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与误判

【内容提要】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刑事法方面的教授为主体的一批美国学者对美国1973年至1995年判处的全部死刑案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统计出了美国死刑案件的平均误判率，推算出了影响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各项因素与死刑误判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并据此提出了解决死刑误判问题的十项对策。该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其对中国死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以及改革与完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价值。

【关 键 词】死刑误判率/成因/对策 【正 文】 ; ; 2000年6月中旬，美国媒体重头报道了一举世震惊的消息：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项目至2002年才正式结束）表明，美国死刑案件误判率①高达68%，有3个州死刑案件误判率高达100%。这一报道震动了全球法律界，尤其是刑事司法界。我国许多媒体也报道了这一消息[1]，有些论著还引用这一结论论证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不合理，难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P.318)。 ; 中国死刑的适用范围很广，即使不考虑研究经费的限制以及死刑案件完整的统计资料难以获得，在立法大幅度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之前，在中国进行类似研究都是非常困难的。此外，考虑到中国法学界对死刑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从理论上讨论其存废以及从诉讼程序本身研究如何保障其正确适用，那么美国学者对死刑误判问题进行的精确的定量研究②以及从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多视角对导致死刑误判因素的全方位分析对于中国学者研究死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对这一研究结论表示震惊之后，我国却没有学者对这一研究作更深入的探讨，甚至对这一研究作比较全面介绍的论著都尚付阙如。本文试图对这一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结论作一全面介绍，并对其存在的不足及对我国可能具有的启迪价值作一初步分析，以期对我国死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以及改革与完善有所裨益。 ; 一、研究的背景与概况 ;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叶，美国犯罪率节节攀升。社会秩序的恶化激起了公众对犯罪的恐惧，赞成死刑的人数随之攀升。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1978年，美国约有62%的人赞成适用死刑，到1994年，这一比例激增到80%[3]。作为对民意的回应，美国联邦国会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美国联邦可适用死刑的罪名拓展到60多项。此外，有些州还通过限制已决犯的上诉权③来加速死刑的执行，意图强化死刑对犯罪的威慑功能。 ; 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社会治安有所好转，恶性犯罪率逐年下降，加之在此期间，无辜者在即将执行死刑前被发现无罪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④因而公众对死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00年，美国公众对死刑的支持率下降到66%[3]，这是自1981年以来最低的。在此背景下，美国政界和法律界出现了反思和主张改革死刑的浪潮。2000年冬至2001年春，美国保留死刑的38个州中有37个州（堪萨斯州除外）酝酿通过制定法律限制死刑的适用。到2002年初，已至少有21州通过了类似立法。新罕布什尔州、俄勒冈州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废除死刑的运动[4](P.1843)。2000年1月，伊利诺伊州州长乔治·瑞安(George Ryan)在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下宣布暂停执行(moratorium)死刑[4](P.1842)，并将该州167名死刑犯全部改判为无期徒刑。 ; 在此背景下，各州纷纷推动对死刑的研究。内布拉斯加州立法机关命令成立一个小组，对死刑进行综合研究。内华达州众议院提议并最终通过一项法案，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本州适用死刑的情况进行全面研究；众议院建议研究委员会考虑扩大DNA测试的适用范围（更好地为罪犯澄清罪嫌）以及禁止对精神障碍者和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可能性。其他许多州，如亚利桑那州、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马里兰州、内布拉斯加州、新泽西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等，也都纷纷推动对死刑的研究。在此过程中，美国联邦司法部委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对全美死刑的适用进行研究。⑤这项研究是美国对死刑进行的最完整的一次统计研究，研究对象为1973年1月1日⑥至1995年10月2日23年间美国死刑的适用情况。这一研究由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詹姆斯·S·利布曼(James S. Liebman)教授主持，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许多教授和博士生都参与了这一研究项目。此外，由于该研究涉及到大量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因而许多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教授和博士生也参与了这一研究。