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田野”中的人类学与民族学
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一个世纪之际，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在中国云南拉开了帷幕。本文以大会主题——“人类、发展和文化多样性”为中心，分析阐述了中国丰富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资源，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视角论述了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实践，对新中国展开的民族识别田野和民族发展田野所昭示的当代发展进行了论说，指出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事业跻身于国际学界未来发展的努力方向。
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已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百年来，中国学者在引进、传播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运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发掘、观察、记录、描写、研究“中国田野”的实践中，努力构建和发展着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已经确立了稳定的、重要的学术地位，形成了中国科学大厦不可或缺的学科支点。同样，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许多大学，包括最知名的大学都建立了日益扩大的教学、研究实体，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知识传承、专业训练的学术“孵化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的学术事业发展进程中，很多学者都对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围绕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昆明大会的主题——“人类、发展和文化多样性”，对“中国田野”中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资源、“西学东渐”的早期实践和当代的发展做些评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不仅由于中国在亚洲大陆具有广阔的地理学版图，而且在于这一历史地理范围具有相当广泛的古人类遗迹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渊源。
从20世纪初德、法学者在中国发现疑似和确凿的古人类化石开始，国际学术界的古人类研究视野转向了中国，激发了中外学者在中国寻找人类远祖化石的梦想。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在中国周口店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由此展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先声。1929年，中国青年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其形态与1891年在爪哇发现的直立猿人十分相似。随着人工打造石器的出土，1931年来自法国的旧石器权威学者步日耶(H.Breuil)证明了周口店石器的人工性质。此后，周口店遗址相继出土了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器、用火遗迹和采集狩猎遗物，周口店遗址成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生活场景的一个代表性例证。
1949年以后，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在更广阔的范围出土。中国的古人类学者不仅陆续发现了多种古猿化石，而且发掘出了许多直立人(Homo erectus)、智人(Homo sapiens)的化石，以及十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国大地上古人类化石不仅分布广泛，而且时间跨度也相当大。为学术界所确认的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直立人。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迹数以百计，旧石器时代遗址数以千计，新石器时代遗址则数以万计。中国是世界上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资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些丰富的古人类化石和遗迹的资源，不仅为中国进入有文字历史后记述“五方之民”提供了历史源流的脉络，而且展开了中国“五方之民”互动关系的历史视野。
在中国浩繁的历史文献中，记录了大量文化多样性的群体及其互动关系。在汇集先秦儒家学说的《礼记》一书中，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构成的“五方之民”的描述，开启了中国古典民族志的先河，对当时中国大地上承载着文化多样性的人类群体及其互动关系作出了精要的记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昧、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鞭，北方曰译。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们的资质才艺，必然因其所处的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性情、观念和行为方面，而且表现在饮食、器物、工具、服饰、居所等方面。“五方之民”语言不通、观念不同，相互沟通需要翻译。以中原文化之礼仪观念教化四方，需随其风俗习惯；以中原文化之政令法律统一四方，需因地制宜。
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观念中，不仅形成了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民族志认识，而且揭示了文化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进而产生了在礼教、政令、法律统一条件下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民族观。而这种观念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和而不同”观念在族际关系方面的集中体现。因此，如果说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塔西佗古典民族志的渊源，且被誉为“人类学之父”，那么中国先秦时期“五方之民”的民族志记录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思想观念，无疑也可喻之为东方的“民族学之母”。
中国的古典学术并无分科的传统，古代儒者均以博学自居，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这些博学鸿儒却术业有专攻，或历史、或义理、或词章等。虽然中国古典学术成就和文人墨客的研究取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边界，但是中国古代图书的四部分类——经、史、子、集——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学科门类。所谓“经部”，指儒家的学说，具有哲理、思辨、礼乐、伦理等方面的特点，属于基本理论范畴，以《十三经》为代表；所谓“史部”，指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包括编年史、专门史、法典、职官制度沿革、地理志、行政志、各类政书等，其中有官修的正史，如详载中国古代王朝承袭的《二十四史》，也有民间修撰的各类野史等；所谓“子部”，主要指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内容涉及哲学、名学、法学、医学、算学、兵学、天文学、农学、宗教学、方法论等专门学问；所谓“集部”，主要指诗词文赋、文学戏剧等作品，以个人命名的专集则突出了著作者广泛涉猎的综合性特点。这种“四部”分类源起于汉代，至唐代得以完备。在“四部”分类之下，也形成了几十种更加细致的分门别类。这些分类中都程度不同地关涉到中国“五方之民”的内容，体现了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演进过程。
修史纂志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也是中华文明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依托。在中国古代浩繁的历史文献中，无论是中央王朝的官修历史，还是文人墨客的民间著述，无不包含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从司马迁《史记》的《匈奴列传》，到《清史稿》的“土司”、“藩部”列传，中国历朝各代的官修历史都详述了“五方之民”及其后裔的源流、族称、语言文化、风俗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