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ＣＩＡ渗透国际文化的一段历史] 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我首次读到《Encounter》杂志是五十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中。
我被这本杂志吸引，主要是由于它的文化综合的内容和国际名誉响亮的作者阵容。
只是后来，我才发现出版者“文化自由同盟”(Congress of Cultural Freedom)原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外围组织至少是受它的金钱支持。
这个发现当然令我对《Encounter》杂志更具兴趣。
在美国思想开明人士的心目中，特别是东西冷战正盛的五十年代，CIA是个脏名字。
自诩清高的学术界与文化界名士不愿与CIA为伍。
它的秘密出钱支持一个文化组织出版刊物，在清高名士眼中等于是文化侵略，或文化强奸。
因此，使我特别好奇的是，正在麦卡锡参议员诬害清白人士的反共热狂期间，那些在国际享盛名的作家学者们竟被CIA的金钱所利诱，甘为《Encounter》写稿，原因何在？至少，这是我那时的思念。
而“文化自由同盟”的盟员名单包括英国诗人W.H.奥登，斯蒂芬・史宾德，法国作家雷蒙・阿隆(Ramond Aron)，意大利作家伊纳齐奥・西隆尼(Ignazio Silone)，美国原子弹科学家罗勃・奥本哈默，政治家乔治・肯南等。
《Encounter》是一本内容丰富的杂志。
而上述那些名人有的是被蒙在鼓里，不一定知道“文化自由同盟”受CIA的津贴。
在历年的出版期间中，《Encounter》写稿者的名家除了上述几位以外，也包括左翼剧作家亚瑟・米勒，左翼女作家玛丽・麦卡赛，小说家诺曼・梅勒等。
到后来“文化自由同盟”背景给揭开后，这些人当然大为震惊，颇有受骗之感，对CIA这个臭名更是敬而远之。
五十年代初期，一般文化人很觉苦闷：纳粹主义已在大战中被击溃；马克思主义虽具理想，但当时盛行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同时，在美国，又有反共极端的麦卡锡主义的威胁。
“文化自由同盟”的初意是替抱有高度理想主义、同时又对苏联失望的社会主义者找出一条思想路线来。
文化人都是穷光蛋，缺乏经费，CIA就乘虚而入。
最近读了一本新书，使我对青年时代这个谜更有了解，作者是彼得・柯尔门(Peter Coleman)，书名是《开明派阴谋：文化自由同盟与战后欧洲的思想斗争》(The Liberal Conspiracy：TheCongress for CulturalFreedom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Mind of PoStwar Europe)。
根据柯尔门所言，“文化自由同盟”是战后最大的国际文化组织，在最盛期，曾在三十五个国家设有分处，雇用了二百八十名工作人员，单是巴黎的总部就雇用了八十人。
它出版了二十余种期刊，加上各种书籍与报告书。
柯尔门的职业是澳大利亚的律师与编辑。
他是门外汉。
他的书中注重者是“同盟”的组织、名称、参加者小传、各种日期。
可是对于“文化自由同盟”在战后美国与欧洲文化生活的影响，他没有深切的了解。
例如，西方文化界人士在冷战时期、六十年代社，会革命时期、越战的种种复杂情绪，他就不熟悉。
当时国际著名学者作家如英籍匈裔的亚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v，《正午的黑暗》作者)，美国哲学家西尼・霍克(Sidney Hook)，历史学家亚瑟。
舒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等在西柏林开会讨论国际局势：朝鲜战争刚爆发；西欧正在惧虑苏联进攻。
会议认为应该有一个文化组织，动员反共的文化人士，吸引中立主义者，表明一九五○年情况与一九三八年大有不同，共产主义已不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无条件的选择，等等。
“文化自由同盟”在成立以后的几个月内就开始收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
这种秘密的金钱支持后来造成了“同盟”的崩溃。
它与CIA的关系，只有极少数的核心行政人员知道。
