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的动机
摘 要：近年来美国频频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的动机复杂：其中至少包括了美国政府希望中国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制造业团体希望减少失业、政客希望借机获得选票、政府希望借此推卸责任；部分美国当权者希望扰乱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以限制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挑战等。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失业 2002年以来，美国社会各界不断提出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和浮动，其主要借口是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使中国商品在美国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增加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但事实和理论均证明无论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增加还是其贸易逆差增加都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必然联系，并且美国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中得到的利大于弊。另外，即使人民币随美国所愿，可能会减少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但难以减少美国总体的贸易逆差，并且美国为从国外获得同样的产品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既然如此，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的动机何在？ 一、美方希望中国分担美国经济的调整成本 当前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为6%左右、美国的净外债占GDP的比重为25%左右，其对美国经济的不利之处尚不明显。但其如果持续增加，美国则难以承受，因此美国希望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和贸易逆差。 解决的思路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美国减少消费、扩大储蓄，以减少储蓄—投资缺口，具体而言就是要减少结构性财政赤字，并争取做到盈余；另外要采取激励措施，促使美国家庭增加储蓄。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金农（McKinnon， 2006）和史宾斯（Michael Spence ，2007）等诸多经济学家的共同观点。另外一种就是美元贬值或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Bergsten，2004，2005a），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萨（Michael Mussa， 2005）等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决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问题，美国仅仅减少支出是不行的，美元必须大幅贬值或者其他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大幅升值，他们认为全球应该共同承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另外伯南克（Bernanke，2005）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不是“美国制造”的，而是全球储蓄过剩的结果，是全球过剩的储蓄不断流入美国造成了美国储蓄率的下降，由此他也认为其他国家应该承担美国经济失衡的责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对比两种解决思路，第一种可能会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这是美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第二种通过美元贬值由全球共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肯定是美国政府所希望的。因为，在美元信用本位制下，美元在可控的情况下贬值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美国的出口，又可以减少美国的外债负担，甚至可以趁机打压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美国何乐而不为？历史上，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间，美国均曾有意识地利用过这种“汇率武器”，结果是美国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其它国家共担解决成本。如果其它国家处理不当，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其经济增长将长期陷于困境。 伯格斯坦（Bergsten，2005b）认为2002年以来，欧元、加拿大元等货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但东亚国家货币却没有承担升值的任务；东亚国家货币没有升值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币没有升值，这导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不愿升值，因为其担心因先于人民币升值而丧失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因此伯格斯坦要求人民币升值。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要求全球共同承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 简言之，美方希望全球共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中国没有按其所愿将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浮动，因此某些美国人士认为是中国阻碍了美国经济调整的步伐，故频频对人民币发难。美国的这种行为完全是霸权主义的表现。 二、美国相关利益集团存在各自的诉求 在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股主要势力是美国的制造业团体和代表其利益的政客，前者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和劳联—产联等，后者包括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ehumer）以及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主席、伊利诺伊州共和党议员曼佐罗（Manzullo）等人。 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1960年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利润额占所有公司利润总额的47%，制造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占整个就业市场的31%。而到1998年，这两项指标分别降到了26%和15%，降幅分别为45%和52%。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也从1960年的27%下降到了1997年的17%。进入21世纪以来，制造业面临的危机更加严重，失业率不断上升。2003年，美国6.4%的失业率中，制造业占到90%。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美国当前的最大贸易顺差国，便成为了美国制造业失业增加的替罪羊。美国国内以制造业集团以及工会组织为主的利益集团逐渐将美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推到中国身上，认为主要是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包括人民币过度低估、各种出口补贴、出口退税政策）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国应该为美国的制造业下滑以及失业问题负责。譬如2003年5月，全国制造商协会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总裁、健全美元联盟两主席之一的瓦格(Frank Vargo)在《亚洲货币操纵监控报告》中称美国制造业正在衰退，自2001年3月以来已经流失了220万份工作，被低估40%的人民币是“罪魁祸首”；劳联—产联公共政策部助理主任Thea M.Lee（2003）于2003年9月25日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作证，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达40%以促进出口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并停止聚集美元外汇。她敦促美国政府采取包括向WTO提起诉讼在内的一切手段，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信号，不再忍受其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行为。Peter Navarro（2007a,b）也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包括汇率低估、出口补贴、进口歧视等）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工人大量失业。 与上述指责遥相呼应，美国国会中提出了大量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譬如：2003年7月16日，参议员舒默第一次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他认为中国有意保持人民币的低汇率，使其出口更便宜，让美国、特别是纽约州的制造业失去了众多工作机会。随后几年，舒默通过各种方式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浮动。2005年4月6日，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中国自由贸易法案》，要求中国在6个月内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否则将对出口到美国的所有中国内地产品征收27.5%的关税。该案终以67：33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众议员Duncan Hunter和Tim Ryan紧接着在第二天提出《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H.R.1498)，得到了145名众议员的支持。法案认为中国政府“操纵货币”是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敦促布什政府以立法形式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改变人民币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改变美中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其2006年11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称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直接依赖于政府对人民币价值的严格控制，操纵货币的后果是其巨大而不断增长的中国对其余世界的贸易顺差。2007年7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同意共同支持对中国商品进行贸易报复，以敦促中国政府同意人民币升值的一项法案。 面对美国国会和制造业界的压力，布什政府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浮动的态度逐渐明确和强硬。以2003年9月初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访问北京为序幕，布什政府展开了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更加灵活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斯诺访华要求人民币升值后不久，他又借举行七国会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机会，串联各国游说中国重估人民币汇价。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0月，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委任一名全职的、永久的金融特派员，常驻北京以监督中国的汇率政策和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