在这一研究中起核心作用的除利布曼教授外，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里·费根(Jeffrey Fagan)、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安德鲁·格尔曼(Andrew Gelman)、拉特格斯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生加斯·戴维斯(Garth Davies)、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瓦莱丽·韦斯特(Valerie West)、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统计学系博士生亚历山大·基斯(Alexander Kiss)等。 ; 这一研究于1995年正式启动，2002年结束，前后历时7年。研究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5年至2000年6月，第二个阶段从2000年6月至2002年2月。第一个阶段结束，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份名为《崩溃的制度：1975年至1995年的死刑误判率》（以下简称《报告Ⅰ》）的研究报告，⑦第二个阶段结束，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份名为《崩溃的制度（Ⅱ）：为什么死刑案件错误如此之多，应如何应对？》（以下简称《报告Ⅱ》）的研究报告。《报告Ⅰ》主要研究美国死刑误判的现状，全文179页，外加附录270页，近450页。《报告Ⅱ》主要研究美国死刑误判的成因及对策，全文428页，外加附录208页，共600多页。⑦ ; 二、死刑误判的现状 ; 美国实行联邦制，各州在法院设置和审级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大致而言，在美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获得三重救济：一是直接上诉(Direct Appeal)，也就是被告方以案件裁判在实体上存在错误为由申请州上诉法院、州高等法院甚至联邦最高法院对案件进行审查；二是州定罪后救济(State Post—Conviction)，也就是被告方以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为由要求州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三是申请联邦人身保护令(Federal Habeas Corpus)，也就是被告方以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为由要求联邦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 ; 自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此前联邦和各州有关死刑的所有立法，实现死刑制度的革新之后，⑧美国有34个州曾经判处过死刑，但由于有6个州⑨没有一起刑事案件提起过州定罪后救济程序和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在研究死刑误判方面不具有代表性，因而研究人员主要对另外28个州死刑裁判的推翻率进行统计。自1973年至1995年，这28个州作出的死刑裁判中，共有4364件被提起直接上诉，经重新审判，有1782件因为严重错误(serious error)⑩被推翻，推翻率约41%。(11)在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2582件死刑裁判中，有至少248件在此后的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被推翻，推翻率至少约10%。在直接上诉和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案件中，已经提起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的有598件，经审判被推翻的有240件，推翻率约40%。州定罪后救济程序的推翻率为10%，这10%是相对于在此前的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59%(100%—41%)的死刑裁判而言的，相对于全部死刑裁判而言，推翻率为5.9%(59%×10%)，约6%。同理，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的推翻率为40%，这40%是相对于在此前的直接上诉程序和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53%(100%—41%—6%)的死刑裁判而言的，相对于全部死刑裁判而言，推翻率为21%(53%×40%)。三阶段的死刑推翻率相加(41%+6%+21%)，总推翻率为68%。这意味着在全美，死刑案件的一审裁判有68%会在此后的救济程序中被推翻，也就是说，每10件死刑裁判中平均约有7件会被推翻。 ; 从各州的情况来看，死刑裁判的推翻率也非常高。在能够计算出推翻率的26个州中，(12)92%的州（24个州）推翻率在50%以上，85%的州（22个州）推翻率在60%以上，62%的州（16个州）推翻率在70%以上，35%的州（9个州）推翻率在80%以上，15%的州（4个州）推翻率在90%以上。此外，还有12%的州（3个州）推翻率高达100%。具体而言，推翻率为100%的三个州是：肯塔基州、马里兰州、田纳西州。推翻率在90%至99%之间的有一个州：密西西比州(91%)。推翻率在80%至89%之间的有5个州：怀俄明州(89%)、加利福尼亚州(87%)、蒙大拿州(87%)、爱达荷州(82%)、佐治亚州(80%)。推翻率在70%至79%之间的有7个州：亚利桑那州(79%)、亚拉巴马州(77%)、印第安纳州(75%)、俄克拉何马州(75%)、佛罗里达州(73%)、北卡罗来纳州(71%)、阿肯色州(70%)。推翻率在60%至69%之间的有6个州：内华达州(68%)、南卡罗来纳州(67%)、犹他州(67%)、伊利诺伊州(64%)、内布拉斯加州(65%)、路易斯安那州(64%)。推翻率在50%至59%的有2个州：宾夕法尼亚州(57%)、得克萨斯州(52%)。弗吉尼亚州和密苏里州的推翻率相对较低，均在50%以下，其中，弗吉尼亚州的推翻率最低，为18%，密苏里州的推翻率次之，为32%。(13) ; 从纵向来看，自1973年至1995年23年间，美国死刑裁判的推翻率一直非常高。在直接上诉阶段，推翻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其中还有3年（1973年、1975年、1979年）仅在这一个阶段，推翻率就超过60%。(14)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除2年(1993年、1994年）外，在其他年份，推翻率一直都在30%以上，其中还有3年（1980年、1981年、1982年）高达70%以上，有1年(1980年）高达80%。(15)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虽然推翻率相对较低（多数年份在5%以下），但自1975年至1995年，推翻率逐步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自1987年后，推翻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在1987年至1995年9年中，有8年推翻率都在15%以上，有3年推翻率高达20%以上，还有2年推翻率高达25%以上。