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履薄冰造句【从“如履薄冰”到“谨慎放开”】
敏感问题，是指“容易引起群众心理波动和社会震荡的问题”①，例如灾难、事故、贪污、腐败、三农问题、就业问题、食品安全、住房改革、医保改革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界解开了精神枷锁,开始正本清源，恢复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少数媒体“忐忑”试水，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切实起到了舆论监督与引导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敏感问题的报道突破了“文革”后一段时间的单纯的政治性揭露领域，更多地涉及到经济、文化、法律、伦理道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改革的推进，媒体纷纷走上市场化的道路。
市场化的媒体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更是在新闻的独创性上下工夫，深度挖掘、报道能迅速挑起受众兴趣的敏感问题。
尤其是在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序的提高和中国整个舆论环境的愈加宽松，敏感问题报道也愈加深入。
30年来敏感问题报道的进步 1. 敏感问题报道面不断拓宽 “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对敏感问题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
以揭露“四人帮”伪造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为标志，新闻战线进行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活动，将他们在“文革”中煽动极左狂潮，阴谋篡党夺权的种种丑恶行径公开揭露。
1980年6月14日，新华社报道了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决定缓建的消息，如实地反映了昔阳在水利建设中，由于县委前主要负责人的家长制作风和推行极左政策的错误，做了劳民伤财的“西水东调”的蠢事，第一次向全国披露了这个过去谁也不敢触及的“先进典型”的真实内情。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醒目位置发表了山西省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下马的消息，并配发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加深了读者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瞎指挥、封建家长制的认识。
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消息，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新闻与报纸摘要》中也作了详细的介绍。
消息发表之后，举国为之震惊。
1982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来信《公费医疗的漏洞在哪里？》，针对许多地方存在的公费医疗经费超支巨大的现象，分析造成公费医疗漏洞的原因，指出问题的根源“首先是由于公费医疗长期吃‘大锅饭’，药费报销制度不严格，其次是少数医务人员思想作风不端正，搞不正之风，不是因病施治，对症下药，而是因人施药”。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敏感问题报道不仅仅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政治领域，同时也开始报道如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各种事故、自然灾害、腐败现象、环境保护等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比如，政治方面的有反映决策失误，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抵制改革开放的观念现象的报道；经济方面的有表现亏损、债务、破产、偷漏税款、假冒伪劣、下岗、物价波动、通货膨胀、食品安全、经济犯罪活动等方面的报道；法律方面的有揭露官员受贿的行为，杀人越货、制黄贩毒、拐卖人口等各种刑事案件以及司法腐败引发的冤假错案等方面的报道；伦理道德方面抨击的有种种违背职业道德，虐待老人、妇女、儿童，喜新厌旧的弃乱，见死不救的冷漠等悖于精神文明的行为；灾害方面报道了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干旱、雪灾、洪涝、塌方以及撞车、沉船、空难、失火、桥塌、煤矿爆炸等事故；生态失衡方面的有水土流失、植被减少、物种消失、废水排放、空气污染、气候异常等信息。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媒体的市场化以及都市报的崛起，媒体走向平民化，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如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等，以及三农问题、弱势群体、少数族群的生存状况等问题常常见报。
总而言之，媒体对敏感问题的报道，上至政策不当、下至百姓衣食住行不便均有报道，并且还进一步挖掘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启发“公民意识”，调动全社会共同来关注和解决各种问题。
2.报道向深度、系列发展 自1979年以来各家报纸纷纷倡导新闻改革，提出新、短、快、活的要求，短小及时的动态新闻大增，但有深度有影响力的报道不多。
1987年5月，大兴安岭特大火灾发生后，《中国青年报》连续发表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篇系列性深度报道，分别从火灾反映了官僚体制的问题、人在极端场合下的表现、全球恶化中人类的短视和社会管理对环境的漠视三个问题，获当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全国绿色好新闻奖，赢得社会上和新闻界的广泛好评。
自1987年下半年开始，不少记者着力从事物发展的总体出发，从横向、纵向的联系上开拓、发掘、显示事物发展的前因后果，使新闻宣传引向深层次。
199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围绕企业转换机制问题，推出了《扫除形式主义》、《让企业大胆地往前走》、《转换机制和理顺工人心态》等评述性报道，给人以较深的理性的启迪。
1998年的特大洪灾、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南方雪灾、四川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瓮安打砸群体性事件等重大敏感事件，各方媒体对这些事件进行了全方位、连续的报道。
随着互联网的普遍应用，网络媒体也利用自身的优势，把敏感问题策划成相关的专题，弥补了其他媒体在报道时间和空间上的不足。
3.报道的时效性不断增强 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同时在第一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渤海2号”翻沉事故的消息。
其实，“渤海2号”翻沉事故发生的时间是1979年11月25日。
