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死亡 [冀惠彦:面对死亡抢拍最新镜头]

面前的冀惠彦,让记者想起一个词:敏行讷言。

这位多次穿行于战火硝烟中而面不改色的硬汉,说起自己被评上范长江新闻奖的经过却显得有些不善言辞。

随着交谈的深入,冀惠彦的话匣子终于渐渐地打开了……      入行之初:先天不足后天补      回顾自己新闻战线上奋斗的历程,冀惠彦的思绪又回到自己刚刚接触新闻事业的时候……   今年是冀惠彦从事新闻工作第21个年头,在他看来,自己能够走上这个岗位还真是偶然。

上个世纪80年代,冀惠彦在总政机关工作,1986年,中央电视台要在总政成立记者站,需要一位站长。

当领导征求冀惠彦的意见时,冀惠彦的一句“愿意”,令他和新闻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一年我正好35岁,真是‘半路出家’,对电视新闻是一无所知。

”既然“先天不足”,冀惠彦就在“后天”上下了苦功,一方面啃厚厚的业务书,另一方面大量地看电视新闻

那时候冀惠彦家里只有一台电视,于是矛盾就产生了,“我要看新闻,我妻子想看电视剧,女儿要看动画片”,为此冀惠彦一咬牙,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买来一台29英寸的大彩电给家人,自己总算能独占小电视了。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冀惠彦每天到单位都要和记者站的同事开个会,分析前一天的新闻有哪些特色、哪些不足?如果换成自己,将会如何报道?由此记者站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只要有讲座、辅导班,大家都不会放过。

1989年,冀惠彦进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几年的新闻工作给他带来的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记者要“不怕苦,不怕险,迈开双脚去一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冀惠彦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报道活动,例如策划“边海防纪行”,担任香港回归时报道驻港部队的直播导演,1998年赴长江、松花江进行抗洪报道,1999年澳门回归时担任驻港澳部队进驻直播总导演……这些重大报道冀惠彦体会到厚积薄发的感觉。

厚积薄发:忙碌又危险的2003年      对于冀惠彦来说,2003年是充满收获的一年,与收获相伴的,是死亡的威胁。

说起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冀惠彦的语气十分平和,却令记者一阵阵地紧张。

2003年,冀惠彦来到战火中的伊拉克,当时各国媒体都捕捉到美军晚上轰炸的画面,但白天轰炸的镜头还没有人能拍到。

3月27日,传说美英联军要轰炸新闻中心,在新闻中心楼顶工作的记者们都很紧张。

当天下午,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各国记者争先恐后地往楼下跑,冀惠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见证历史,拍摄白天轰炸场面的好机会!于是,他逆着人流跑到楼顶的一所小房子上,刚到达那里,他看到距离新闻中心一公里左右的总统府被一颗导弹击中,出于多年的战地采访经验,冀惠彦知道这种轰炸一般都会有两发导弹,他急忙架好摄像机,完整拍到了第二颗导弹击中目标爆炸的全过程。

后来许多媒体纷纷转录这个画面,并保证打上“COTV”的字样,这令冀惠彦非常自豪。

在伊拉克的采访过程中,每天都充满了危险,冀惠彦从没考虑过自己的安危。

有时候附近的爆炸令冀惠彦的住处直颤抖,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每到这个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房子可千万别塌啊,否则我的报道任务就完成不了啦!   冀惠彦从伊拉克刚回到国内,正赶上非典暴发,当时304医院出现了第一例非典患者死亡冀惠彦对同事说:不怕死的和我一起去3041来到304医院后,冀惠彦得知一位叫姜素椿的老教授在抢救患者时感染上非典,生命垂危,这位老教授想到用自己做试验,就让同事去广州采集了非典患者的血清,给自己注射,试验成功了!冀惠彦决定一定要采访到姜教授,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得到采访姜教授的机会。

院方嘱咐冀惠彦,姜教授可能还带有非典病毒,所以采访时不能靠得太近,可是当冀惠彦见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时,他一下子心绪难平,“这位老人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我离他远远的,就太不尊重他了”。

于是冀惠彦让摄影记者离得远些,自己则拿着话筒,和姜教授面对面地进行采访

这次采访使冀惠彦获得了大量素材,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了这条新闻,“我就是想让社会公众知道,非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懦弱和恐慌。

”后来,解放军在小汤山建立了非典医院冀惠彦便带领同事住在医院旁边的宾馆,采访了由医院筹建到最后一个病人出院的全过程,这期问冀惠彦每天穿梭于央视和小汤山,为保证新闻播出建立起一条通道。

2003年7月,淮河抗洪,冀惠彦来到前线。

头顶上是毒辣的阳光,晒得人几乎休克,脚下是被泡得酥软的大堤,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洪水卷走。

