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良知 [一个记者的良知与承诺]
——面对尖刀，我的冷静与柔情，仿若灵光一现，也许有可借鉴之处，但一定不是通用准则。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７日晚上的８时３０分左右，雨丝飘零，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离住所只剩下五六十米光景时，一个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伴着一声低沉的话语"把钱拿出来"，一把长刀已抵在左腰间。
脑子里先是一阵的恍惚、空白，继而一种透骨的冰凉由腿脚弥漫至全身，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
大声喊叫吗？肯定不成！救援的人至少要一、两分钟才能赶至，而刀已抵在腰，生死只在毫厘之间，也许只有乖乖地拿出钱，才是上策。
念及包里刚买手机卡后剩下的十余元零钱，心里有一丝安慰。
但一转念，更深的恐惧很快又袭上心头：这一点零钱会不会反而激怒了那人？我的头皮一阵阵发紧。
顺着刀尖，我往后退了几步，后背靠着了楼房的墙壁，墙壁的支撑令浑身绵软的我找回了一些失去的力量。
容不得再想，我嗫嚅着向那个人解释道："我背的这种包，放不下钱包，我只带了一百多元钱出门，刚刚又买了些东西，现在身上只剩下十几块钱……"我有意放缓语速，以争取时间推延事态的发展，到这份上，只能挨一步算一步。
一片死寂，那个人没有任何回应。
我只好将手伸进挎包，摸索着掏出了五元钱，那人接了过去。
长刀依然抵在腰间，但感觉有些松动，没有先前那样紧贴。
我再次将手伸进挎包，再次掏出了五元钱，那人又接了过去。
我不能明确地判断那人是否就满意了这十元钱，更不知道那人是否会在离开之前用刀捅自己。
空气仿佛都胶着了。
那人似乎也不知道或者说是在犹豫着下一步该干什么。
为了打破这危险的胶着状态，我只好硬着头皮再说道："可能还有些一块的硬币，我拿给你。
" 听完这句，那人垂下持刀的右手，低声咕哝一句"够吃饭了"，便转身欲走。
是待那人走远再大声喊叫或向１１０报警？还是任其一走了之，然后喘口气，永远忘记这恐怖的经历？两个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我隐约感觉这次遭劫经历的不同寻常。
说不清是出于什么力量。
也许是善良的本性，也许是新闻从业者的好事与冷静，在那人意欲离开的一瞬，我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臂，问道：你是哪里人？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 这时，我才看清了那人的模样：约十七八岁，瘦削的脸庞，单薄的身子。
心底不禁生出一股悲悯："你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不像坏人！有难事说出来，也许我能帮你。
" 那人闻听此言，一下子号啕起来："我家欠了十多万的债，整天被人家逼债；每个月的债息就要二三千元，父亲与我打工的钱加起来还不够还利息；我母亲患心脏病没钱治，姐姐在江西上大学，３个月只有一百多元的生活费，每天只能用辣椒酱当菜……" 我不敢确定那人所说的是真是假，但他的泪水令我心疼，这种心疼使我莫名地且不顾一切地将他拥在怀里，那人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温暖的港湾，蜷缩到我怀里放声哭着。
就这样，我紧紧地搂着他，像妈妈搂着儿子、姐姐搂着弟弟，并用右手轻轻抚拍着他的后背。
虽然此时，那人右手里依然有刀，但我知道，我们不再互为"敌人"。
——是记者这一职业所承载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着我及我们报社的同仁倾尽全力去帮助挽救小甘。
待那人稍稍平静，我郑重地对他说："这世上也许有些东西会假，但一个人伤痛的眼泪不会假，我相信你！我家就在前面那个楼道，你跟我回去，我煮些东西给你吃。
"那人说："不用了，有这十块钱就够我吃一顿了。
" 看着那人未脱稚气的模样及手中的尖刀，我知道我不可以让他走。
我说："你不能走！明天你身上又没钱了，怎么办？再拿着刀去抢别人捅别人？你会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再说，即使你什么坏事都不干，身上带着这把刀，你也很快会被警察抓走。
这样吧，我们干脆到外面的小吃店吃点什么，就用这十块钱，算我请你。
" 见那人没动，我郑重地对他说："我是一个记者，如果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也许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
相信我！"我想，我这是在承诺，一个记者的承诺——对那个人，也对我自己。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那人听信了我的承诺，毅然将手中的长刀扔到了地面上。
这是一把足有一尺长的尖刀，刀锋在路灯的照耀下闪着寒光。
那样的一把尖刀，弃至马路上，肯定不妥。
我俯身将刀捡起，将其藏在风衣内的腋下，而后牵着那人的手一起来到外面街上的小吃店。
在他吃饭的间隙，我打电话向部主任张红简要汇报了刚才的遭遇。
部里的同志一直在焦急地等待。
