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
文学修辞研究的本土学脉和域外理论，在不同层面关涉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近年国内的研究格局出现了学科分化：语言学界偏重修辞技巧研究，文学界偏重修辞诗学研究，二者的优长蕴含着学科渗融的可能性。学科渗融的文学修辞研究，不应简单地回归本土传统，也不应生硬链接域外理论，而需要立足当代学术语境诠释传统资源，以民族思维审视域外理论及其可操作性。这里既有学科生长对文学修辞研究的整合性要求，也有学科碰撞激发文学修辞研究自我调整的动力。
从宏观的学科背景观察，西方当代修辞学影响力的结构性扩散，导致了修辞学与众多相关学科的碰撞。反映在国内的文学修辞研究中，有两种趋势值得注意：一方面，文学研究进入成果密集阶段，研究主体面临后续的方向性选择，学科的能量转换部分地在文学修辞研究领域重新集结；另一方面，部分修辞学研究从语言学界向文学界突围，通过学科内部的自我调整，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这里既有学科碰撞产生的驱动力，也有学科生长对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的整合性要求。
文学修辞研究的学术空间主要在语言学和文学的交叉地带，与此相应的研究群体自然也主要来自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国内的这两个学界分别在哪一个层面研究文学修辞?不同学科的文学修辞研究呈现为什么样的格局?如何通过互为镜像的比较参照，开发文学修辞研究的生长空间、重建更具包容性的学理结构并探寻技术升级的操作途径?以上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文学修辞研究的完整面貌，是由语言层面的修辞技巧和文本层面的修辞诗学共同支撑的。这样说，既有民族化的传统，也有他者化的参照：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的传统资源十分丰富：从《毛诗序》、《文心雕龙》、《诗品》之类的论著，到历代诗话、词话、曲话，都交织着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双重话语。即便是修辞史家较少注意的评点性文字，也包含了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共在的思想资源。
脂砚斋评点《石头记》之“囫囵语”、“炼字说”，比较多地从修辞技巧立论，但“小说为骨诗为魂”则指向修辞诗学，触及小说话语的诗质以及诗语和叙述话语的交融，道出了小说和诗歌“文体间性”的一种修辞形态。古典章回小说每以“但见／便见／只见”、“正是／真是／却是”、“有诗为证”为话语标记，引出诗体文字写人绘景，把一般性叙述转化为描摹性叙述，作为叙述结构的修辞调整。或者承载评论教谕、警世劝诫的道德语义。“有诗为证”以修辞幻象的形式，暗示语言再现的“似真”世界，消解小说的虚构本质，满足接受者对小说故事真实性的审美期待。“有诗为证”意味着小说家操持另一套话语出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小说的尴尬，同时也有着修辞诗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中国作为诗的国度，诗歌话语资源在小说文体中的显影，透露的正是“小说为骨诗为魂”的接受取向。这种民族化特征明显的话语方式，在西方小说中较少见。公元前6世纪以前，古希腊文学作品以诗体为多。小说文体兴起后，西方小说对诗语的接纳，不像中国古代小说中那么常见，更不像后者中的诗语那样承担着重要的修辞功能。
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互相缠绕的传统学脉，不仅见于可以观察到的文本现实，也见于深隐层次的文学思维和宏观的文化结构。
中国贬谪文化和贬谪文学中的“弃子一逐臣”现象，似可在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双重意义上解读：从弃子到逐臣，是行为主体从被父母抛弃到被集团驱逐的修辞性置换。“弃子一逐臣”，是家庭行为向朝廷行为泛化、家庭权威向社会权威泛化。原属家庭伦理的弃子行为，转换为政治范畴的逐臣事件，进入文学书写。逐臣悲凄的生命呼喊响彻着对朝廷的忠诚，弃子泣血的低吟流贯着对父母的依恋，二者可以纳入一个同源相似的结构性隐喻之中。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芳草美人”喻象，也需要在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双重意义上解读：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卜算子·咏梅》)，都是男人“他者化”的修辞设计：自喻求宠的女性，重新出场，为自己重建一个与君主对话的空间。重建对话空间基于以下认知图示中的修辞结构：
美人迟暮→壮志难酬。
美人见弃但矢志不移→请缨无着者的精神苦恋。
这个修辞结构不仅仅是修辞技巧层面的相似关联，更有着修辞诗学层面的“模式”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使用较多的一个术语是“修辞术”。智者学派定义的修辞术，是“说服的技巧”，这可能导致误解：亚氏所说的“修辞术”=修辞技巧。