(16) ; 三、死刑误判的成因 ; （一）直接因素 ; 导致死刑误判的直接因素非常复杂。从该项目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 其一是被告方律师未能尽到应有的辩护职责。如没有收集到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对有利于被告方的证人未能申请法官通知出庭作证，对控方证据中的虚假或不实之处在审判时未能当庭提出，在控方或法官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时未能及时提出异议，等等。其二是警察和检察官追诉倾向过强。如警察、检察官不收集甚至故意隐瞒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不向辩护方展示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在法庭上故意出示依法不应出示的证据，发表法律禁止的对被告人不利的评论，等等。其三法官行为失当。如法官非法禁止辩护方出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禁止辩护方对不利于本方的证人进行询问和质证，对陪审团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指示，等等。其中，对被告方权利损害最为严重的是法官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应当判处死刑(17)向陪审团进行指示(instructions)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陪审团将无罪者或没有证据证明有罪者认定为有罪。其四是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如有些法官故意将黑人排除于候选陪审员之外。 ; 由于在不同阶段，法院审查的侧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在不同救济程序中，以上因素在导致死刑误判的诸种因素中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有80%的案件(18)因为以上因素导致裁判被推翻。其中，对案件裁判影响最大的是律师辩护的质量，有39%的案件因为被告方律师未能尽到应有的辩护职责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其次是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态度，有19%的案件因为控方故意排除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或有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导致案件被误判。与此并列的是法官的行为方式，与第2项因素一样，有19%的案件因为法官在对陪审团进行指示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裁判最终被推翻。最后是法官和陪审员的职业态度，有4%的案件因为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19) ; 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有74%的案件因为以上因素导致裁判被推翻。与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不同，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对案件裁判影响最大的是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是否妥当，有39%的案件因为法官对陪审团进行指示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其次是律师辩护的效果，有27%的案件因为辩护律师严重失职导致案件被误判。再次是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态度，有18%的案件因为控方故意隐瞒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或有其他违法行为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最后是法官和陪审团的职业态度，有7%的案件因为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如法官故意将黑人排除于候选陪审员之外，导致裁判最终被推翻。(20) ; （二）间接因素 ; 影响死刑案件误判率的间接因素也非常复杂。从该项目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九个方面。研究者采用二元逻辑斯特回归分析法(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以及泊松对数回归分析法(Poisson logarithmic regression analysis)，对这些因素与死刑裁判推翻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 其一是死刑的适用率。通常情况下，指控和适用死刑的比例越高，在证据、事实和法律方面可否适用死刑两可的案件被判处死刑的比例就越高，死刑裁判推翻率也越高；反之，指控和适用死刑的比例越低，两可案件被判处死刑的比例就越低，死刑裁判推翻率也越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死刑的适用率（每1000起谋杀案中适用死刑的案件的数量）由全美的最低点（1，佐治亚州，1995年；宾夕法尼亚州，1979年）上升到全美的最高点（208，爱达荷州，1982年）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几乎增长5倍（由13%上升到75%)。(21) ; 其二是对严重犯罪适用拘留、(22)定罪与监禁的比例。通常情况下，对严重犯罪适用拘留、定罪与监禁的比例越高，表明该州用以控制和惩治严重犯罪的除死刑以外的替代性措施越广；用以控制和惩治严重犯罪的替代性措施越广，起诉与审判机关在指控和适用死刑以打击犯罪方面面临的压力就越小；起诉与审判机关在指控和适用死刑方面面临的压力越小，可否判处死刑两可的案件被判处死刑的比例就越小；两可案件被判处死刑的比例越小，死刑裁判推翻率就越低。据统计，每100项严重犯罪(23)案件中被监禁的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罪犯由1人上升到4人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由75%下降到36%；每100项严重犯罪中被监禁的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罪犯上升到全美的最高点13人时，(24)死刑裁判推翻率将下降到13%。(25) ; 其三是死刑案件中从重与从轻情节的数量。