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死在拍摄电影过程中”|我愿意电影拍摄地
2012年1月24日晚，希腊著名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遭遇一场车祸，随后不治身亡，享年76岁。
安哲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剧情片创作，80年代中期前的作品大多涉及希腊内战和军政府独裁，探讨权力和历史的伪装，追究人如何受困于历史的变动；其后，更多转向“呈现人内在与外在的放逐”；90年代后，其作品较多关注“边界（隔离与沟通）”的主题。
他曾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译者”：“翻译来自远方的声音、情感和时间的人。
当我感受到它们的时候，除了吸取它们我别无选择。
” 在安哲身后，希腊仍是一个充满分裂和危机的国度，欧洲正遭受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挑战，而时代的急剧变动，每天都在把无数充满灵性的人变成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数字，甩入流离失所的困境…… 在这位导演的作品和人生中，一直有问题的部分答案。
《永恒的一日》的海报中，诗人亚历山大回到记忆的深处中与故去的妻子拥吻，身后，现实中的自己在水边踯躅。
安哲的影片中多有类似的意象和情绪：现时与往昔在连续的时空里不期而遇。
他喜欢让这一切发生在冬季，被海包围。
“马其顿的旷野和萨罗尼加港口的晨雾让我着迷，我喜欢在这样宽广的空间里做自己的梦”。
“通常在公路电影中，人物是毫无目的地从一处走向另一处，而在我的电影中，这些旅程总有一个目的。
比如在《塞瑟岛之旅》中，旅程通往梦中的想象之岛，亦是宁静与幸福之岛。
《雾中风景》中的孩子是为了寻父。
《鹳鸟踯躅》中的记者的旅行有着明确的原因：他要努力揭开失踪政治家的神秘面纱。
在《尤利西斯的凝视》中，穿越巴尔干的整个旅行是由寻找一些丢失的电影的愿望所驱使的。
” 年轻时，安哲曾经以父亲生病为由，退学入伍，在两年的军队生涯中，借着各种任务，游走了希腊各地，后来又在朋友的捐助下去往巴黎学习电影……在他的影片中，囚徒和流浪者是对立的两种角色。
《雾中风景》中，铁丝网里的精神病患者挥舞着双臂，说自己是一只海鸥，“那你为什么不飞呢？”“下雨了，我的翅膀会打湿。
”那个人回答。
要么在笼内回忆幻灭的梦想，要么走出去，成为永恒的流浪者，安哲选择了后者。
“我对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非常敏感，我对梦想和梦想的破裂也非常敏感。
”安哲说。
他的第一部剧情片拍摄于1968年，马克思主义在他生命中留下了深重的痕迹，“就我个人而言，我最美好的梦想都是在左翼理想中萌发出来的。
”但意识形态的冲突、内战和梦想向极权的蜕变，都让他窥见了一道道伤口。
“许多年来，人们一直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即这个世界可以且应该被改造得更好，然后变革世界的双方就会使用暴力手段彼此倾轧。
我们这一代人被这种暴力冲突残忍地伤害了。
”但他一直不放弃自己梦想家的本色，“我仍认为只有乌托邦主义者能够改变世界，引领我们向前。
” 这是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生前与家人在克里特岛度假时宁静的一幕。
这里是他父亲的家乡、一个属于神话的地方，“我的父母在阿波罗神像和奥林匹亚之间肌肤相亲，然后有了我，这就是我的神话。
”他说。
但他的影片却是不断消解“神话”，还历史与人以真实的面目，“希腊人亲吻抚摸着死去的雕塑和石头长大，我一直努力把那些神话从至高的位置降下来。
” 父亲的形象在安哲的人生和作品中至关重要――他是一个店主，1944年后的“红十月”期间，共产党人以自由主义者的罪名逮捕了他，而逮捕者就是安哲的亲兄弟。
“我的家庭――与国内其他家庭一样――分成两派：自由派与共产派。
”安哲回忆说，“在他离去之后，我第一次开始写诗。
”――还包括和母亲去广场上翻找几百具刚刚被处决的尸体，以为能寻找到父亲的下落。
父亲被关押在雅典中部的某处，几个月后被放回来时，他不得不徒步历经半个国土走回家。
“我仍记得在街尾与他相遇的一幕，其时孩子们仍在街上玩耍，父亲缓慢地向我们走来。
我跑回家，叫来母亲。
我们已知他将回家，但当我告诉母亲我见着他了，她还是跑到街上来迎接他。
