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稳定观]
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一难题。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在纵览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形势，深刻洞察中国近现代发展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特的社会稳定理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邓小平这一思想，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顺利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的稳定思想，由来已久，它萌发于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8年8月他写给中央和毛主席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就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领导全国财经工作，这时他特别强调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同时，针对高饶反党联盟问题，在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和1956年9月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他都特别强调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他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1]。
根据这一精神，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员义务的规定中，增加了新内容，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邓小平深知社会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主要做的就是对各方面秩序的整顿，以恢复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总参干部会上就军队问题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3月，就铁路部门的问题他又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把闹派性的头头调开。5月，就钢铁工业的整顿，他再次强调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过去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可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关于这一点，1987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2]但随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然而，这一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展开。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
2“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当时各项工作刚开始走上正规，但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势力还很大。林彪、“四人帮”和“文革”中打砸抢的残余势力，从极“左”出发破坏改革开放。同时，伴随思想解放，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西单墙”的一些右翼势力，这些人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企图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污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宣扬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
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对整个80年代工作都极具指导性的长篇讲话中，总结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多的工作，展望了80年代的任务，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进行集中系统的阐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又一次集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稳定问题。他把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作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并行的两个轮子，认为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3]第三次是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1989年春，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风波，在首都北京，动荡最后还演变为政治暴乱，严重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邓小平对这一事件自始自终给予了高度重视，支持中央采取坚决行动平息动乱。他用了“压倒一切”、“最高利益”等词语来说明稳定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并明确表示：中国不允许乱，同时还阐述了与稳定有关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以上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愈加强调稳定。那么，社会稳定对于当代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综合邓小平的论述，主要有：
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有赖于世界，但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邓小平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是制约战争的力量，但这一力量现在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作用会更大。中国还是个巨大的市场，只有稳定，外国投资者和商家才有来此赚取利润的机会。因此，“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2]如果中国出现内乱，“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2]所以，中国保持稳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4)稳定更是历史教训的总结。
作为一个久经风霜的伟人，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是一部遭侵略、受屈辱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人瞧得起中国。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结束了内忧外患、动乱纷争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贻误了发展的良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这二十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2]而这一时期是世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时期，许多国家抓住机会，加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关于稳定，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及“文化大革命”。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3]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2]“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2]“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2]“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2]等等。邓小平多次说过，之所以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无疑也是这一总结的结果。
3稳定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据粗略统计，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以前较少使用稳定一词，即便使用，也多指某一方面的稳定，用以指国家稳定则是在1984年6月30日会见日本友人时，他用了“中国稳定不稳定……”这样的表述方式。但这并不是说直到这时邓小平才有国家稳定的思想，在此之前，他大多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词来表达国家稳定之意。后来邓小平越来越多地使用稳定这一概念。邓小平所理解的稳定是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1)政策稳定。这主要指党和国家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的论述是相当多的。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说：“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2]针对1989年的政治风波，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2]因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所以，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
(2)文化稳定。文化稳定主要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并以这样的思想武装党和人民，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针对“文革”后社会上存在的否定毛泽东的思潮，邓小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到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同其伟大的功绩相比，只能是第二位的。“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3]“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2]所以，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旗帜，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同时，还必须对全体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只会导致国家一盘散沙、全面内乱。
(3)社会稳定。这里是指狭义的社会稳定，主要包括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状况。社会风气是指某一时间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和偏好，它主要包括党风、军风、民风、学风，因为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故最重要的是党风。邓小平认为，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遗毒很深，因此，“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2]至少要抓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要从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抓起，要在他们中大力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3]把他们培养成为忠于祖国和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并专心致志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社会治安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关系到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晴雨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一度犯罪率上升。对此邓小平认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2]“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2]“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2]对那些屡教屡犯的累犯，贩卖妇女儿童的，搞反动会道门活动的，以及经济犯罪特别严重、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都要依法判死刑，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他始终强调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他说，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4)国际稳定。1987年3月邓小平曾说，实现现代化，“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国内稳定与国际稳定一向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想有一个安定的国内建设的局面，自然少不了和平的国际环境。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3]当时主要着眼于从1980年到2000年实现“小康之家”，所以希望能获得二十年的和平。1982年8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他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3]这时，邓小平已经有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所以他认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不是在讲空话，它完全是出自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的需要。后来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他多次重申这一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他提出了诸如“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稳定国际局势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