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新闻史上的丰碑] 被誉为寓言史上三座丰碑的是
邓拓（１９１２年～１９６６年），是我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
１９１２年邓拓出生在福建闽侯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酷爱文学艺术，１９３０年，１８岁的邓拓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从此邓拓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年后，他被调到当时的机关报《抗敌报》（１９４０年，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做报社主任，后又任社长、总编辑等职，在抗日的炮火中为党的新闻事业留下了许多佳话，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楷模。
解放后，邓拓又先后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虽然这一时期时间不算很长，但是邓拓还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民日报》的发展鞠躬尽瘁，为宣传新中国建设的方针和策略，为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呕心沥血。
邓拓的大半生都活跃在中国的新闻战线上，我们有责任记住他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记住这位充满悲剧色彩的英雄。
一、解放前的烽火岁月里 邓拓领导《抗敌报》和《晋察冀日报》时期，外部面对的是敌人不时的扫荡和封锁，内部是各种办报资源的缺乏，但他们总是能千方百计想出办法来解决。
面对敌人的封锁和扫荡，邓拓提出“游击办报”的思想，敌人一来，他们马上把各种设备藏起来，敌人一走，又把设备挖出来继续工作。
１９４１年，在一个小山村，他们七次埋设备又七次挖出，与敌人周旋，坚持印报３２期，留下了“七进七出”的办报佳话。
有的时候报社需要转移，邓拓同志就骑上马，挂上枪，走在队伍的前头，指挥队伍转移。
当时的艰苦条件今天我们难以想象，但是他们从未放弃，一直坚持报纸的印刷和发行，在报纸上吹响战斗的号角，鼓舞解放区的人民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
邓拓同志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作为报社的社长、总编辑，邓拓同志认真贯彻我们党的一贯办报作风，那就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党办报”方针，邓拓专门为此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积极贯彻“全党办报”》的文章。
作为报社的领导，他还写了多篇社论、时评，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与对敌斗争，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战斗的热情，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在“群众办报”方面，邓拓一向认为，报纸的源泉在于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抗日根据地的报纸之所以能够办下去，离不开群众的支持。
邓拓认为要正确贯彻“群众办报”，必须要有群众内容、群众形式和群众写作，即报纸的内容要反映群众的生活，要用群众喜欢的手法和表现形式，要多吸收群众写来的新闻作品。
当时，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开辟了副刊《老百姓》，把发生在老百姓中的趣事等记入其中，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邓拓特别注意吸收群众的来稿，在各县、区都有报社的通讯员，当时影响比较大的“陈珠妮遇害事件”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来稿中选出来的。
这篇来稿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邓拓妻子的丁一岚，他们最终结为伉俪也成就了一段佳话。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是依靠“两杆子”来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一个是“枪杆子”，即武装斗争；另一个就是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他们用自己手中的“笔杆子”记录下了那段抗战的岁月，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
二、建国后领导《人民日报》的日子 解放前夕的１９４８年，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和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党中央决定把《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合并，统称为《人民日报》，由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报名，这就是《人民日报》的前身。
１９４９年秋天，邓拓受命主持中央机关报的工作，开始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解放前游击办报的岁月锻炼了邓拓，才思敏捷的邓拓在领导《人民日报》的日子里，忠实地听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安排，以报纸为阵地，写出了许多重要的社论、时评，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宣传新中国建设所取得的成绩，鼓舞人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实践中。
新中国刚刚建立，各方面的情况非常复杂，面对这样的情况，邓拓同志用自己的一支笔为党、为国家鼓与呼。
１９５０年，一场关于“谁领导了五四运动”的争论开始了，很多人思想并不统一，４月２９日，邓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谁领导了五四运动？》的社论，社论以很多实例论证了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了五四运动。
至此，争论渐渐平息了下来。
《人民日报》非常重视抗战的宣传工作，专门开辟了《抗美援朝》专版。
当时著名作家魏巍采写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传到《人民日报》以后，邓拓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决定为它破回例，把这篇通讯以大字标题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要知道，这个位置以往要么是社论，要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务新闻，发这样的文章还是第一次。
文章发表以后，影响非常大，鼓舞了前方的志愿军战士，也鼓舞了中国人民支援前线的热情，全国人民捐钱、捐物，多劳动、多增产，以实际行动来支援前线。
１９５６年５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针对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６月１９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次谈话内容。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这一方针。
《人民日报》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总编辑邓拓的主持下，开始了著名的“《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大改版”。
那篇改版的社论《致读者》，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改革宣言，一是要扩大报道范围，不仅报喜，也要报忧，也就是要在报纸上开展公开的批评；二是要开展自由讨论，一张报纸不可能全知全能，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气，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即使是编辑部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讨论；三是改掉生硬、枯燥、冗长、空洞、武断的党八股，力求做到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可让读者看了只想打瞌睡。
《人民日报》言行一致，组织几百位科学家在报纸上参加有关“百家争鸣”的讨论，副刊上还刊载了以前少有的杂文、喜剧等题材，邓拓同志还邀请萧乾同志为副刊顾问，帮助充实文艺作品，并组织作家来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
这次的新闻改革在党的新闻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人民日报》在短时间内呈现了活泼新鲜的文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在鼓励争论的同时，邓拓同志认为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在“鸣放”问题上要有一个度，要谨慎行事。
然而此举却使邓拓离开了《人民日报》的领导岗位，１９５８年９月，邓拓被调离《人民日报》前往北京市委工作，结束了他２０年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历史。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邓拓同志被“四人帮”迫害，在家中含冤去世，终年５４岁。
邓拓的一生并不长，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国后整整半生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党的新闻事业，他不愧是党的新闻史上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参考文献： １．王霞：《“民族的号筒”――邓拓与〈晋察冀日报〉》，《军事记者》，２００３（１１）。
２．王新志：《“谁是最可爱的人”诞生拾絮――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五十周年访魏巍》，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０．１１．７。
３．彭明：《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的若干情况》，南方网。
４．余焕春：《“文革”前的人民日报》，《百年潮》，２００４（５）。
５．舒展：《铁帽压顶》，《五柳村人物记事》。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