当我们回到屋中，已到了谁都说不出一个字的状态。
我们围桌而坐，一边喝汤一边静静地看着彼此。
我们都想哭，却强忍着眼泪。
” 安哲将这一幕拍进了《重建》开场。
另一个对安哲影响深刻的事情，是小他两岁的妹妹在11岁时的早夭。
“在这一刻之前，我家一直是个正常的家庭。
在这场悲剧之后，一层忧郁的纱罩住了我家。
我母亲流了好几个月的眼泪，悲痛的余吟持续了好几年。
”母亲从此之后，总是穿一身黑衣，“因为她失去了太多。
”安哲说，而打着黑伞、身着黑衣的人，后来也总像某种符号一样站立在安哲罗普洛斯的影片中，微小的身影，如同游移大气里的一丝叹息。
也正是妹妹的去世，让安哲决定放弃按部就班地继承叔叔的律所，而开始频繁地光顾影院…… “我的作品中尽是我童年与青年时的这些特殊时刻，以及其时我的情感与梦想。
我相信这唯一的源泉，我们的全部所作所为都在这里。
”安哲说。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忧郁主义者，并且愿意为了家人而写起“童话”。
《雾中风景》最初的结局，是两个姐弟寻找一个象征的父亲，最后消失在雾中。
安哲把剧本拿给7岁的女儿看，看到最后，她哭了。
她问：“父亲在哪里？家在哪里？”于是，安哲做了改变，让两个孩子看到一棵树，就像圣经中上帝创造的第一棵树。
就像这样，手轻轻一挥，雾就会消失。
” 这是《永恒的一日》中，属于回忆的夏天、大海和舞蹈。
” 安哲热爱明尼利欢腾的音乐片，他的影片里总是有舞会和婚礼，舞蹈时他们身边是密密麻麻的墓碑，婚礼充满了伤心的泪水，在忧虑和压抑这两种语言中，他选择忧虑。
”他说。
“电影唯一能做的就是使时间的流逝变得甜美。
它给人做伴，让我们的生活稍微好一点，那就是好电影、好诗的作用。
你知道人多么经常地尝试改变世界，同样的故事一次次重复，最终他们总是牺牲品，几代人迷失其中。
” 安哲自己的每部作品都是前一部作品的延续，所以，人们永远不会在他的任何一部电影末尾看到“完”这个字。
“要是给这一整部电影起名字，那应该就是‘人类的宿命’，这是我对整个故事的理念。
” 在《永恒的一日》中，安哲使用了一首诗：“那寂静，似乎在说：/冬天溜走之前，船只轻飘的剪影/印刻在骤变的云雾里/斜阳夕照 海边漫步的恋人和春天轻佻的承诺/似乎在说：冬天溜走之前/唯一的遗憾，真是唯一的遗憾/我从未做完一件事/我的计划悬于半空/文字丁零散落……” 在这个冬日溜走之前，他的计划永远悬于半空了。
去年12月26日开始拍摄的新片《另一片海洋》，“聚焦正在经历欧洲经济危机的雅典和希腊，以及那些生活在绝望之中的失业的人们，并追问政客们的责任”。
安哲遇难之时，拍摄已近尾声。
那是1946年或1947年。
他看了平生第一部电影：迈克尔・柯蒂兹的《狂徒泪》。
电影里有一场景是两个士兵押着男主角走向电椅。
他们走着，墙上的影子变得越来越大。
突然，一声喊叫：“我不想死！” “此后很久，这声喊叫萦绕在我的夜晚，久久不散。
伴随着墙上越来越大的影子，伴随着一声喊叫，电影进入了我的生命。
”安哲说。
但电影也最终断送了他的命：2012年1月24日傍晚，在比雷埃夫斯市郊的一条城市快速路上，安哲在试图穿过这条马路（右上图）时，被摩托车撞倒身亡。
他新片的取景地之一在这附近，当时，他打算去探看对面的几所房屋。
他曾说：“如果有幸能选择自己的死亡，我愿意死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
” 去世三天后，安哲获得了国葬的礼遇。
在阴沉的天空下，数千人自发前来为他送行（右下图）。
在传统的希腊东正教仪式中，这位极具创造力的导演被安葬。
但在赢得国内外普遍尊敬的同时，安哲也被许多希腊导演视为敌人，他们认为安哲的名声遮盖了他们的成绩。
“我的国家与我自己之间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
有时我倾向于强烈的批判，许多国人就认为我挡了他们的路，我的个性压碎了所有他者，我的出现令人窒息。
”安哲评论说，“这很正常，尤其在所有的小国中。
” 在安哲的电影中，经常探讨边界的问题，地理的边界、人际的边界、爱情的边界、友谊的边界、一切的边界。
要跨越边界，才能回到家，这个家“不是一间房屋，不是一个国度”，它并不存在，所以才要不断出发、流浪、寻找…… 安哲总是将权力与诗、现实与梦想并置处理。
在希腊陷入经济、社会困境后，他也罕见地接受媒体采访，呼吁希腊敌对党派在这个国家困难的时期携手合作，他的新片更选择处理目前整个欧洲都感棘手的非法移民问题。
“我对明天会带来什么充满忧虑。
”他说。
/ 摄影 / Gueorgui Pinkhass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