《修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另一本著作《诗学》对于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理论边界界定得并不分明，作者把修辞学和诗学都归入创造性科学。这或许透露出一种信息：在他看来，二者之间存在某种理论纠葛。道格拉斯·基尔近期的研究也许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作为两部著作问世，会导致人们以为这两个学术文本分属不同的知识范畴。他为此撰文《由诗学到修辞学再走回来：文学与话语》指出：《诗学》探究文学话语的类别、元素、技巧和诗歌体式的本质，《修辞学》研究话语；亚里士多德所谈到的修辞问题有助于文学研究，接受过文学训练的学生更能发挥技巧来改善话语。基尔进而分析莎士比亚剧本的修辞技巧和香港媒体豪宅广告的诗学意味，说明《修辞学》和《诗学》的理论关联及其在“后读写时代”的意义。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诗学》，其研究对象有别：前者研究话语，后者主要谈悲剧，对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深度各有侧重，《修辞学》对修辞技巧的关注多于对修辞诗学的关注，这不等于说《修辞学》只谈修辞技巧而不涉及修辞诗学。
这种研究格局进入文学修辞研究，发生了逆向性变化：随着西方叙事文体的发展以及修辞研究向文学叙事延伸，使得域外的文学修辞研究对修辞诗学的关注开始多于对修辞技巧的关注。
从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关注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修辞关系，到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强调“修辞是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再到保罗·德曼的《阅读的寓言》通过修辞性阅读实现文本自我解构的寓言化，它们虽然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显示一个共同的倾向：文学修辞研究对修辞诗学问题的关注，多于对修辞技巧的关注。“北大演讲丛书”之一、加拿大学者高辛勇的《修辞学与文学阅读》，正是在修辞诗学的意义上使“修辞”和“文学阅读”走出了技巧层面。巴赫金的《长篇小说的话语》也表现出对“淹没在修辞的细微末节之中”的“书房技巧”的不信任感。还有一部著作不能不提：那就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书中告诉我们，本真的历史如何通过历史叙述成为修辞化的历史。这本书作为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对文学修辞研究同样具有启迪意义。如果说，怀特论证了“历史想象”的结果是“修辞性的”，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推断则是“文学想象”的结果更是“修辞性的”。在怀特的表述中，“文学性的”、“修辞性的”、“诗。
性的”常常互相指涉，这本身也说明：怀特所说的叙述的修辞性，语义指向修辞诗学。
参照本土学脉和域外理论，原本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共同支撑的文学修辞研究，在中国当代的学术走向中走出了两条技术路线——。
中国文学修辞研究的学科分化，有学术评价和学科体制等多方面原因，也有研究者主观认识的依据。
在国内语言学界和文学界，文学修辞研究的关键词“修辞”，存在着概念内涵与外延上的区别。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对W.C.布斯《小说修辞学》的阅读反应，似可佐证。
比较中国语言学界和文学界对布斯《小说修辞学》的评价，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者在理论选择方面，体现出不同的学科倾向。
在修辞学家的眼里，任何一段话语都包含着作者的意图、话语的意义以及读者对话语的反应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的关系表现为作者力图运用一切手段组合话语，以便使读者的反应纳入创作意图的轨道。用柏克的话说，使作者与读者在理智、情感和态度等方面取得“同一”。布斯正是以作者、话语和读者三者的这种相互关系为基本论点来研究小说修辞学的。他把小说和史诗这类语言艺术视为这样一种话语形式：读者对作品的分析、理解、评价与欣赏时时处处受作者的控制。作者用以左右读者的反应的一切手段属于修辞技巧，是小说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最关心的问题，是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修辞关系，亦即作者通过作为技巧手段的修辞选择，构成了与叙述者、人物和读者的某种特殊关系，由此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他把该书取名为《小说修辞学》，并不是去探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措辞用语或句法关系，而是研究作者叙述技巧的选择与文学阅读效果之间的联系，这便回到了古希腊的修辞学本义上去了。
