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中的几个问题
这是因为；第一，这门学科正处于开始建立的阶段。
自然科学史与科学史已证明，每门学科都是随着研究方法有所突破而前进的。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这类处于诞生过程中的新学科来说，探讨一下它的研究方法，使之从开步时起，便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不走或少走弯路，从而健康而又迅速地发展，共需要更迫切，其意义更重要。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当代的经济，即当代的。
当代人对于当代史，的冲动强烈。
当代史对当代人，意义大，吸引力强。
可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困难特别多。
除了其他因素外，“历史的沉淀时间”短，是客观原因之一，研究者的威情，是主观原因之一。
当代人亲身经历当代事读当代史，既倍威亲切，也因此而鉴别力强，要求高。
如果研究者没有科学的或比较科学的方法，写出的论著不能高于读者目睹耳闻的现象，没有历史的启示作用，便很难使读者受益，满足他们的要求，取得他们的谅解。
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南财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在近五年来研究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个别相关的地方，免不了涉及所见所闻的不同意见，目的是为了引起讨论，得到指正。
; 一 ;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两种情况。
一种意见是，它们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
一见到运用西方国家经济史学者率先使用的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方法等等，便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是违背或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反的方法。
另一种意见是；对于研究经济史来说，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考据学方法，经济计量学方法，方法等等，彼此是平列的，互无关系的，无高下、优劣之别。
可见，在这方面的分歧，涉及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思想或方法论，以及能否和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经济史同行的研究方法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当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
这种国民经济的结构与变化是多方面的，很复杂的。
耍将共讲究清楚需要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
各种方法均有共长处或用处，不能互相代替，从而能独立存在。
研究同一个问题，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证实和加深对同一问题的认识。
研究方法是手段，凡有利于达到研究目的，即有利于揭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规律的一切手段，都应当而且可以使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的研究方法意多，愈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
它们之间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关系。
同时，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来说，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又都是用于研究同一对象。
因而必是一个统一体，不是互无关系的，并列的。
各种方法就共适用范围等方面来说，各自处于统一体中的不同层次上。
它们是有高下之分的。
分清各种方法所居的层次，有利于人们集中注意力于高层次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使人们便于和善于处理处于不同层次的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吸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具体方法。
不明确研究方法是有不同层次的差异，便会将各种方法平列，如将哲学方法论与通用方法、具体方法平列，或认为借鉴西方学者使用的通用方法与具体方法，便是代替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或低估了哲学方法论或指导思想的地位和作用。
这些认识所导致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
在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系统中，居于指导地位的即最高层次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一种哲学方法论。
任何一个或一群研究者，无论本人承认与否，都是以某种哲学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的。
在哲学方法论这个层次上，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来说，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这己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所证明。
马克思思格斯多次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一种研究方法，中南财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成立之初，在讨论研究方法时，一致同意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
为什么耍采用这种理论和方法而不用别的方法，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无须多加说明的问题。
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是中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特点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与他们在那个时期用求实的态度研究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有着重要关系。
没有后面这种研究，不可能知道经济形态是变化的，不断交替的，不可能知道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正确地位，不可能把社会关系归之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之于生产力，即归之于物，不可能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即客观的发展规律。
当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它运用于研究经济学，历史学，经济史学，等社会科学时，便使这些社会学科发生了一场革命，从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变成了科学。
另一部分人则不是。
百余年来，这两部分人都取得了成果，至子成果的性质与大小，则不能同日而语。
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这样的，严肃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1980年访问中国时说；新剑桥学派和近来的学院派都遵循自己的道路，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大体相似的境地。
两派都认为蕴含着它自身崩溃的种子。
她还说，马克思的研究是从长远看问题的，这同长期动态分析有关系，而在现代中，还皮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
在明确了研究方法是一个有层次的统一体和最高层次的方法论之后，关于借鉴国外同行们使用的通用方法与具体方法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这本不应成为问题的，其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两种情况造成的。
第一，有的人把借鉴简单解为搬用，生吞活剥，不论好坏，一切照抄，甚至于把西方国家少数经济史学家用于分析某些经济现象的具体方法，抬高到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或用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主张借鉴，不主张照搬。
外国的经济史学家有各式各样的。
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
我们首先耍了解和鉴别，区分出哪些是科学方法，或具有科学因素的方法，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情况，予以试验，运用或舍弃。
第二，在长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有的人把外国一切经济史学家使用的研究方法，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予以排斥、责难，不屑一顾。
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方法中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高层次，便可以大胆地借鉴外国经济史学家使用的属于中间层次和低层次的方法，对它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改造，把它们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的系统之中，使我们的研究方法成为开放型的，不断发展的、最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