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波]红色电波电视全集
2009年5月8日，我们一群原中共中央南方局老同志的子女、分别了60多年的兄弟姐妹，从全国各地聚集到了重庆。
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怀着激动、崇敬的心情拜访了父辈及革命英烈们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战斗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地方，特别是到了我们出生、成长之地――红岩村，虽然小伙伴们的容貌都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一叫起小名――罗斯福、小康、阿咪、光光、灯泡……一下子就把大家拉回到儿时的记忆之中，重逢的快乐洋溢在大家心中。
这是个革命的大家庭，更是超越了一般亲情的大家庭啊！重回红岩，走上小楼三层，看到走廊东头南面机要电台室桌上摆放的电台，心潮澎湃――啊！这就是当年父母工作、战斗过的地方和使用过的机器。
电台室对面就是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屋子。
楼下卫生所就是我出生的的地方。
看着这一切，我仿佛回到了60多年前。
在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1937年8月至1946年1月，父亲先后奔波于汉口、桂林、香港、重庆等地，购买通信器材，建立电台，培训技术干部并负责南方局的通信工作。
他多年做党的通信机要工作，“保密”是他一生的工作原则，只在晚年卧于病榻时才给我们讲了一些青年时期的难忘经历。
我根据他的口述、写过的材料以及相关资料整理出他在南方局的战斗历程。
他人生历程中的部分画卷就此展现在我的眼前。
前线急缺通信器材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此时全军仅有电台34部。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政部只发给八路军、新四军极少的通信器材，1939年起甚至完全断绝了供给，要靠八路军、新四军自己筹措。
毛主席曾多次把机要通信工作生动地比喻为“党的肌体上的血管”，中央军委也高度重视，指出“机要工作是咽喉、命脉”。
为了坚决打击日本侵略者，粉碎敌伪扫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当时将通信器材、军火、医药、纸张定为四大主要材料，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打破敌人封锁，积极完成采购任务。
8月凇沪战役失败后，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至汉口，全国为之震动。
此时八路军向日伪敌后进军，处于一种高度分散状态，通信联络极不畅通。
8月，中央军委三局（通信联络局）局长王诤根据中央指示，派时任二科（管技术和材料）科长兼材料主任的父亲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采购通信器材并建立电台。
在长江局的领导下，父亲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名义，通过各界爱国人士采购到一批无线电器材。
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无暇对付共产党，当时采购、运输都不是太困难。
特别是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初战胜利，威望提高，汉口一些无线电社（行）都愿意和我们做买卖，甚至更有中华无线社等商行要求迁到西安、延安去。
但是，当时汉口无线电材料有限，成批材料更是难买，买到的也不成套，即使成套，价格也很贵。
新四军曾买过一部15瓦功率的电台，就花费了三千五百块现洋。
父亲提出，如果用这笔钱买零件和原材料，自己可以装十部电台，不算手摇发电机，只要二百块现洋一部，质量是一样的，整机只不过外表好看一些。
当时的上海虽有各种所需无线电器材，但已沦陷而无法前往购买，只有香港是自由贸易区，那里的材料大部分是上海运去的，什么都可以买到。
因此，父亲经过李克农同志（时任长江局秘书长）向周恩来副主席报告，请示到香港去采购通信器材。
周副主席又亲自询问父亲具体情况，最后确定去香港采购，并指示父亲在那里建立电台。
周副主席还询问了采购所需资金数额，父亲说准备用三万块左右搞80—100部机器的材料。
周副主席对电台建设一贯十分重视和关心，在当时中央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一下子就批准了这笔资金。
三入香港悉心采购 1938年2月初，父亲装扮成内地电料行老板前往香港。
当时，香港已沉浸在春节前的欢乐气氛中，中心街区皇后大 道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电灯串，建筑物上的霓虹灯格外明亮，街上车水马龙，人流熙熙攘攘，商家都忙着打折卖货。
而父亲并无心情顾及这些，他像最普通的香港居民一样，一点不引人注目地行走在皇后大道上，暗暗查访着可供做无线电通信的电料商行、公司及所需各种材料的情况，心里只是想着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尽早把材料送到前线去发挥作用。
一番查探之后，父亲在廖承志同志（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领导的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开始进行采购。