至于外围的“同盟”执行委员会，只听到谣传，而不作勘查。
他们的不问不闻态度，也许是因为自知经费拮据，需要外面资助。
执行委员会既是眼不见为净，CIA就乘虚而入。
在那时，西欧已有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马歇尔计划，美军的驻留，目的都是反苏的，多了一个CIA在文化生活方面的干预，又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执行委员是一定这么聊以自慰的。
一九五○年时，大战结束不过五年，欧洲各国极为贫穷，“文化自由同盟”何来经费？因此，美国政府在幕后资助的流言是免不了的。
当事者则尽可能的否认。
直到一九六七年春，《纽约时报》首先揭发CIA与“文化自由同盟”的关系，同时，左翼《城垒》(Bamparts)杂志也开始作深入的调查。
不久，《星期六晚邮》杂志发表了一篇权威性的报道，证实了多年的“谣传”。
此文作者名汤姆・布雷登(Tom Braden)，曾在中央情报局任高级官员，于一九五○至五四年间直接负责与“文化自由同盟”联络事务。
他的报道当然是真实的。
这篇文章发表后，英美两国文化界人士哗然。
有的指责，有的抗议，有的矢口否认与CIA有关，有的称自己的清白受了污辱。
特别愤然者是左翼文化人，把主持人指为“可用黄金购买的间谍”。
诺曼・梅勒则形容这些人为“贫民窟窟洗涤槽中的蟑螂”。
“文化自由同盟”声望大受打击，后来更名换姓，改变政策，但是已毫不起作用，终于在一九七九年解散。
柯尔门本人是澳洲的反共自由派人士，把苏联视为敌人，而将“文化自由同盟”看作惟一能在欧洲扭转知识文化界思路方向的势力。
“同盟”在六十年代无论如何努力企图渗入反越战阵营，它在冷战时期的立场令人难忘。
汤姆・布雷登在《星期六晚邮》的文章替CIA的行为作辩护(“我为CIA的‘不道德’而高兴”)，但是此文的发表却完全毁灭了“文化自由同盟”这个组织。
我们经久的疑问是：布雷登自己既然是个开明的自由派，为何要写这篇毁灭性的暴露文章？ 时隔二十三年，布雷登尚未公然解释他的理由。
这也令我难解。
因为在今日美国电视舆论界中他是个以坦率直言著名的自由派评论家，特别在华盛顿社交场合中。
他今年已七十一岁，尚在每周一次的电视辩论节目中与保守派评论家相对峙。
布雷登出身富家，青年时期充满反纳粹热情，等不及美国参战，于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即加入英国陆军。
后来他被调入美国的战略服务处(简名OSS，乃是CIA前身，专做敌后工作)，在欧洲沦陷区协助意大利或法国游击队作战，同时也了解了一些欧洲的政治局势。
OSS战后改组为CIA，为美国和平时期的第一个情报机构，布雷登成为中坚分子。
CIA初期传统是向长春藤贵族大学征募成员，中选者不仅学业成绩卓越，而且充满理想主义。
这些青年人在政治思想上多是自由开明。
这个特性乃外界所鲜知。
但是由于间谍情报机构工作性质的不干净，CIA最终不免成为一个脏名字，特别是越战以来。
布雷登性喜冒险，是个当间谍的好材料。
脱离这行工作后，他当过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搞过政治，在华盛顿社交界很出风头。
他的妻子琼恩年轻时美艳异常，成为华盛顿名妇人，与不少重要政客发生风流艳事。
不仅此也，而且她于最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详述本人经验，她的情夫包括前国防部长罗勃・麦克马拉，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故副总统奈尔逊・洛克弗勒，故司法部长罗勃・肯尼迪等。
做丈夫的对妻子这种坦白的招供毫不在意。
布雷登夫妇仍是华盛顿社交界最受欢迎的一对夫妇。
最近有一个英国驻华盛顿记者询问布雷登为何要揭发“文化自由同盟”真相。
布雷登说，当时汽车工会领袖维克多・路德一面批评CIA用金钱收买言论，一面他自己也向CIA要钱供养德国反共的工会。
布雷登乃向一位在《星期六晚邮》当编辑的朋友埋怨。
那位朋友道，“你何不写下来？”他就把他在CIA的经验写下来，得到当局许可，在《晚邮》发表。
CIA当局万没有想到这篇原意是做公共关系的文章，竟会这么彻底，泄漏不少秘密。
至于出版《Encounter》杂志的经费，虽是源于CIA，但是情报机构以外的人很少知道。
他承认这类资助是冷战策略之一。
