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与模式：微观行为主体的视角（下）
命题3：在通过农村产业升级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的过程中，现代工业部门的投资企业在追求税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L和ω的选择与本地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渴望转移就业的诉求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供需匹配。
将政府所确定的最优均衡税率代人投资企业L和ω的最优反应函数中可得到投资企业所雇佣劳动力和支付工资的最终表达式。即代人(14)和(15)得。
通过对上两式的代数运算可以得出＜0和＞0，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转移诉求的渐愈强烈，肩负着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工业部门投资企业遵循税后利润最大化的准则调整最优雇佣劳动力数量和工资率。选择的结果是随着b的增加，企业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同时降低工资率。由于x=(1—bu)ωg，若其中b较大，意味着农民对就业于传统农业获得的工资打上的折扣也较大，对农业工资评价降低，投资企业可以保持高于这一评价的基础上降低工资支付同时增加所雇佣劳动力以追求税后利润最大化。
此结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如命题中所指出的企业对L和ω的选择与本地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渴望转移就业的诉求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供需匹配，也就是说通过发展农村工业能形成对农业、农村的有效反哺。目前，我国农业、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同时在致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农民摆脱传统农业禁锢、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此时，发展农村工业正适时所需，而且工业部门也会相应扩大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尽管转移的劳动力承担了工资率一定程度降低的代价；另一方面，结合命题＜0，在b增加时，政府顺应民意降低税率以吸引更多数量的投资企业。因此，本地区农民转移就业的愿望可以同时通过个别企业扩大雇用劳动力数量和增加当地投资企业的数量两个途径得到满足，并且随着这种愿望的增强，两条途径都会做出调整以增加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所以，我们得出通过发展农村工业产业对实现劳动力转移供需的完美匹配。虽然，在这一匹配实现的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工资率降低了，但仍然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这一点可由ω=＞x看出。以ω＞x为基础的相对低的工业部门工资而更大规模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获得转移，对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许多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处于初期以及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的状况极具指导意义。
同时，在这一匹配实现的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市场机制的巨大作用，通过雇佣更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和支付高于传统农业工资的工资率而实现的“自然反哺”过程，强制性反哺随着税率t的降低而相对的弱化。因此，在解决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应该是主导性的。
命题4：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取心理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随着这种心理的增强，通过政府和企业的策略互动调整，使得在工业部门获得较高工资率的“自然反哺”收入、“强制性反哺”的税收收入与单个投资企业的税后利润同时增加。
政府面对强制性反哺的税收收入为T=t(Y—ωL)*N(t)，较高工资收入的自然反哺为B=(ω—x)L*N(t)，将∏*=Y—ωL=、ω=以及N(t)=代入T和B中整理得到：
通过对式(24)、(25)和(26)的观察和运算，容易得到＞0、＞0以及＞0，即政府税收收入T、高出传统农业的工资收入B以及企业利润∏三者都与b成正向相关关系。在＜0情况下，随着农民转移就业愿望的增强，政府顺应民意降低税率，虽然对单个企业所征税收相对减少，但却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企业从而有更多的企业纳税，最终用于强制性反哺的税收收入不降反升。同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随着^的增加，投资企业做出降低工资率增加雇用劳动力数量的调整，最终税后利润也增加。单个企业雇用数量增加的同时投资企业数量也在增加，满足了农民^增加的诉求，代表自然反哺的高出传统农业的工资收入B也最终增加。＞0、＞0以及＞0进一步验证了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借此形成的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具有符合市场机制的可行性以及供需匹配的完美性。
中国农业、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所在(林毅夫，1994)，因此顺利实现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核心机制，政府和企业是该核心机制运行的行为主体。中国工业反哺农业基本模型的构建立足于中国农村产业升级发展，通过对微观行为主体政府与工业投资企业之间互动行为分析，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强制性反哺”和“自然反哺”两条反哺路径，相对强调了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下的自然反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