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只应适用于少数最严重的犯罪，因而死刑案件中从重情节越多，死刑裁判被推翻的可能性越低；反之，死刑案件中从轻情节越多，死刑裁判被推翻的可能性越高。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项从重情节，死刑裁判推翻率将降低15%甚至更多，每增加一项从轻情节，死刑裁判推翻率将增长15%甚至更多。(26) ; 其四是司法经费的多寡以及法院的工作量。通常情况下，司法经费越充足，死刑裁判被推翻的比例越低；反之，司法经费越匮乏，死刑裁判被推翻的比例越高。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当政府投入的司法经费由平均水平(27)下降到最低点时，直接上诉阶段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将由25%上升到74%，几乎增长两倍。(28)与司法经费紧密相关的是法院的工作量。在司法经费无法同比增长的情况下，法院工作量也即案件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法院能够分配到每一案件的经费随之减少，因而与司法经费同死刑裁判推翻率呈负相关关系不同，法院的工作量与死刑裁判推翻率呈正相关关系：法院需要审理的案件数量越大，死刑裁判推翻率越高；反之，法院需要审理的案件数量越少，死刑裁判推翻率越低。(29) ; 其五是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在美国，公众支持死刑的比例超过主张废除死刑的比例，因而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越高，死刑的适用率就越高。而如前所述，死刑的适用率越高，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就越高，因而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越高，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就越高；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越低，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就越低。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法官受到的政治压力处于最低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为16%，当法官受到的政治压力上升到最高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增长2倍。(30) ; 其六是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与死刑裁判推翻率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在州法院对死刑裁判进行复审的直接上诉阶段以及州定罪后救济阶段，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与死刑裁判推翻率呈正相关关系。在直接上诉阶段，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当人口密度由最低点上升到最高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由16%上升到60%。(31)但在由联邦法院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与死刑裁判推翻率呈负相关关系。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由最高点下降到最高低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由不足30%上升到大约65%。(32)但由于联邦法院系统复审的案件在全部死刑案件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因而就全部死刑案件而言，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与死刑裁判推翻率之间仍呈正相关关系。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由最低点上升到最高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增长3到4倍。(33) ; 其七是低收入群体的人口比例。通常情况下，领取救济金的人口以及州财政收入用于发放救济金的比例越高，死刑裁判推翻率越高；反之，领取救济金的人口以及州财政收入用于发放救济金的比例越低，死刑裁判推翻率也越低。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在联邦人身保护令阶段，当领取救济金的人口以及州财政收入用于发放救济金的比例由最低点上升到最高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由20%上升到90%。(34)低收入群体的人口比例与死刑裁判推翻率呈正相关关系可能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相对于白人，黑人的收入通常相对较低，因而低收入群体的比例较高通常意味着黑人比例较高。而由于美国存在对黑人的根深蒂固的偏见，黑人经常被认为与暴力犯罪联系在一起，因而黑人比例越高，法官受社会舆论的影响，适用死刑的比例就越高，死刑裁判推翻率也就随之增高。二是因为低收入者往往被认为更可能实施犯罪，因而低收入群体人口比例过高本身也会增加高收入群体对犯罪的恐惧，导致法官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导致死刑裁判推翻率增高。 ; 其八是黑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前所述，由于在美国，黑人经常被认为与犯罪，尤其是针对白人的暴力犯罪联系在一起，因而当特定地区黑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增大时，在政治上处于强势地位的白人对暴力犯罪的恐惧就会增加。这种对暴力犯罪的恐惧会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法官对那些应否判处死刑处于两可状态的案件也判处死刑，结果导致死刑裁判推翻率增高。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黑人在州总人口中的比例由最低点0.25%（蒙大拿州，1978年）上升到最高点36%（密西西比州，1975年）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大约增长8倍。(35) ; 其九是针对白人与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当针对白人的谋杀案的比例接近甚至超过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时，白人对犯罪的恐惧会随之增加。