《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明确表示：“作者用以左右读者的反应的一切手段属于修辞技巧，是小说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小说修辞学·译序》强调布斯并不是探讨小说的措辞用语或句法关系，而是研究作者叙述技巧的选择与文学阅读效果之间的联系。所谓“回到了古希腊的修辞学的本义”，表面上是重返亚里士多德，但它更多地是在诗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论辩与演讲技巧的意义上回到古希腊的。因此，《小说修辞学·译序》将《小说修辞学》视为现代英美文学批评和小说理论的重要文献。
文学修辞，是指向修辞技巧，还是指向修辞诗学，对此国内语言学界和文学界的同类研究各有所重。二者的学术目标、技术路线、学术面貌、成果流向，有较明显的学科特征。
(二)模式1：语言学界偏重修辞技巧的文学修辞研究和巴赫金的批评。
1 学术目标：透过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现象，发现并解释语言学问题。
以文学文本中的称谓研究为例，台湾学者郑阿财从九篇敦煌变文中28处使用的“阿婆”，考察构词、词义及唐代称谓词的语用表现；崔山佳分析明清白话小说和明代戏曲中“嫂子”、“干娘”、“亲娘”、“哥”等几个称谓词，补充未收入词典的义项；范崇高考释《搜神记》中九个称谓词语，修正辞书和古籍校注中的相关失误。从发现并解释语言学问题的角度说，这些论文是高质量的。但是这些称谓的修辞功能是否从句子层面向文本层面扩张?是否对文学文本的叙述结构产生影响?模式1的研究一般不涉及这些问题。以解释语言学问题为学术目标的文学修辞研究，固守着自己的学科边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话语语言学研究延伸到了文本的篇章结构，但其学术目标仍然是解决语言学问题。如郑庆君的著作《汉语话语研究新探——(骆驼祥子)的句际关系和话语结构研究》，以“句段”为基本单位，考察《骆驼祥子》的关系系统、描写系统、照应系统、比较系统，采用的是语言学的方法，得出的是语言学的结论，这从全书目录、概念术语、结论等可以看出。至于语言学结论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和支持文学修辞研究，此书和模式1的同类研究通常留着应解释而未解释的空间。
模式1分析的起点和落点都在语言。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中，多分析文学文本的佳词丽句，如“三仙姑”的脸“像驴粪蛋下了霜”(赵树理)、葛郎台的头发“像黄金中掺着白银”(巴尔扎克)。有些佳词丽句作为话语经典，确有言语运用的示范意义。模式1在这方面一般语感敏锐，落实到文本的话语分析时，往往十分精细，对语言学理论的自身阐释深入而到位。台湾学者竺家宁认为，语感经验丰富的语言学者，“可以看到一般人未注意到的言语特点，正如‘庖丁解牛’，面对一篇作品时，他眼中所看到的已非‘全牛’，而是一块块的语言片段，有机地组合起来”。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语言学界的主流立场。
3 学术面貌和成果流向：突出语言学面貌，学术反应主要在语言学界。
模式1的学术面貌具有明显的语言学特征：偏重修辞技巧，长于语言分析，疏于文本驾驭。发现问题的角度是语言学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语言学的，参考的同类研究成果主要是语言学的，最终的目标指向也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流向语言类学术期刊或综合期刊的语言学栏目，影响力主要在语言学界，较少引起文学界的注意，较少被文学界引用。文学界的学术刊物较少发表、转载、转摘这一类成果，文学界也较少关注、较少引用这一类研究成果。“语言世界一语言世界”的技术路线，不支持此类研究成果流向文学界的学术期刊。基于语言学学科经验的文学修辞研究，较少考虑文学界的接受反应。
我们不必要求模式1的文学修辞研究一定要考虑文学界的反应。但是，处于文学和语言学交叉地带的文学修辞研究，如果完全不考虑文学界的反应，或较少进入文学界的阅读视野，可能多少有一点遗憾。特别是，当文学修辞研究的语言事实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料，同时又是文学文本结构的修辞元素时，如果仅仅分析文本中的语言事实，而不考察这些语言事实如何支撑了文本生成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本的修辞结构，就可能会关闭很大一部分解释空间。
模式1的文学修辞研究，其学科分工、学术分工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追根溯源，可以从索绪尔的知识体系里找到理论支撑。
一方面，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的区分，以知识的权力，规定了语言界认同的自然语言研究和文学语言研究的学术分工：前者研究的对象是“语言”，后者研究的是自然语言进入文学语境的功能变体——文学语言，它属于“言语”而不是“语言”。
另一方面，索绪尔关于符号“所指”／“能指”的区分，以知识的权力，规定了语言界认同的文学修辞研究的学科分工：文学研究文学作品的“所指”，语言研究文学作品的“能指”。按竺家宁先生的划分：文学符号的“所指”包括作品的情节、内容、情感、象征、人物塑造、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的意象、写作背景、作者生平等；“能指”涉及诗文格律、用韵，以及修辞学里所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