考虑到要适合山地游击战争的需要，即一是不能买很重的东西，二是器材要成套买，三是质量要好等几个要素，经过精确计算，父亲用3个月的时间采购到一批宝贵的无线电通信器材，共有100部小型电台的全套设备和备份材料，40部手摇发电机和一批电子管、电池。
东西买到了，如何运出呢？无线电器材当时在香港属于管制物资，一般很难通过海关检查，而多滞留一天就多一分风险。
此时宋庆龄（时任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席）正住在香港九龙半岛，廖承志通过她和她弟弟宋子良（时任九龙海关监督）的关系为这批器材在海关争取到“免于上税，立即放行”的特殊关照，由李克农、钱之光（时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处长）组织领导，运输科王超北、龙飞虎、邱南章等同志具体承运，从香港经汉口、西安，于1938年6月初安全运抵延安。
1939年7月，父亲回延安专程向王诤局长作汇报时，王诤局长高兴地说:这批器材可解决问题了！延安原来只有十几部机器，这批器材一下子就装配了近百部的机器，对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通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38年8月，周恩来副主席对父亲说:“你再去一次香港，那边电台有些问题你去解决，同时再买些材料。
于是，父亲第二次前往香港，在8—10月的3个月中又购买了可装配60—70部电台的材料，40部手摇发电机，还有电子管、干电池等，品种跟上次差不多，只是数量少了。
材料还没买完，日军已占领了广州，铁路被切断。
父亲把器材清点完毕拿到装箱单后，按上级指示准备从香港回到汉口去建立地下电台，但这时汉口情况也很紧张，10月25日武汉办事处就撤离了，廖承志同志通知父亲汉口不能去了。
父亲经广西北海到长沙，正赶上“长沙大火”，城内火光连天，屋倒房塌，不少老百姓惨死在大火之中。
父亲找到周副主席和钱之光同志，他们正在组织大家向衡阳转移，准备大部分人到重庆建立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部分人到桂林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周副主席和钱之光同志听了父亲的汇报后，就让他先到衡阳再去桂林。
当时器材运输已经很困难，这批通信器材随同海外侨胞支援国内抗战的药品等物资，绕道越南海防，于1939年7月才运到桂林办事处。
又因没有汽车再次耽搁了一段时间，直到1939年底才经重庆安全运抵延安。
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局紧张，我党准备建立南方地下电台的后勤基地。
那时香港的情况还不算严重，周副主席再次派父亲连夜坐飞机第三次去香港购买器材并建立电台。
这次是由延安方面开出材料采购单，比前两次增加了大电子管和蓄电池等。
父亲根据指示将采购单交南方局港委办理采购、运输等具体事项，自己去检查了前一次购买的材料是否已全部运出，所幸，已全部运出，没出现问题。
父亲把几次购买器材的全部回扣都用于再次采购通信器材和建立香港电台，没有向组织要建台费用，周恩来副主席对此给予了父亲很高的评价。
父亲在汉口及香港购买的几批通信器材陆续运到延安后，由军委三局先后组装成一批批小型电台陆续发往抗日前线，解决了我军关于大量组建无线电通信分队的紧急需要，及时沟通了各个战场与党中央的联络，成为红色无线电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口初建电台 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南方局电台的工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南方局所有电台的设立都经过周恩来副主席批准，有的秘密电台是他亲自布置的，有的是由他出面交涉后建立起来的。
1937年到1947年，南方局先后在武汉、湖南、桂林、重庆、江西、广东、福建、云南、南京、上海、香港、海南岛、新疆、越南、泰国等地建立了60个电台（公开电台22个，秘密电台38个），基本上形成了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的无线电通信网。
这些电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保证南方局同党中央以及各地党组织的通信联络都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8月，党组织派父亲从延安到汉口，主要有两个任务:1、采购通信器材；2、建立南方局与党中央通信联络的电台。
另外还要培训报务人员的基本技能和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
父亲从延安出发时只带了一部发报机，到汉口后自己又动手组装了一部收报机，并与延安党中央联络上，由此建立了长江局第一个电台，父亲在此负责通信工作。
随他同去的有肖贤法、张海青同志。
到汉口后，他们先住在安仁里，1938年1月迁到旧日租界大石洋行。
报务人员不断扩充，陆续增加了柳仁甫、田宝洪等同志。
这个电台使用15瓦哈特莱式机器，电台是公开的，与延安、新四军军部、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和香港联络。
因此，1938年5月，父亲从香港回到汉口后又安装了第二部电台，地点在汉口成忠街53号，后搬到旧德租界二跃小路。
这个电台也是15瓦哈特莱式机器，为公开电台，台长是田宝洪，报务员有刘澄清、张元（女）等同志。