白人对犯罪恐惧的增加会形成巨大的压力，使法官在审判时尽可能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导致裁判推翻率增高。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针对白人相对于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由5%上升到100%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增长1倍；当针对白人相对于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由10%上升到100%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大约增长67%。(36) ;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 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者认为，要解决死刑误判问题，关键是要控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因为从以上导致死刑误判的9项间接因素来看，有7项因素都是因为其导致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结果导致死刑误判率增高。因而，如果死刑的适用范围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即使存在以上导致死刑误判的诸种因素，也不必然导致误判。而死刑适用范围过广之所以会导致死刑误判率增高，关键原因在于以上因素产生的压力迫使法官将死刑扩大适用于许多证据不太充分、罪行并非特别严重的两可案件，因而要通过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来减少死刑误判，关键是要将死刑的适用严格限制于那些证据充分、罪行极其严重的案件。具体而言，研究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 （一）要求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犯罪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度 ; 在英美法系包括美国，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按照这一标准，认定被告人有罪不要求排除“一切”怀疑(any doubt)，只要排除“合理的”怀疑即可。研究者认为，就适用其他刑罚，包括长期监禁、终身监禁而言，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都是合理(justified)的，因为如果发生错误，尚有纠正的机会，而就适用死刑而言，仅仅要求排除合理的怀疑是不够的，因为死刑一旦执行就无法补救。近年，美国许多学者都主张提高死刑的证明标准，规定只有达到了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度，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37) ; （二）规定只有在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超过从轻情节、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时才能适用死刑 ; 在美国，根据在审理谋杀案时，从重情节必须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为一级谋杀，从而判处被告人死刑，适用死刑的各州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少数州要求只有在罪行极其严重，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substantially)超过从轻情节，因而只有适用死刑才足以惩罚犯罪从而保护社会时才能适用死刑；多数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等，规定只要从重情节的分量超过从轻情节，哪怕是些微超过，就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还有些州，如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规定即使从重情节的分量与从轻情节的分量大体平衡，也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研究者认为，在从重情节的分量略微超过从轻情节的分量，尤其是从重情节的分量与从轻情节的分量大体平衡时就适用死刑必然导致大量罪行并不严重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导致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死刑误判率增高。因而，美国许多学者主张，立法应明确规定，只有在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超过从轻情节，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时才可适用死刑。(38) ; （三）禁止对生理或心理上具有法定从轻情节的被告适用死刑 ; 对于那些生理或心理上存在重大缺陷的被告，研究者主张禁止适用死刑。其一是精神障碍者(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由于精神障碍意味着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减弱，实践中往往是在精神正常者的引诱下实施犯罪的，因而精神障碍降低了行为人的可责性，是法定的从轻情节。(39)其二是未成年人。由于实施了严重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比成年被告人更有可能通过长期监禁得到矫治，因而美国联邦以及许多州都规定，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40)其三是严重精神错乱者(Severely mentally disordered defendants)。严重精神错乱会影响被告人的行为能力，使其无法有效地协助辩护律师证明自己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不仅如此，对这类被告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需要支付巨额的诉讼成本，以进行医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等方面的鉴定，从而确定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确实严重精神错乱，在诉讼过程中是否有能力放弃权利、供认自己有罪或接受警察调查，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是否可被判处死刑，等等。因而禁止对严重精神错乱者适用死刑近年在美国已成为一般趋势。