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上公车，始博一第]8路公车始发地点

近年来,明末陕西泾阳人王徵,特别是作为机械工程学家的名王徵,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可是,许多人未必知道,王徵的仕途极为坎坷,在近三十年时间里,屡试不第,直到第十次(天启二年壬戌科)会试才被录取,排在第三百六十五名,所谓“十上公车,始博一第”。

其时,他已经五十二岁。

屡试不第,没人敢说是因为王徵才学不足、识见庸浅吧?我想这只能证明考试成绩并不能说明一切,科举考试就更靠不住,它有时简直就是变相的“坑儒”。

科举考试,可以说就是考作文,所谓“制义”,即奉命之作,哪能自由发挥。

而表达之优劣高下,见仁见智,实难有标准答案。

一般而言,对于那些罗列往事,堆积前人陈言,形同书抄,毫无新意的空疏滥文,考官们当然瞧不上眼。

但和现实联系太紧,论析过分尖锐,特别是在所谓敏感问题上多嘴狂言而超出阅卷者接受限度的,也绝难过关。

考生得在当时主流意识许可的向度内,依着八股定规,尽可能地突出自家面目,犹如在斑马线内比赛用街舞的步伐起承转合地过马路一样。

“过”或“不及”都难中式,真正是“过犹不及”。

回看王徵的壬戌科试卷,第二场论文中有言:“近之君……严刑峻法横征厚敛�削而草菅之,以为是蠢蠢者易于也,敢谁何我者!卒之,皮尽而髓竭,人心一离,揭竿而起,而国家溃败决裂之势,遂至不可收拾。

”“皮尽”“揭竿”数语,实在可以视为李自成起义的预言。

再看入仕以后直言敢谏、兴利除害、不附权贵的种种表现,可以猜想,王徵以前怕是栽在“过”上,而非“不及”。

此次幸遇罗喻义为主考,与王人品见识略同,否则,中不中尚在未知。

科考的独木桥边,不知“坑”了多少人才。

1925年出版的《泾献文存》有一则雷士俊写的《邢太乙墓志铭》,说墓主“讳大信,字顺甫,号太乙,姓邢氏,泾阳人。

幼聪警,把笔出语惊人。

十六入县学,十八提学擢第一,补学生缺,每试辄第一,知名关西。

”“三水(今陕西旬邑)文太青以博学为海内所宗,甚奇其才。

而厄(于)乡场,屡试不中。

”四十岁被荐入国子监,授教谕,摄理洧川县。

邢先生虽然工文,亦长于政理,治洧川有威爱,离职将行,百姓泣止不肯。

但“限(于)资格,其张施只如此”。

出于惺惺相惜吧,雷士俊在铭文中三次感叹“先生之才,盛世推许……而竟不能举于乡”,并以“我记其绩,涕泪潺�”结束全文。

英雄不问出处。

因为文凭并不等于水平,资历并不代表实力,职位并不予人智慧。

理论上没有谁说这话不对,但真正做到选贤任能、人尽其才又谈何容易。

有报道说,7月6日,湖北省宣布面向省内外公开选拔两百一十五名副厅、副县级干部,“旨在不拘一格广开选人渠道”。

但每一职位都规定了极严的年龄与学历限制;年龄大都在四十岁以下,有的必须在三十二岁以下;学历大都要求本科、硕士以上,有的还精确到第一学历必须是全日制本科。

这竟然也叫“不拘一格”!难怪有人慨乎其言:“单就学历而论,这样的条件,毛泽东、邓小平在世也是不够格的,即便当世,大学辍学的比尔・盖茨、中专学历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也只能自惭形秽。

”(2009年7月9日《南方周末》第29版)前不久,见到一纸泾阳历代文化名人名单,入了黄宗羲《明儒学案》的郭郛、吕潜竟未入选。

问其故,答曰:“不是进士。

”真不知是郭吕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

“困顿公车三十年”的际遇,大大延误了王徵在仕途一展雄才的时机,却无碍于他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这对用人者应该是一副清醒剂吧? 　　【原载2009年10月14日《教师报・忧思难忘》】 　　题图/致仕之梯/卡尔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