临艰巨的建设任务，所以政府信息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革命事业服务，由此可见，中央苏区政府信息传播活动的所有信息和话语必然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需要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塑造，因此必然把宣传放在政府信息传播的首位。
中央苏区政府由于处在严酷的“围剿”与反“围剿”的环境中，战时体制特点非常明显。
从1934年建立的宪法也可以看出这些特点：第一，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国家形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是中共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最初尝试；第二，中国苏维埃政权体系的形成在一个时期，表现为苏俄(联)苏维埃政权体制在中国的某种移植，其主要方面，在于政权机构体系和设置、政权组织原则和运行的基本规范，而且连名称都完全一致。
这些基本方面的相同，也判定了二者在基本模式上的一致性；第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工农兵专政的执政体制，虽然带有苏俄(联)苏维埃政权体制的痕迹，但它是中共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而建立的，是新中国政权体制的“雏形”。
④ 因此，中央苏区政府政权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党政军的高度合一。
当时处于革命战争时期，需要有党政军的高度合一来支持战争的胜利。
当然，这种党政军高度合一的政权模式对于当时中央苏区政府信息的传播活动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是造成中央苏区政府信息传播活动内宣强外宣弱、单向传播反馈差等缺陷的重要原因。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中央苏区的政府信息传播活动从理念到制度都还不太完备，还存在其自身不足或者说历史局限性。
但即便如此，中央苏区政府信息传播活动仍然为我们今天在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信息传播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挖掘和借鉴。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江西省新闻发布工作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高菲、白贵：《政府传播中新闻发布渠道的多元化问题》，《河北学刊》，2006(6)，第220页。
②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页。
③周建华：《论中央苏区的新闻报刊》，《新闻爱好者》，2007(2)(下半月)，第37页。
④刘文斌：《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执政实践研究述评》，《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第27页。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