就这样，在周副主席和南方局的领导下，父亲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建立了两个电台。
同志们忠实地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保守党的机密，较好地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
1938年10月，日寇直逼武汉，武汉危急，办事处撤离，汉口的两个电台停用。
在撤离过程中，路过湖南湘乡覆嘉石屋、长沙湘雅中学和衡阳三处时都分别架设过电台开展工作。
在汉口时，父亲还负责培训无线电台通信技术人员，教他们收发报、抄报、装机、安装天线、简单维修等等。
那时从延安派往新四军或其他各地做电台工作的人员比较多，一般都要先在武汉办事处培训并在电台工作一段时间。
电台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很大，李克农同志很重视大家的思想教育，经常亲自给同志们讲形势、讲任务、讲注意事项，组织大家学习理论提高认识。
李克农同志革命责任心很强，工作警惕性很高，他亲自过问电台和人员的安全，并经常去检查工作。
父亲曾给我们讲了个有趣的故事:电台有段时间设在湖北省委住处，陶铸同志当时在湖北省委工作，也时常到那里，但从未和李克农同志见过面。
有一天晚上，李克农同志和父亲正在电台工作，陶铸同志从门外进来，李克农站在门口，二人正好打了个照面，李克农同志一看见有生人进来立即警惕起来，挡住去路，不让陶铸进去，两人争执并发生了肢体冲突，李克农的眼镜还被打落到地上。
后来大家听到动静，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自己同志在演“三岔口”呢，赶紧劝架，给他们相互作了介绍，这才消除了误会。
桂林办事处的苦与乐 1938年11月，我党建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对外名义是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直接受南方局领导。
办事处的负责人是李克农同志，他代表南方局领导南方各省、香港、海外党组织的秘密工作。
桂林办事处电台是我党设在南方的中心电台，是党中央联系南方各地的枢纽台，其任务是向各地党组织传达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向党中央、南方局汇报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情况。
电台联络的对象是延安党中央、重庆南方局、八路军前敌指挥部、新四军军部、南岳游击队干部训练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江西地下省委、韶关八路军通讯处（此处电台后来改为广东省委的地下电台）、邵阳、东江纵队、海南省琼崖纵队、香港等处。
1938年底至1940年底，父亲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建立电台并负责通信工作。
通过这里，布置、派出、建立了一些地区（如韶关、海南岛、江西、邵阳、南岳等）公开和地下秘密电台，装配供给部分电台设备，并培训和输送电台工作人员。
桂林办事处的电台最初建在桂林城北金家村，有段时间设在桂北路138号，后因电流不稳定、敌机经常轰炸，城内已不安全，就搬到市郊路莫村，1940年下半年又搬回到桂北路138号。
郑执中同志、刘健辉同志、王清生同志、刘澄清同志曾先后任电台台长，先后在电台工作的报务员有田宝洪、钟尚青、康瑛（女）等20多位同志。
办事处有15—50瓦功率的公开电台，父亲在李克农同志住的桂北路138号也设计了一个5瓦的秘密电台。
为安全保密，电台天线就埋藏在板壁墙里，由刘澄清同志具体操作建台。
办事处的收发报机都是自己装配的，平时只使用公开的电台收发报，不启用密台，一旦公开电台被查封不能工作时就启用密台进行工作。
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与南方局（重庆）、党中央不间断的联系。
1939年冬，桂林办事处又派父亲前往广东梅县，给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特委送去一部5瓦电台和手摇发电机，并同特委书记方方一起到丙村、雁洋等地勘查建台地址，建立电台。
1940年5月，桂林办事处再次派父亲前往梅县解决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沟通特委与桂林办事处电台的联系；二是把特委电台的室外天线改成室内隐蔽天线，以方便工作，加强电台的保密性。
桂林办事处的同志工作很繁重，生活很简朴，但内部生活却很活跃。
除紧张、繁重的工作外，还上政治课、文化课，进行时事政治学习；文娱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路莫村的救亡室（俱乐部）组织教唱歌、出壁报、还设有乒乓球台，室外平地用于打篮球或排球，开展踢毽子、拔河、跳绳等运动。
父亲、胡光（即越南共产党的胡志明主席）等一些喜欢游泳的同志就到河沟里游泳，每次父亲都游得最快。
办事处也经常演戏，有些题材还是李克农同志自编自导的，夏衍同志也为青年会和妇委会编写节目。
开始老百姓还不太敢看，后来越看越爱看。
此外，办事处还组织军民联欢，既宣传抗日，又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
父亲说，当时的工作、学习和业余活动很有规律，很有秩序，很有意义。
胡光同志在桂林办事处曾担任过救亡室（俱乐部）主任，有段时间和父亲同住在路莫村的一间屋里，他经常打字和勤练毛笔字，他们俩也时常交谈，父亲还教他一些通信知识、技术及收发报，他在电台学习过装机、维修等，与电台的同志们也很熟悉，日本投降后他回到越南领导游击战争。