待见到毫发无损的我及蓬头垢面、单薄瘦弱的那人时，在安慰之余，所有人的心情都相当复杂。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追问下，那人道出了实情：他叫小甘（化名），刚满十八岁，家住莆田市仙游县榜头乡一个山村。
前些年，父母借钱办厂，生产制蚊香用的炭粉，因市场不景气倒闭，欠了十几万元的债务，这几年连本带利滚下来已达１８万元。
父母因无力还债，只得东躲西藏。
从小姐弟感情很好，当时家中因欠债只能供一个人上学，于是原本学习成绩优良的他在小学五年级那年辍学了。
他说，家里经济困难，姐姐在南昌读书生活很苦。
他和姐姐通电话时，姐弟俩常常边说边哭。
小甘说，父母辛苦劳作，赚的钱连债务的利息都还不起，债主逼债，母亲有时被逼得钻入床底……于是，三天前他到福州寻活干。
第一天，他找到一份扛米的活，但是只扛了一天，因他太瘦弱，人家不要他了。
随后两天，他粒米未进，只能露宿公园。
案发的当天傍晚，他口渴难耐，在一家大酒店附近捡了瓶客人喝剩的尖庄酒，一口气喝了下去。
酒劲一上头，便壮着胆子四处瞎撞…… 部里的同志诚恳地告诉小甘，抢劫属暴力犯罪，通常要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自己毁了不说，还使得家庭雪上加霜。
再说，人人皆有父母子女，如果持刀劫财伤了人，给别人的家庭造成痛苦，将心比心，这样的罪恶还能原谅吗？ 小甘满脸羞愧，泪流如雨。
突然，他拉开衣襟，指天发誓："如果我今后再干这种事，就让我受天打雷劈，走路叫车压了，过桥桥断了！" 闻讯赶来的华大派出所值班民警老陆，也对小甘进行了一番深刻严厉的教育。
临下楼时，他哭着跪倒在地上，再三感谢，并表示，永不重犯。
如果小甘真的被刑拘或判刑，这个贫病交加的家庭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记者，所有人都知道这次事件的新闻价值，如果只以新闻时效为出发点，应该在当晚就写稿编发。
但大家也都明白此稿的处理绝不可以有一丝轻率，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真正帮助小甘，实现法与情的兼容与和谐。
我们希望通过努力不但能对小甘进行有效的挽救，更能唤起全社会对青少年更多的关爱、对困难群众更多的关心。
９日，群工部的同志分头行动，由各自的渠道请来了几位司法界的专家学者。
部分专家认为，小甘当场扔下手中的尖刀已意味着持刀抢劫犯罪行为的中止，应可免于刑事处置，但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帮助小甘，还有着相当复杂的一段过程。
报社副总编辑翁庆华出席了讨论会，在悉心听取了各位专家的意见后，他拍板决定，一边进入法律程序，一边倾力与警方沟通，力争使小甘得到宽大处理。
１２日清晨，我们二赴莆田榜头乡。
随后，我们一道乘车到福州，小甘向鼓楼公安分局温泉刑警中队投案自首。
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的领导在了解事件的全部经过后，当即表示：福建日报社所有同志为教育挽救失足青年所做的一切确实令人感动，本着与时俱进的工作方法，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的前提下，同意对小甘实施取保候审。
——社会各界的赞誉，真的令我诚惶诚恐。
我心里明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平凡普通如我。
过去、现在、将来，我都是平凡普通地生活着。
１３日，福建日报社在第７版刊发了特别报道《刀尖下的抉择》，报道了小甘事件的全过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不少读者来信来电表达心声，他们为小甘在饥寒交迫之时作出的越轨行为所忧虑，更为小甘的悔过自新感到欣慰。
厦门的黄女士说她是含着眼泪读完这篇报道的，而且连读三遍。
她称"感谢王记者的爱心，在刀尖下挽救小甘，把他从失足的边缘拉了回来。
" 随后，多家全国有影响力的报刊纷纷予以转载，《中华新闻报》还配发了题为《爱心写就完美报道》的评论员文章。
在《北京晚报》对小甘事件进行报道后，一位不肯留名的北京读者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信中写道："我是一名两劳释放人员，您的举动令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我想我应该提醒自己做个好人，做个对人对己有帮助的人，做个守法的人，做个宽厚无私的人……我决定过完春节就想办法做点事，以求慢慢地发展起来；以后我再穷，也不会去偷去抢，或做危害他人的任何事。
"我的心潮久久不能平息，我真的很开心，为又一个迷途知返的心灵。
从雨夜遭劫至今小甘事件已历经两个多月，应该说除了最初的恐惧之外，我有的只是感动：感动于报社同仁及领导为小甘的成长所付出的努力，感动于社会各界对小甘一家及我本人自发、热切的关注。
所有的感动不能一一回应，我会铭记在心。
我深知，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小甘一家还有一段很艰难的路要走，我会尽我所能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因为我对小甘有过承诺。
作为一名平凡普通的党报女记者，我希望自己能够一如既往地在群众工作部热线新闻的岗位上为老百姓、特别是那些有疾苦的老百姓切切实实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