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特点浅析
内容摘要：为规范和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与发展，许多国家（地区）都颁布了金融控股公司法，这些立法往往具有产生的背景及原因相同或相似、大多采取整体修法的立法模式、立法的监管法性质明显等特点。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先进经验无疑值得我国借鉴。
从世界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始终坚持全能银行模式的国家，另一类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经历过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两种极端模式，目前又在从分业经营向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发展的国家。在这两类国家里，从分业经营向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发展的国家正日益在世界金融领域占据主流地位。按照巴塞尔委员会、证监会国际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管协会1999年2月联合发布的《多元化金融集团监管的最终文件》的定义，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为了推动和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与发展，许多国家（地区）颁布金融控股公司法，例如日本1997年的《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①]以及我国台湾地区2001年的《金融控股公司法》等。这些法律的颁布施行无疑将有助于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维护金融安全与秩序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目前，虽然我国金融业还正面临着分业亦或混业发展的抉择，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金融控股公司却在不断悄然的出现与发展。因此，分析各国（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特点，借鉴其先进经验，无疑将对我国立法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维护金融安全与秩序有所裨益。
一、立法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大体相同或相似。
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国家，大多数同美国一样，是以往对金融采取“分业经营”的国家，其颁行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着力推动和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的基本原因是相同或相似的。
首先，反抗传统分业经营体制的压抑是各国（地区）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内在原因。传统的限制跨业经营的金融体制体现出政府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竞争，保证现存机构获得一定利益，降低银行破产可能性，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价值追求。但是，从本质上看，限制竞争的分业经营型的金融体制是缺乏活力的体制，削弱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间的竞争的同时，也使得各个金融机构丧失进行金融创新求存，参与全球金融市场竞争的活力。在日本，1995年初东京协和、安全两家信用社遭挤兑濒于破产；9月，第二地方银行之一的兵库银行创下战后第一家银行倒闭案。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旧有体制，激发金融业的竞争活力，以效益求生存、求发展，成为各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其次，应对国际金融竞争压力，是各国（地区）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外在原因。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国的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浪潮，如德国等全能银行模式国家的综合化全球化金融机构较“分业经营”模式国家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处显现出多元化经营的明显优势。面对严峻的竞争压力，如何在保障金融业安全与秩序的前提下改变传统金融业分业经营格局，提高金融企业竞争实力，成为“分业经营”模式国家必然面对的难题。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恰好满足了上述要求。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集团混业”，从而有助于范畴经济（Economics of Scope）的达成，[②]促进金融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依然遵循“分业经营”，各个子公司独立运作，这使原有分业监管体制仍可有效运作，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再次，现实中金融机构在法律空隙中从严格分业到混业的种种尝试，是各国（地区）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直接动力。以美国为例，尽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法》才最终废除分业制度，但在此之前，分业经营之墙上的裂缝实际上早已被越撕越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联储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第20条进行了富有弹性的文字解释，[③]即只把银行与以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为禁止建立系列关系的对象，而银行控股公司旗下的证券子公司只要解释不是以“证券业务为主”，就可以拥有合法地位。通过对法律的弹性解释，美国的银行控股公司便可以通过其证券子公司从事一部分证券业务。实践表明，这种在法律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混业经营增强了欧美国家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变化的适应性；多元化经营为金融企业的金融产品创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超市”的经营方式提高了服务效率，降低了服务成本，这些都满足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需要。实践的发展推动立法的进步，立法的完善保障实践的进一步成熟与规范。随着实践中金融机构的体制创新直接促使新型立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出现，规范和保障新兴金融机构的运作，以期更好地发挥其优势。
各国（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大多采取整体修法的方式，最终形成以“金融控股公司法”为核心，配套法律法规完备的系统化法律体系。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金融跨业经营的模式，不仅与金融分业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而且其运营过程中还将涉及到公司法中的人格否定和关联交易、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金融法上的信息披露制度等。金融控股公司的单项立法显然无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关法律的配套性改革，这无疑是一个浩大系统的工程。针对这种情况，各国（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大多采取整体修法方式，即不是简单的事项立法，是对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及公司法等法律的修正汇集，这种立法模式不仅有助于节省立法成本，而且有助于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整个金融法律体系融合，减少规范的冲突，保障法律适用的公平。
日本的《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中其总则是由日本银行法（第一条）、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法（第二条）、日本外汇银行法（第五条）、日本保险业法（第四条）、日本证券交易法（第五条）、日本存款保险法（第六条）的一部分修正所构成。整备法的附则中则将日本独占禁止法第一百十六条删除。可见，整备法并不是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重新立法，而是在即存的金融关系法的基础上统一追加、修正随着金融控股公司创设所必要的法律条文，从而形成以《金融控股公司整备法》为核心，以独占禁止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为补充的系统的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体系。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最主要的立法目的在于开放金融业跨业经营的限制，因此在该法中首先即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中有关银行成立以证券业务为主的联属公司（第20条）以及银行与其州证券业务为主公司间董事的相互兼任（第32条）等限制，并在《银行控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第4条C项下增订第八款（Section 4（c）（8）），从而明确金融控股公司与联属公司之间关系，具有明显整体修法的性质。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控股公司法》中虽然未直接在条文中修正、追加其他相关法律之条文（这实际上已经遭到台湾地区学者的批评），但其亦是在原有《银行法》、《证券交易法》、《保险法》、《公司法》和《金融机构合并法》等的基础上，对以上各法中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运营、监管等规范缺失、冲突之处予以系统规定。2001年7月《金融控股公司法》颁布并于其11月1日正式施行之前，台湾地区又相继出台《金融控股公司设立申请书件及审查条件要点》、《金融控股公司合并资本适足性管理办法》、《金融控股公司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实施办法》等十余部法令规章，进一步完善了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体系和内容。
通过整体修法之立法技术的运用，注重单一法规的修正，并在立法过程中整合各个法规中相关条款，使金融法律相互衔接，不仅节省立法成本形成整体系统的法律体系，也减轻了各国金融机构从“分业”向“混业”迈进过程中对金融体制和金融法律体系的整体冲击，为实现平稳过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立法的监管法性质明显。
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在性质上属于公司制金融企业，其设立、解散、组织形式等往往适用《公司法》中关于控股公司的一般规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无须过多规定组织法性质的内容；另一方面，金融控股公司在运营中往往具有行业风险、资本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以及风险的传递等额外风险。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在推动本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规范其运营行为、追求效率与效益的同时必须要兼顾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防范可能的风险发生。所以，规范和监管往往是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重中之重。一般而言，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监管法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