香港秘密电台和转报中心 1937年7月，党组织派林青同志从西安到香港，在张云逸同志领导下筹建秘密电台，密台未建立前他做抄收延安新闻工作。
1938年2月，周副主席派父亲到香港购买通信器材，并指示父亲，此去还要解决香港建台的技术问题。
父亲到香港后，从购买的通信器材中抽出一点儿元器件，与林青同志一起自己动手组装了一部15瓦的发报机，于2月28日沟通了香港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联系，随后又与延安党中央联络上。
1938年8月，父亲再次去香港购买通信器材，并以此为掩护，在香港又建立了一个预备台。
这样，我党在香港就建立了两个地下电台，建台费用是父亲用购买材料的回扣解决的。
1940年底，国民党全面反共的形势日趋明朗，我党做了最坏的打算。
党中央在10月28日对各大城市建立密台的绝密电报中指示:“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我们在国民党区域与敌后大城市中的电台工作，将会受到更大的困难，与更严重的压迫，甚至有停（原文如此）国共破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克服在工作中技术上各种的困难，准备在最坏的条件下，最秘密的环境中继续保持电台工作，这是我们在国区与敌后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此特殊情况下，李克农同志与父亲研究后认为:当时的香港政治环境比较有利，购买通信器材比较方便，与香港各方面也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把香港作为南方地下电台的后勤基地和转报中心，是比较合适的。
经李克农同志报请周副主席批准，父亲被委派由桂林连夜坐飞机赶赴香港执行这一任务。
到香港后，父亲先开办了一个小型训练班，培训报务、机务人员，为建立新闻台、东江纵队电台做准备。
随后他在香港建立新闻台、转报台，与延安、海南岛琼崖纵队、南委建立起每周一次的定期联络。
后来，林青同志也受派遣，出国建立秘密电台，父亲帮助林青做准备。
组织上调刘澄清、康瑛（女）同志接替林青同志在港的电台工作，调肖贤法、张元（女）同志建立大电台以配合林青同志国外密台工作。
组织上还安排父亲开了一个杂货电料商行、一个汽车公司作掩护，以方便工作。
到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前后，我党在香港已建立4个电台，父亲均参与建立、改造和技术处理。
为了保障通信联络及人员安全，父亲对收发报机进行了小型化改造。
将15瓦功率的电台改为5瓦功率的小型密台，并把它接到收音机的后面，变成一个整体，敌人好几次来搜查，始终没怀疑过这部“收音机”。
父亲还和其他同志对电台天线进行改造，用普通收音机的单根天线在距离延安1700多公里的情况下收发报达到良好的通信效果，做到以最小功率收到最大信号的效果，这样也增强了电台的安全性。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对收发报机进行小型化改造，对天线进行改造，把室外公开天线改为室内隐蔽天线，这些改革既便于电台的隐蔽和保密，又保证了通信联络的需要，对保障国统区、香港的通信联络和安全起了重要作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在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报告给我党。
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
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陆续撤离我在港人员，对电台工作做了有序的安排。
上级组织指派父亲做疏散隐蔽工作，他便将新闻台人员送出香港，向内地撤离；林青同志的电台奉命停止工作收交电料商行；对电台及相关人员的安全做了妥善的安排及处理。
日军对香港狂轰乱炸，烧杀抢掠，残暴统治，一段时间港九（香港、九龙）交通联络中断，香港对外交通完全断绝。
到12月底港九交通联络恢复时，人员都安全无恙，大家非常高兴。
有一次，父亲根据上级指示把一个预备台拆成零件放到箱子里准备收回隐蔽，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日军驻地，遭到日本兵蛮横无理的殴打，所幸日本兵没查他带的箱子，躲过一劫，总算安全地收回机器并将其隐蔽起来。
父亲当时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来往于各个工作地点，安排疏散隐蔽，布置工作，检查安全，解决技术问题，发放经费和生活费等诸多具体工作，忠实、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革命伴侣终成眷属 在香港时，党组织派王彦之（我的母亲）协助父亲工作，以假扮夫妻方式作掩护。
母亲王彦之生在香港，长在广州，她父亲王和顺是广西壮族反清宿将、同盟会会员、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辛亥革命元老。
母亲从小跟随父母东奔西跑，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上学时受“一二•九”运动影响参加了学生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6年3—6月中大附中进步学生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军阀陈济堂要抓人，她和罗立斌、吕志先、张毅等9个同学于9月离开学校北上北平，由张苏（时任党的外围组织文化总同盟书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母亲到延安直接参加红军，在红大二期学习，学习结束后被派回南方工作。
