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眼中的中国：赞美、迷恋及批评

1253年圣方济会传教士鲁不鲁乞来到中国西北边界的蒙古都城哈拉和林，他呈交给路易九世的亚洲报告成为第一份用欧洲文字写下的中国见闻。真正激发起欧洲人好奇心的是鲁思梯谦根据马可·波罗的口述写下的长篇游记。仁厚而独裁、幅员广大、贸易繁荣而且高度都市化的中国，让刚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人羡艳。其诡秘的奇风异俗、黄金、香料、宝石和瓷器，更让1490年代的哥伦布禁不住用笔圈住一个叫“汗八里”的城市，写下“商机无限”几个字。

汗八里是当时的元大都。欧洲与中国刚刚开始的接触随着蒙古王朝的灭亡和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被阻断。直到250年后，葡萄牙、西班牙的传教士及商人涌入中国沿海，新一波中国热再次燃起。

多明我修会的克路士1556年到过广东，他在关于中国印象的书中，谈到妇女缠足、饮茶、鸬鹚捕鱼以及酷刑，并提到印刷术在中国已有900年历史。随后，利玛窦的中国手稿在欧洲出版。他将中国描述成儒家道统下一个辽阔、统一、有次序的国家，称赞孔子是异教徒哲学家里的佼佼者。在很少的批评文字里，提到中国人缺乏逻辑法则的概念，中國科技将会落后于西方。而对中国无比热爱的闵明我则赞美中国是宇宙的中心，最荣耀的帝国，认为中国人善于模仿，“所有欧洲货物，只要他们看见，就能仿制得惟妙惟肖”。

明亡后，清政府允许西方使节前往北京。荷兰、葡萄牙、俄国使节团关于中国的官方报告被史景迁称为写实之旅。马戛尔尼勋爵曾代表英王乔治三世于1793年觐见83岁的乾隆皇帝，他眼里的乾隆和蔼可亲。像其他外交官一样，他对于跪拜礼仪的不满与对中国的赞美都不吝惜语言。结束中国之旅时，他却感到心力交瘁：清廷根本不在乎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之心，他们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走进皇宫和都城的外交官们感受到双方鸡同鸭讲般难以沟通。

然而此时，在18世纪的欧洲，流行的却是一股“中国风”。戈德史密斯笔下的中国主人公发现英国人居然自以为比他更懂得中国。亭子、宝塔、中国式园林、拱门、扇子、中国人物，装点着唯美纤柔的洛可可风格，也成为欧洲小说、戏剧舞台上风靡的时尚意象。

从17世纪末开始，西方思想家意图把中国纳入全球知识系统，为中国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具有天生的道德感，儒家思想已形成天然的宗教；伏尔泰赞美儒家道德的优越性，在《风俗论》中他指出，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艰深的文字导致中国发展停滞不前；孟德斯鸠说中国社会缺乏荣誉感，源于中国是一个习惯于接受奴役的民族。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及礼仪四种观念混杂一起，通称为仪式，堪称“国家的胜利”；赫尔德认为，孔夫子早已被脚镣铐住，中国让“僵化的道德，约束了心灵的成长”。黑格尔认为，皇帝的过分集权与官僚系统的过分奉承，两者的合力创造了一个“只有一个人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批评，中国是个静止的毫无活力的社会，对于所有的社会变迁，都有“排拒的本能”。1957年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魏复古认为，中国以恐惧而非荣誉作为领导理念。完全恐怖，完全臣服，而至完全孤独。

不同于思想家的冷峻，作家们对中国风味始终痴迷。19世纪中期，中国劳工来到美国，随后出现的中国城，让美国人极为不安。马克·吐温曾以记者身份记录下那些以洗衣、当男仆和厨子为生的华人，作为被歧视的自成族群，蜷缩在城市角落、烟窟里的凄惶景象。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小说里，富于心机、危险、不可靠、邪恶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形象。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20世纪之交在中国居留过的法国作家用他们的文字吹起一股混杂着暴力、魅惑和怀旧情绪的 “新异国风味”。身为法国舰队司令幕僚的绿蒂跟随八国联军走进皇宫，盗走大量宝物。他眼中的中国是“少数几个至今尚存的古老文明之一，既深不可测，又辉煌灿烂”。痴迷于中国戏曲的法国公使克洛岱尔1895年抵达中国，在写给马拉美的信中说，“这块古老的土地仍然能够传播它的梦想”。随后在上海，他看到阴暗的角落、鸦片窟和妓女，“人们毫无秩序地挤成一团，当我从推推挤挤的手推车和满地垃圾间离开城门，在麻风病人和癫痫病人间，我看到割地赔款时代的来临”。

本书以3个最具美学意义的中国寓言作为完结篇：卡夫卡、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延续着欧美文学对中国元素的偏爱，展现多重记忆与经验，表现人类意识无限交叉的可能性。史景迁认为，卡尔维诺给出的答案：决定故事的不是说故事的声音，而是听故事的耳朵——同样适合于本书：中国完全没有必要改变自己，去迎合西方。