不过,冀惠彦的所见所闻令他完全忘记了周围的危险,“在安徽凤阳县的一个小镇,我曾采访过一位镇长,印象里他像一位白面书生,一周后,淮河支流一处大堤出现溃堤重大险情,我在现场看到一个脸似黑炭、嗓音嘶哑的人奔跑着指挥排险,一问竟是那位镇长,他已经连续7天没有下堤了。

与他一起指挥抢险的还有部队的一位将军,他身上的泥一点儿都不比战士少,我同他在大堤上呆了20多个小时,他几乎没有坐下休息一会儿。

”   同年12月,重庆的开县发生井喷,新闻信号无法传回北京,需要有专人携带光端机去前线,冀惠彦和工程师赶赴开县的一个乡邮电所,那里有光端头。

这个邮电所离井喷中心不到1公里,想起当时的情景,冀惠彦记忆犹新,“空气中充满了海啸般的噪音,两个人面对面说话都听不见,半边天是红色的”,在这种环境下,冀惠彦连续工作了十三四个小时,第二天上午8点多,井喷被压制住了,顿时噪音消失了,“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让人觉得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

冀惠彦急忙抓起手机给台里打电话,央视中断了正在播出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马上和冀惠彦连线,冀惠彦第一时间报告了现场情况,“这下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开县的30多个小时里,冀惠彦只吃了一碗泡面,“我们泡面的开水还是当地部队官兵驱车5个小时送来的。

”      “出尔反尔”:两赴疟疾高发区      2005和2006年,冀惠彦两次来到非洲,采访我国的维和部队。

尽管没有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那里的危险性丝毫不亚于伊拉克,冀惠彦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5年3月,冀惠彦去非洲的利比里亚和刚果(金)采访中国驻当地维和部队。

在利比里亚的丛林中,冀惠彦的体会是“每棵树的背后都有危险”,就连蚊虫叮咬都会造成生命的威胁。

来到刚果(金)之后,冀惠彦住在金度,那里是“致死型脑型疟疾”的高发区。

就在准备回国的当天,冀惠彦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医生要求他抽血化验。

化验结果显示冀惠彦感染了疟疾,医生的意见是留在当地治疗,但冀惠彦坚决不同意,“我怕如果不和大家一起回国,自己就不好回来了”。

于是在一位医生的护送下,冀惠彦踏上了飞机,此时他的体温已经高达40 摄氏度。

到了刚果(金)的首都,冀惠彦还咬牙采访了最后一条新闻,然后他实在是支持不住,倒下了。

躺在床上,冀惠彦烧得大汗淋漓,“床单、毯子、褥子都被我的汗湿透了,一按上去一手的水。

”   回国后冀惠彦转到沈阳的部队医院疗养,症状逐渐消失了。

5月的一天,已经回到北京工作的冀惠彦疟疾复发了,妻子急忙把他送到302医院,等冀惠彦出院的时候,妻子才告诉他:住院不久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妻子在上面签字的时候手都软了。

医生叮嘱冀惠彦:两年内不要重返传染地,否则还有复发的危险。

当时冀惠彦答应得挺好,没想到一年后他就“出尔反尔”。

2006年5月,我国首次向苏丹派去维和部队,冀惠彦意识到这又是一个采访的好机会,带领记者赶赴苏丹。

除了疟疾,苏丹还有两种传染病,脑炎和霍乱。

因此,在高温55摄氏度、低温35摄氏度的天气下,大家要穿上长衣长裤,而且袖口、裤脚都要扎紧,冀惠彦笑言天天都在免费蒸桑拿。

而且水源十分紧张,当地的水中有一种虫卵,一旦饮用容易引起“河盲症”,导致失明。

每个人一天只能分到一大瓶矿泉水,饮用水、生活用水都包含其中,洗澡成为一种奢侈的想像。

最大心愿:向年轻人传道解惑      俗话说岁数不饶人,等到有朝一日不能赶赴前线的时候,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呢?提到这个话题,冀惠彦陷入了沉思……   想到有朝一日会离开一线阵地,冀惠彦告诉记者“就算我退休了,但我的心永远在新闻岗位上,现在我特别希望把自己这么多年的感受、经验传授给年轻人。

”许多人都知道,冀惠彦有个习惯:一旦基层记者站传来的新闻能让他眼前一亮,不论对方的职务、年龄,冀惠彦都会请他(她)吃饭,席间一起切磋业务问题。

除此之外,冀惠彦还利用业余时间到许多高校授课,“不论我讲课的时间多长,我敢保证听众一个都不会中途离开。

冀惠彦笑呵呵地说。

采访中有个细节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冀惠彦提到开县井喷被压制住的那一刹那时,对记者说:当时“我马上给家里打电话。

记者以为他的意思是给家人报平安,没想到下一句把记者给搞糊涂了:“我说想报一条新闻

”原来冀惠彦所谓的“家里”是中央电视台,当记者表明这个误会时,他笑了:“那时候哪有时间给家里打电话啊。

”由此记者感到,冀惠彦能够得到范长江新闻奖,绝不只缘于“幸运”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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