她曾在曾生领导的游击队做电台工作，对那一带很熟悉，又会讲广东话，因此派她协助父亲工作。
港、九交通联络恢复后，组织决定恢复香港电台，父亲和母亲选择在九龙福老村道四楼作为秘密电台工作地点，母亲是电台负责人，报务员有戴机、江群等5名同志。
平时与延安、南委、海南岛琼崖纵队联络，并抄收延安新闻。
此外，还承担随时转报的任务。
有一次母亲正在接收电报，日本兵突然前来搜查，掩护她工作的江群阿姨（东南亚华侨）刚一开门，日本兵便举着枪气势汹汹地硬要往屋里闯。
江群阿姨毫无畏惧地挡在门口，机智地用熟练的英语大声训斥，并说我姐姐正在洗澡。
日本兵一听讲的是英语，以为是英国人，又看这架势，就乖乖地撤走了，她们算躲过一劫。
两个革命青年为了抗日、为了共同的信仰和理想走到一起，在严酷的环境中，父亲逐渐了解了母亲，母亲对父亲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很敬佩，加上父亲技术精通、业务熟练，对自己的同志谦虚诚恳，慢慢地，母亲也对父亲产生了爱慕之意。
经组织批准，1942年春节，申光和王彦之在香港结婚。
1942年6—7月间，周副主席电报指示父亲撤离香港返渝，并在经过桂林时建立一个电台。
因桂林办事处已于1941年初撤离，当时桂林地下组织工作很艰苦，接头有着很大的困难和危险。
地下组织会计熊子明同志转告说:本来电台准备建在何康（地下党员，国民党要员、爱国人士何遂之子）家里，由于他家遭到国民党特务盯梢、埋伏，没法建台了。
父亲经过秘密勘查，决定改到李芝楠同志家建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父亲，一起躲过敌人围捕追杀，最后完成了建立电台的任务。
在阳朔避难约1个月，待电台与上级组织联络上并正常工作后，父亲准备去重庆时已身无分文，何康变卖一些家什凑出路费给父亲，他才与熊子明一起搭车，于9月23日安全到达重庆，回到南方局。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1942年9月到1946年1月，父亲在重庆负责南方局通信工作，母亲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做电台工作。
为了确保南方局与中央的通信，父亲和战友们在电台通讯方面设了三道防线:1、设立公开电台；2、设立室内2个密台；3、设立市内地下通信台3个。
国民党一直封闭我们的电台不准启用，有电报必须通过他们的军政部电台收发，直到毛主席来重庆后，经我方严正交涉才允许我党恢复公开台，但实际上党的绝密电报是通过秘密电台在夜深人静时与延安等地联络收发的。
林青同志的卧室里设了个秘密电台，父母屋里也设了个秘密电台与延安试通后备用。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父亲参与组织了通信保障工作，用5瓦小功率密台，通过空中看不见的桥梁准确及时地传递毛主席对全党全军的指示，对刘邓大军反击国民党军队在上党地区猖狂进攻的指挥指令。
周副主席利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合法条件，亲自指示童小鹏同志（时任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和父亲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海外关系采购了大批电讯器材运往延安等地以加强我党我军的机要通讯工作网，此外还培训了一大批机要译电员、电台报务员和技术员。
南方局在渝期间，八路军办事处基本被封锁在红岩村的篱笆围子里，曾家岩、红岩村则处在国民党特务的层层包围中。
在这种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同志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同时积极地参加周副主席和董必武领导的三年整风学习。
父亲经常在外独立执行任务，对能回到南方局的家里工作、生活感到振奋、温暖。
在自己“家里”学习，更是提高思想认识的极好机会。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规定从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在北平建立军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处冲突。
1946年1月13日，父亲回到延安，仅住了一夜，就又随李克农同志到北平军调部任中共三处处长（负责通信机要工作），从此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便告一段落。
父亲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那些年，他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这些都是在周恩来副主席、中央军委和南方局、各有关党委领导关心教育下才做成的。
在那种险恶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他的体会就是:没有党的领导将一事无成。
（本文作者系申光、王彦之大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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