事故发生后，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领导隐瞒事件真相，掩饰错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几家新闻单位冲破种种阻挠，将这起重大责任事故的真相和石油部主要领导在这一事故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公布于众，报道时距事情发生有8个月之久。
基于此事，国务院落在关于处理“渤海2号”的事故的决定中指出：一切重大事故均应及时如实报道。
到80年代中后期的大兴安岭火灾、上海甲肝暴虐、学潮动乱及至90年代“质量万里行”的打假、非法传销、胡建学及陈希同腐败案、山西朔州假酒案、重庆綦江彩虹桥垮塌案等无数敏感新闻事件，全国新闻传媒都能及时准确地进行报道。
4.报道的力度不断扩大 1998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中，全国新闻媒体在国家危急关头奋勇上前，以最快速度将灾情报知给亿万人民。
中央电视台先后派出48路、近400人的报道队伍和22个对外报道组，每天从前线发回长达70多分钟的电视实况报道，其重点栏目《新闻联播》、《新闻30分》、《焦点访谈》等吸引着数亿观众。
而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各媒体投入的报道力量是史无前例的。
此外，媒体对广西南丹矿井透水事件、“非典”、山西“黑砖窑”事件、“孙志刚事件”等进行报道，以快迅、及时的讯息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欲。
5.敏感问题报道由指令性、授权性逐步向自主性转变 长期以来，中国的报道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弘扬主旋律，新闻报道中普遍存在“报喜不报忧”的状况。
涉及敏感问题的事件都要向上级报道，经上级的指示来采访和选择主题。
虽然我们在对一些敏感问题进行报道时取得过一些成绩，有一定的影响力，例如，《人民日报》对“康华公司”的抨击，新华社对“光大公司”淋漓尽致的揭露，矛头直指公司幕后的国家有关部委，迫使这些公司关门，有力地揭露和批评了以“官倒”为代表的腐败现象，但是，这只是对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的、局部的、偶然的事件和现象进行的监督，敏感问题报道尤其是贪污、腐败等报道长期存在“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信息化程度和新闻观念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于敏感问题的报道逐渐走上了一条“谨慎放开”的道路。
虽然在如何报道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一系列的要求和规定，但是一些突发事件的报道如雪灾、地震等，新闻媒体也能迅速介入到报道之中。
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都市类报纸的兴起与繁荣，为敏感问题报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
敏感问题报道的突破与新闻界的改革以及全社会的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政府一直努力地改变自身公众形象、构建更完美的法制社会，建立更加透明的社会监督机制。
国务院在关于处理“渤海2号”事故的决定中指出：一切重大事故均应及时如实报道，不得隐瞒和歪曲。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了舆论监督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地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的信息都应公布于众，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2.媒介角色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媒介的角色逐步从原来为政治服务的舆论工具，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大众传播媒介。
这实质上是给了媒体的自主报道权“松绑”的机会，新闻自由度渐渐放宽。
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媒体报道的内容面不断拓宽和加深，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也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媒介市场的需要。
而要想在媒介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走“内容为王”的经营策略。
单纯的正面报道已经难以再激起受众的兴趣，而敏感性的问题却能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抓住读者的眼球。
4.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
社会转型期指的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换的过程。
它具体地表现为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始于改革开放，而在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这个快速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如城乡二元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扩大、生态失衡与环境破环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民主的推进，社会的进步，政府信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开放，敏感问题的报道已呈“谨慎放开”之势。
在未来的新闻实践中，如何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保持新闻平衡，体现人文关怀，才是当务之急。
注释： ①吉照东:《论敏感报道的“度”》，《新闻实践》，1988年12期 参考文献： ①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②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③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④邓利平：《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多维视野》，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⑤林晖：《未完成的历史――中国新闻改革前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⑥李良荣：《论中国新闻改革的优先目标――写在新闻改革30周年前夕》，《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⑦吉照东:《论敏感报道的“度”》，《新闻实践》，1988年12期 ⑧辜晓进：《进步与彷徨――中国新闻改革若干难点回眸》，《青年记者》，2008年2月下 （李异平，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赵莉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