不过他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情报局长亚伦・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国务卿杜勒斯之弟)的震怒。
一九五○年时，布雷登在CIA内部筹组国际活动处，曾受亚伦・杜勒斯的支持。
这个国际活动处的任务就是处理与资助“文化自由同盟”那类团体。
不但亚伦・杜勒斯发了怒，“文化自由同盟”在巴黎总部也很不高兴。
一位于创始时即主持行政事务的总干事麦可・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于一九六七年辞职。
他是“同盟”与情报局间的秘密联络人。
真相揭露后，被蒙在鼓里的作家朋友们纷纷向他质问，使他难堪之至。
《Encounter》杂志于一九五四年创刊时主编人乃是欧文・克立斯多尔(Irving Kristol)，现任《公共利益》季刊主编，乃是目前所谓“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领导人物。
自一九五八年开始，主编人是曾任新闻记者的麦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
还有一个中坚人物是以《正午的黑暗》畅销著名的亚瑟・柯斯勒。
这些人都曾信仰社会主义，后者甚至曾是共产党员，却都因为对斯大林主义失望而成为反共的保守分子。
他们要在欧洲文化圈中推展反苏思想，而大战后的局势恰给他们一个机会。
“文化自由同盟”于一九五○年成立后，布雷登就代表CIA与“同盟”联络。
总干事乔塞尔森是位恰当人选。
他是出生于爱沙尼亚的犹太人，美国籍，懂四国语言，不但文化水准高，而且精于做生意，善于处理人事关系。
为了不要让法国当局(巴黎政府中当时充满共产党的人)起疑，他与布雷登的交往常是秘密进行的。
由于CIA的国际活动处的本身是开明自由的，与“文化自由同盟”很合得来；它们的共同目的是反苏。
CIA主要乃是予以资助，并不利用“同盟”进行任何活动(凡有建议用“同盟”作掩护打入东欧与第三世界采集情报者，都立即被布雷登与亚伦・杜勒斯驳回，理由是他们不要触怒文化界占大多数的清高人士)。
上面所谓作家学者们被金钱所诱，其实并不十分正确。
为“同盟”工作的人员薪水并不特别高，不过他们在第三世界与欧洲受器重。
出版商，期刊编辑，甚至白宫也另眼相待，把他们目为心灵智力的斗士。
他们的作品因此也容易出版或发表。
它在东欧，在第三世界，都尽力争取进步文士，但是CIA做后台一事反而引起人的怀疑。
当时埃及总统纳塞尔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把CIA的这类文化面具猜疑为“新殖民主义”。
任何文化活动的经费背景不能向外采取隐瞒的办法。
近年来许多著名大学因为在科学研究节目上接受国防部军费的支持，消息公布，就曾引起各方批评。
学者文士们既自视清高，一九六七年的揭露使公众对文化界与情报界都失却信任。
其时恰值反越战运动高潮，美国民众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情报机构)极为反感。
“文化自由同盟”接受CIA津贴的消息传来，立时受到各方攻击。
我们须知，五十年代初期(冷战)与六十年代后期(反越战)的国际政治气候大有不同。
近代欧美知识文化界政治倾向的变化可以回溯到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纳粹主义的胜利。
文化人的反纳粹反法西斯热情造成他们在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对政府军的支持；作家如海明威等甚至志愿前往与佛朗哥叛军作战。
同时，斯大林在苏联的大清洗击灭了他们对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憧憬，而一九三九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更使他们失望。
此后，希特勒的大屠杀犹太人，苏联战后在东欧的推展又使他们对世界民主前途绝望。
在这一段期间，他们对政治思想的左右两个极端都深有恶感。
CIA利用时机侵入，不过它的阔绰的耗费没有达成预期的后果。
在许多人们的心目中CIA还是一个脏名字，清高的文士们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一九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