(41) ; （四）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并在作陪审团指示时对此作出明确说明 ; 研究表明，如果能使陪审员确信在彻底矫正好之前，犯罪人将永远呆在监狱里，那么他们通常能够正确确定哪些被告不应当判处死刑而只需判处监禁；研究同时表明，除非审判法官能够使陪审员确信被告不会被假释，否则，陪审员通常不会对犯严重罪行的被告判处终身监禁，而判处其死刑，(42)因而如果法官明确告知陪审团，法律允许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那么，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件将大幅度增加，判处死刑的案件将大为减少。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不仅因为有利于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从而降低死刑的误判率，同时，对严重犯罪适用监禁比例的提高本身也会导致死刑误判率降低，因而美国许多学者都主张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 ; （五）废除法官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的权力 ; 在美国许多州，法官有权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研究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赋予检察官两次请求事实裁判者对罪行并不严重的两可案件判处死刑的权力，是不公正的。此外，由于陪审团是临时组成的，案件审判完毕即行解散，因而不会为寻求连任而屈从于政治压力，而法官在美国多数州都是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并且有一定任期的限制，因而对那些陪审团认为只应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件，法官受政治压力的影响，经常改判为死刑，结果导致死刑适用范围扩大，死刑误判率增高。因而研究者认为，要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就必须废除法官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的权力。(43) ; （六）复审死刑案件时进行综合比较，确定哪些案件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推翻那些并非必须判处死刑的案件 ; 为降低死刑的适用率及死刑的误判率，研究者认为，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应进行综合比较，确定哪些案件证据充分，情节严重，确实应当判处死刑，哪些案件在事实认定和危害程度上尚有值得斟酌之处，并非必须判处死刑，从而将后一类案件改判为其他刑罚。(44) ; （七）要求检察官在提出死刑指控时充分考虑，反复权衡 ; 研究表明，在所有证据都收集齐全之前就匆忙决定提起死刑指控，经常导致因有罪证据不足或此后发现的从轻情节抵消了此前的从重情节而导致误判。不仅如此，由于检察官提出的死刑指控如果此后被非死刑指控取代，或者被陪审团判处非死刑罪名或刑罚，经常被认为是检察官的一种失败，因而这种过分指控一旦提出，又会对检察官产生巨大的压力，促使其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失败，采取一切措施使那些证据并不充分或存在大量从轻情节的案件也被判处死刑，结果导致发生错判。正因为如此，美国许多学者主张对死刑案件制定特殊的起诉政策，要求检察官在决定起诉前反复权衡，尽可能避免提出错误的指控。(45) ; （八）确保控方收集的全部有罪和无罪、从重与从轻的证据都能被提交到法庭上 ; 在刑事诉讼中，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案件从重与从轻情节的最佳甚至惟一信息来源是控方的案卷材料，但由于许多州对控方是否必须进行证据展示规定不明，实践中，警察、检察官是否展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他们对展示该证据是否会改变案件裁判结果的判断，结果导致在许多州，控方拒绝进行证据展示成为普遍做法。而研究表明，既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同时又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案件错判的风险非常大；研究还表明，依赖陪审团和法官在审判阶段判断哪些案件证据充分，罪行严重，应当判处死刑，哪些案件证据不太充分，罪行不太严重，不应当判处死刑，而法律又不要求控方展示全部证据的案件被错误定罪、判刑甚至将无辜者判决死刑的风险非常高。因而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法律明确规定，控方在提起公诉之前应公开所有案卷材料，将所有证据以及控方卷宗都展示给辩护律师，供辩护律师据以判断案卷中是否有某些材料能够提供给陪审团，用来支持本方的辩护主张或用以证明检察机关的指控不充分。(46) ; （九）使判处死刑和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法官都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 ; 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死刑误判率与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有着紧密的关系。社会公众多数支持适用死刑的政治压力不仅可能使初审法官将大量不应判处死刑的案件判处死刑，而且可能使上诉法官在发现案件被错判时也尽量予以维持而不予改判。为降低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议：(1)采用任命而不是选举的方式产生死刑案件初审以及复审法官。(2)延长法官的任期，无论法官是采用任命还是选举的方式产生。(3)如果法官必须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尽量采用非党派性选举方式，而不采用竞争性选举方式。(4)如果不能放弃经常性的、党派竞争性的法官选举方式，为提高死刑裁判的可靠性，建议改由陪审员决定死刑案件的量刑。联邦最高法院最近指出，这一做法也许是宪法所许可的。(47) ; （十）采用合理的方式确定、选任和补偿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吸引大量优秀律师从事刑事辩护 ; 在死刑案件中，为委托鉴定、调查收集证据，辩护律师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经费通常是非死刑案件的很多倍。据推测，在死刑案件中，提供最低限度的有效辩护需要投入的成本，或者说市场上死刑案件通行的收费标准，在美国城市地区通常在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然而，国家能够补偿辩护律师的费用通常只有市场收费的10%左右，有些州支付5千美元左右，还有些州只支付1000美元，这些费用实际上只够支付在一般盗窃案中进行辩诉交易的费用。过低的法律援助费用导致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往往只有那些缺乏辩护经验、执业能力较低的律师，并且由于经费的限制，他们很少调查收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几乎不寻求专家提供帮助，经常放弃显然有效的提出动议和异议的机会，结果导致控辩双方的力量严重失衡，导致死刑误判的风险增大。 ; 为解决以上问题，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议：(1)确立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的执业标准，规定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律师才能从事死刑辩护；(2)设定法律援助律师的选任方式，尽量避免选择完全免费的律师或靠社会捐助提供辩护费用的律师；(48)(3)为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使其在辩护时有充足的经费作保障，能够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聘请调查人员收集对辩护方有利的证据，从而确保辩护质量的稳定、合格。(49) ; 五、对该研究之评析 ; （一）关于死刑误判率 ; 尽管前文介绍的美国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已经非常令人震惊，但实际上，这尚不能完全反映美国死刑裁判被推翻或应被推翻的实际情况，如果能够准确统计和采用更精确的计算方法，美国死刑裁判推翻率可能更高。其一，该项目在计算死刑裁判推翻率时，是以每一阶段已经被推翻的案件的总数除以在该阶段提起上诉的案件的总数，但由于在美国，死刑案件从一审经直接上诉程序、州定罪后救济程序，到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通常要经过10年左右，这必然导致有些在1973年至1995年之间作出，尤其是后期作出的裁判即使是错误的，但到1995年该项目统计截止时上诉程序尚未终结，因而未被计算在被推翻的案件范围之内，(50)结果导致裁判推翻率被低估。其二，由于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实际提起上诉的案件数量无法统计，因而研究者在计算州定罪后救济程序的推翻率时，是以前一阶段，也即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原判，因而有可能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提起上诉的所有案件的总数来替代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实际提起上诉的案件的总数，也即以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被推翻原判的案件的总数除以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原判的案件的总数来计算这一阶段的裁判推翻率。而由于肯定有些案件在直接上诉阶段被维持原判后因为种种原因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没有被提起上诉，因而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实际提起上诉的案件的数量肯定小于直接上诉程序中被维持原判的案件的数量，以后者替代前者必然会导致死刑裁判推翻率被低估。(51)其三，在美国，法院在每一救济阶段均予以维持，最终被交付执行死刑的案件有完整的统计资料，而在救济程序中被推翻原判，未被执行死刑的案件则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这意味着裁判正确的死刑案件不会被遗漏，而误判的死刑案件可能被遗漏，这在客观上极可能导致误判的刑事案件的总数被低估，导致死刑裁判推翻率被低估。(52)其四，研究者计算的被推翻原判的案件的数量只包括那些在上诉过程中被发现存在错误并被法院推翻原判的案件的数量，对那些实际上存在错误但未被发现，以及虽然发现存在错误，但法院基于某种原因而仍然予以维持的案件，(53)均未被计入被推翻原判的案件的范围，这也会导致推翻率被低估。(54) ; 在该项目的两份研究报告中，“推翻率”与“误判率”经常被混用，在绝大多数本应使用“推翻率”的场合，研究者使用的都是“误判率”或“错误率”。基于表述的方便以及与原文对应，本文在不少本应使用“推翻率”的场合，使用的也是“误判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推翻率与误判率应基本重合，但这两者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肯定有些案件在被推翻原判、发回重审后，初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并无错误，因而再次作出死刑裁判。这类案件被上级法院推翻，因而应当计入推翻率，但由于经初审法院审理认为并无错误，因而应当从误判率中扣除，因此，误判率通常小于推翻率。根据该项目的统计，在被推翻原判的死刑案件中，有18%的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裁判并无错误，被告人应当被判处死刑。(55)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该项目计算的68%的死刑误判率相对于实际误判率被高估了18%呢？ ; 考虑到存在上述可能导致推翻率被低估的因素，回答是否定的。其一，就上述第2项因素而言，其导致推翻率被低估的幅度就达7%。美国学者西夫曼(Shiffman)对1998年至2001年间田纳西州州定罪后救济程序的推翻率进行了精确统计，计算出的推翻率为51%，而本研究计算出的田纳西州州定罪后救济程序的推翻率仅为16%，远远低于西夫曼计算的推翻率。如果美国各州州定罪后救济程序死刑裁判的实际推翻率与本项目计算出的推翻率都存在这种差异的话，那么全美的死刑裁判推翻率就应是75%，而不是本项目计算的68%。(56)这意味着，本项目计算的推翻率比实际推翻率低7个百分点。其二，就上述第4项因素而言，仅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就有44%的案件联邦法院以辩方放弃权利或属无害错误，或两者同时兼备为由对原审裁判中的错误予以忽略而决定维持原判。如果将此类错误计入误判的范围，即使只统计1/3，全美的平均误判率也会从68%上升到73%，(57)净增5个百分点。如果将此类误判全部予以统计，那么平均误判率将上升1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即使仅考虑第2项因素和第4项因素，全美的死刑推翻率就会增长22个百分点，已经足以抵消推翻原判后又被维持原判的案件的比例(18%)，再加上尚有其他大量导致推翻率被低估的因素没有考虑（如第1项、第3项），因而美国死刑误判率不低于本项目统计的68%，至少与68%持平是毫无疑问的。 ; （二）关于死刑误判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